把北京帶到美國：鄭麗文舊金山演說中的習近平敘事

鄭麗文的美國之行：使自己成為美中的政治樞紐

鄭麗文於2026年6月2日展開為期16日的美國之行，這趟行程緊接在她於4月中北京的「習鄭會」以及甫於5月結束的「川習會」之後。這趟訪美行程具有多重政治意義。它一方面是國民黨對美溝通管道的重建，另一方面也是鄭麗文向美國政策圈、海外僑界與台灣選民展示其「和平路線」的政治舞台。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則更進一步指出，鄭麗文帶往美國的政治訊息，具有明顯呼應北京立場的特徵。該報指出，鄭麗文主張中華民國憲法本身已經支持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原則，並將自己塑造成比民進黨政府更有能力維持台海穩定的政治人物。這使她的訪美行程不只是對美釋疑，也成為北京偏好的敘事能否成功打入華府的一次路考。從這個角度看，鄭麗文訪美的問題不只是她能否見到美國國務院、甚至白宮的高層官員，而是她能否讓美國政策圈接受以反台獨、兩岸和解、北京善意與美中穩定為核心的台海秩序想像。

《BBC中文》將鄭麗文的訪美行放在兩個層次上理解。第一，鄭麗文需要向美方說明國民黨的兩岸與國防政策立場，回應外界對其親中路線的指控。第二，她也藉由訪美來鞏固黨內領導地位，並累積通往2028年總統選舉的政治聲量。鄭麗文訪美的對象並不限於美國政府或國會，她面對的是包含美國政策菁英、台灣藍營支持者、海外華人社群，以及正在觀察此刻到2028年台灣政局的國際輿論。

這趟行程的政治張力在於鄭麗文試圖同時處理北京、華府與台灣民眾等3種不同類型的聽眾。對北京而言，她需要證明自己能將「反台獨」的和平敘事推銷到太平洋東岸；對華府而言，她需要說明國民黨的和平路線不會削弱台灣安全，也不會成為北京對台施壓的政治籌碼；對台灣選民而言，她則必須發揮「外銷轉內需」的政治效應，將自己包裝為北京與華府都能接受的台灣領導人，證明自己比賴清德總統更能降低戰爭風險，也比國民黨內其它政治人物（例如：盧秀燕、韓國瑜、蔣萬安）更有能力同時與北京、華府交涉。

換言之，鄭麗文美國行的目的，在於將「和平」塑造成一種專屬於自己的政治資本，建立「北京願意談」、「華府可理解」的認知，並把這兩者轉化為台灣內部選舉資本。

而舊金山作為鄭麗文訪美首站，使這套安排具有歷史象徵。美西老僑社群與洪門堂口秉公總堂長期被視為中國國民黨創建過程中的物質與情感根基，回到國民黨革命敘事的海外源頭，為自己的和平路線取得歷史合法性。舊金山演說因而承接兩條歷史主線：一條是國民黨從辛亥革命、海外僑社到中華民國的正統性敘事；另一條是鄭麗文從北京行、鄭習會、兩岸和平到美中合作的戰略敘事。

這兩條一古一今的敘事在舊金山相互輝映，使她的第一場公開演說成為一場政治宣告：國民黨的革命記憶、鄭習會的政治成果，以及2028年的權力想像重新組裝成一條名為「鄭路線」的台海和平路徑。

鄭麗文的舊金山演說：到美利堅推銷習近平思想

與其將鄭麗文的舊金山演說說成是一場「鄭路線」的說明與展演，不如說是從國民黨主席的嘴巴裡說出「習近平思想」的一場演繹行動。筆者發現，在鄭麗文共63段談話中，共有34段具有明確的習近平思想痕跡，佔全文約54%。這些段落可分為3大敘事主題與6項內容，並交織出一套由內而外、層層鋪墊的論述架構。

第一層是「重新定位台灣身份型敘事」：鄭麗文透過反對台獨與強調中華民族共同體，重新界定台灣的政治邊界與身份歸屬。第二層是「中國崛起正當化敘事」：她透過中國式現代化、脫貧成就與中華文明復興，將中國的崛起包裝為民族成就與文明復興。第三層是「國際秩序重組敘事」：鄭麗文透過反冷戰、美中合作、習近平善意與第一島鏈和平繁榮化，將北京偏好的台海與太平洋秩序輸出到美國場域。換言之，鄭麗文的舊金山演說並非零散借用北京語彙，而是將習近平思想組裝成一套面向僑界、美國與台灣選舉的政治敘事工程。

上圖也提供了描述性的輔助證據。圖中列出鄭麗文舊金山演說中出現次數大於等於6次的高頻詞。「鄭麗文」、「美國」、「和平」、「台灣」、「兩岸」、「北京」、「大陸」位居前列，顯示這場演說的重心圍繞她本人、訪美場域、兩岸和平與北京因素展開。「文明」、「習近平」、「中華文明」、「中國」、「全世界」等詞也進入高頻詞群，說明她將兩岸議題推向中國崛起、文明敘事與國際秩序層次。

這組詞頻結果與後文的3層分析相互呼應：重新定位台灣身份、中國崛起正當化，以及美中台秩序重組，共同構成這場演說的核心結構。

A. 重新定位台灣身份型敘事

在鄭麗文的語境中，「反台獨」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一組互相支撐的論述結構。前者負責界定和平的威脅來源，後者負責提供替代性的政治身份歸屬。換言之，「反台獨」論述負責拆除台灣主體性，「中華民族共同體」則提供台灣被重新安置的位置。兩者合計11段，佔總段落數的17.46%。

鄭麗文沒有把「台獨」當成台灣人民可能主張的國家定位選項來討論。她把台獨處理成民進黨的政治工具、台海戰爭的風險來源，以及和平工程的主要障礙。她用「政治便利貼」貶低台獨的理念性，暗示台獨只是民進黨操作權力與動員選票的工具。她又說：「只要有效的排除掉了台獨，那麼美、中可以確保台海的穩定跟和平」，鄭麗文把台海危機的主因放在「台獨」，而非中國軍事壓力或北京對台的主權宣稱。台獨一旦被設定為最大風險，「反台獨」就自然成為和平的前提。

在排除台獨之後，鄭麗文隨即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替代性的身份基礎。她說：「大家都是一家人」，又說相信習近平的真正基礎在於「我們同屬中華民族」。這裡的中華民族不是單純的文化情感，而是一種政治秩序與身份語言。它把兩岸衝突從主權衝突轉化為國族內部分歧，也把中國對台壓力轉化為「家人」之間可以慢慢化解的歷史問題。於是，被反台獨否定掉的台灣政治出口，被重新導向中華民族內部和解的解決方案。

鄭麗文這套結構高度呼應習近平對台論述。在習近平語境中，「反台獨」與「民族復興／兩岸一家親」經常成對出現。2019年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講話中，習近平把「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稱為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要求。

而早在2014年連戰與習近平的「連習會」，習近平便已率先提出「兩岸同胞一家親」的說法，並將這種親近關係建立在共同血脈、共同歷史、共同文化與同屬中華民族之上，以中華民族共同體來界定兩岸關係的身份基礎。2024年習近平會見馬英九時，也反覆以共同血脈、共同歷史、共同文化、同屬中華民族與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建立兩岸政治連結。

因此，鄭麗文舊金山演說中的「反台獨」、「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並非兩個分離的主題，而是一套重新定位台灣身份型敘事。反台獨處理紅線邊界，告訴聽眾台灣不能走向台獨，因為台獨會造成戰爭、破壞美中穩定並讓台灣成為戰場。中華民族共同體處理正面歸屬，告訴聽眾台灣應回到兩岸一家人、民族復興與和平協商的框架中。其最終效果，是將台灣問題從「主權與自決」的定位，轉向「民族和解與和平管理」的框架。

鄭麗文在舊金山演說中，一方面以「大家都是一家人」、「我們同屬中華民族」重建兩岸身份連結，另一方面又把「排除台獨」設定為美中確保台海穩定的條件。這套說法的核心效果，是將「台灣問題」從民將黨政府設定主權與自決的框架，轉向民族和解與和平管理的框架。透過劃出「反台獨」的紅線，告訴聽眾台灣不能走向台獨，因為台獨會造成戰爭、破壞美中穩定並使台灣成為戰場；「中華民族共同體」則提供歸屬，告訴聽眾，台灣應回到兩岸一家人、民族復興與和平協商的秩序中。

B. 中國崛起正當化敘事

本組言論闡述的是中國崛起如何被鄭麗文重新包裝為具有歷史正當性、文明正當性與世界正當性的政治敘事。當中可區分為「民族復興下的中國成就」與「中華文明崛起」兩項次主題。兩者合計6段，佔總段落數的9.52%。

在鄭麗文的舊金山演說中，中國大陸被重新描述為中華民族現代化成就的承載者。中國崛起也被放入中華文明復興的長時段敘事中。「民族復興下的中國成就」替中國大陸建立歷史成就感；「中華文明崛起」則降低中國崛起的威脅感，將其塑造成世界應當接納與理解的文明復興。

鄭麗文首先肯定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化成就。她說，大陸在短時間內於現代化道路上締造了「超越全世界人類期待的成果跟成就」。她接著又稱「超過10億人的脫貧」是歷史奇蹟，並把這項成果稱為「中華民族的成就」。這兩段話明顯接近習近平時代的政治語彙。習近平在2023年「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曾表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用幾十年時間走完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並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蹟」。鄭麗文所說的「短時間」、「現代化道路」與「超越期待的成果」，正好對應這套「中國式現代化」敘事。

「打贏脫貧攻堅戰」也是習近平執政以來最具代表性的政績敘事之一。中共官方長期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包裝為中國共產黨治理能力、制度優勢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鐵證。鄭麗文在舊金山演說中引用這套敘事，並將其稱為「中華民族的成就」，等於把中共政績轉化為跨海峽兩岸共享的民族光榮。這種說法把中國從當前台灣民進黨政府安全敘事中的威脅來源，搖身一變轉化為現代化成就的代表，直接削弱台灣社會將中國視為外部威脅的認知基礎。

接著，鄭麗文將中國崛起放入「中華文明」的長時段敘事之中。她說，中華文明從來不是單一的，而是不斷融入不同元素、仍然活著並持續成長的文明。她又強調，「中華文明的崛起不是對其他文明的威脅」。這一組論述接近習近平關於「五千多年中華文明」與「文明交流互鑑」的語言系統。中國崛起在這裡被轉化為文明復興問題。文明語言提供柔性包裝，使中國崛起看起來像是古老文明重新綻放生命力，而非權力擴張或勢力範圍重組。

鄭麗文也直接使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一核心術語。她說：「我們共同來定義什麼叫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並不是要取代別人，我們更不是要摧毀別人，我們也沒有要威脅別人。」這段話與習近平外交語言中的「和平發展」、「不稱霸」、「不擴張」、「不挑戰和取代美國」高度接近。習近平在2023年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時曾說，中國尊重美國利益，不會挑戰和取代美國。他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也說，中國發展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都永遠不稱霸、不擴張。

「中國崛起正當化敘事」的核心邏輯，是把中國現代化與脫貧成果說成中華民族共同成就，再把中國崛起包裝為中華文明復興，最後以和平發展語彙降低外界對中國強大後的威脅疑慮，主要目的為淡化中國作為威權政權與安全威脅的認知。

C. 國際秩序重組敘事

在這一組敘事中，鄭麗文把台海問題從兩岸爭議拉高到美中關係與太平洋秩序的層次。她一方面以「反冷戰」語言主張美中合作，另一方面把習近平塑造成願意為兩岸開啟和平的保證者。這兩項次主題合計17段，佔總段落數的26.98%。

在鄭麗文的舊金山演說中，台海問題被安排為美中關係能否走向合作、第一島鏈能否脫離戰爭前線、東亞能否進入和平繁榮時代的關鍵節點。「反冷戰思維下的美中合作」將台海問題移出民主陣營制衡中國的安全架構中，並重新置換為美、中共同管理風險與共享繁榮的議題；「作為和平保證者的習近平」則將北京最高領導人的善意，塑造成台海和平路線得以成立的政治前提。

鄭麗文首先以「反冷戰思維」語彙重新安排美、中、台三角關係。她說：「我不需要在美國跟中國之間做選擇，我們統統都要」，又說兩岸和平若要永續、穩固與制度化，不能缺少美國。這一組語言將台灣從美、中競爭中的安全前線，重新描述為美、中合作就能共同穩定的場域。她沒有把美國放在台灣安全保證者的位置，也沒有把中國放在台灣安全威脅來源的位置。她將美國設定為兩岸和平制度化的一角，並把美、中合作視為台海穩定的必要條件。這使台灣問題從國際民主同盟與中國威脅的框架中被移出，轉向美、中協調與兩岸和解的秩序想像。

鄭麗文接著把自己的北京行「鄭習會」與川普訪問北京的「川習會」相提並論，用來證明兩岸和平與美中合作正在形成同一個歷史趨勢。她說「鄭習會」與「川習會」釋出「一模一樣的政治訊息」，也就是美、中要營造友好關係、建立穩定的戰略合作關係，並管理可能造成衝突的風險。

鄭麗文又將「台獨」稱為最大的風險，這段話把鄭麗文放大到美中台三角的樞紐位置。她以國民黨主席身份宣稱自己能先取得北京信任，再向美國傳遞和平訊息。「反台獨」因此不再只是北京的對台紅線，而被設定成美、中共同維持台海穩定的必要條件。

這裡可以看出習近平外交敘事中的「反冷戰思維」、「反陣營對抗」、「大國關係穩定」與「合作共贏」語言。鄭麗文沒有直接照抄北京官方文件，而是將這套語言加以處理為美國僑界與政策圈聽得懂的說詞。她要傳達的訊息是，台灣若要避戰，就必須接受一套以美中合作、兩岸和解與反台獨為核心的秩序安排。

「第一島鏈和平繁榮之鏈」則是這套國際秩序重組敘事中最具創造性的語彙。鄭麗文主張應結束冷戰思維下的第一島鏈，把它從「東西衝突的前線、戰爭的前沿」翻轉為「和平繁榮之鏈」。她接著將日本、韓國、中國東南沿海、台灣、香港、新加坡與美國西岸放入同一個跨太平洋經濟合作想像中，強調人才、資金、市場與供應鏈可以進行整合，讓所有人分享和平紅利。

這一組論述是將第一島鏈的安全意義去軍事化。第一島鏈原本是美、日、台、菲安全地理中的重要概念，涉及海權、嚇阻、民主同盟與對中國軍事擴張的制衡。鄭麗文將它改寫為經濟整合、供應鏈合作與和平紅利的場域。這種改寫削弱第一島鏈作為安全防線的戰略意涵，也將台灣從民主同盟前沿，重新安置為跨太平洋繁榮鏈條中的一個節點。從這個角度看，鄭麗文是在替北京除魅，也是在對抗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秩序（FOIP），提出一套以去軍事化、去同盟化與經濟整合為核心的太平洋秩序替代方案。這也無疑是呼習近平過去所說，「太平洋夠寬廣，容納得下中美兩國」的話語。

最後，鄭麗文將習近平本人塑造成台海和平的關鍵保證者。她說自己必須取得北京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毫無保留的誠意跟善意」，並證明習近平「願意為兩岸開啟和平」。她又說，之所以敢相信習近平，其基礎在於「我們同屬中華民族」。台海和平的可行性在此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是習近平本人所表達的善意，二是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身份紐帶。和平因此連接到北京最高領導人的意志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情感基礎。

在這套敘事下，台灣的位置被重新安排。台灣不再被描述為民主陣營面對中國擴張的前沿，也不再被承認為具有自主意志的政治共同體。它被放入美中合作、兩岸民族和解、第一島鏈去軍事化與習近平善意所構成的秩序想像中。其效果是淡化台灣作為民主安全共同體成員的意義，也削弱台灣／中華民國面對中國威脅時所需要的主權聲稱。

從中山陵到舊金山：鄭麗文從國族敘事中介者到國際秩序中介者

鄭麗文的中山陵演說與舊金山演說之間，呈現一條清楚的論述蛻變軌跡。

鄭麗文中山陵演說的分析，參見：〈中山陵前的說書人？拆解7位藍營領導人的3種話語政治類型〉與〈背離孫文的中山陵演說，如何將臺灣納入中國的國族歷史敘事陷阱？〉

中山陵演說的主要功能，在於把台灣史重新接入中共版本的中華民族百年屈辱史觀。鄭麗文將台灣殖民記憶、白色恐怖受難者、蔣渭水、台灣文化協會與反帝國主義語言帶進中山陵場域，使其演說不同於過去藍營領導人較常使用的孫文、國民黨正統、中華民國歷史與兩岸和平語言。她表面上提高台灣史的能見度，實際上卻將台灣的殖民經驗與反帝國語言重新接合到中國近代苦難、民族復興與兩岸和解的大敘事中。台灣史因此成為中國近代史的台灣篇章，台灣主體性的生成意義也被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敘事秩序當中。

舊金山演說則構成第二階段。鄭麗文延續中山陵演說中的中華民族、兩岸一家親與中華文明語言，並將其推向美國僑界與美中台戰略場域。她在舊金山直接將反台獨、台海避戰下的和平、美中合作、習近平總書記的善意、川習會、鄭習會與第一島鏈和平繁榮之鏈連接起來。這使中山陵建立的「民族—歷史」框架，進一步轉化為「美中台—戰略秩序」框架。台灣在此不再只是中國國族歷史中的一部分，也被安排為美中共同管理風險、兩岸民族和解與第一島鏈去軍事化的關鍵節點。

這種轉變顯示鄭麗文的敘事策略，她先從北京的角度界定台灣在近代史中的被殖民地位，再整併台灣人的身份歸屬於中華民族，最後把北京偏好的台海與太平洋秩序輸出到美國。

這套論述工程並非由習近平啟動，而是由「台灣的中國人」鄭麗文主席發動，即便習近平曾於2012年以中國國家副主席身份訪美前表示，太平洋夠寬，能容納中、美兩國。也正因如此，分析鄭麗文不能停留在「親中」或「代理人」的政治標籤。鄭麗文的特殊性在於，她以台灣國會多數黨的政黨領導人的身份，主動將北京的對台敘事和大膽的太平洋秩序想像帶入台灣與美國場域。

習近平是否直接要求鄭麗文在美國這樣說，我們不得而知，機率看來也不高。北京偏好的敘事不必由北京親自出手，也能經由台灣政治人物之口，包裝成和平、避戰、民族情感與美中合作的語言，打包送進美國。北京偏好的秩序不必透過直接命令進入台灣與美國場域，邊陲內部行動者可以主動承接、包裝並輸出這套語言。

做為中華帝國中介人的鄭麗文

美國學者耐克森與賴特（Daniel Nexon & Thomas Wright）所說的中介人（intermediary），正適合用來理解鄭麗文在這裡扮演的角色。耐克森與賴特在〈美國帝國論戰的核心爭議為何 〉（What’s at Stake in the American Empire Debate）一書中，將帝國理解為一種關係結構，而非單純的領土殖民。他們認為帝國的關鍵特徵之一是透過中介人（intermediaries）進行統治；帝國秩序中的國際關係並非「國家對國家」的，而是「帝國核心、地方中介者、邊陲行動者」之間的互動。他們也指出，帝國核心面對的特殊難題之一，是如何向不同受眾合理化它與邊陲之間的安排。

確實，台灣民主化的經驗是使台灣民眾學習以台灣為主的敘事觀點、而非「大中國」作為身份主體，或者說，以台灣為中心出發認識世界。但是，無論是對北京還是對華府而言，台灣就是雙核心關係下的邊陲。嵌入邊陲社會的中介人，必須能用地方社會熟悉的語言說話，並讓核心偏好的安排看起來具有地方的正當性。

再者，中介人連接帝國核心與邊陲場域，並將核心的權力偏好、秩序想像或政治條件，帶入地方社會。第三，中介人必須具有轉譯功能，他／她不能原封不動地複製來自帝國的命令，必須將來自核心的語言翻譯為較容易被地方接受的語言。

最後，中介人保有有限的能動性，他／她可以向核心討價還價，也可以為自己的政黨利益、選舉利益或歷史角色服務。這一點使中介人不同於受外力操控、缺乏自主決策能力的政治傀儡（puppet），也不同於帝國核心正式派駐到邊陲地區的統治者，即殖民地總督（colony governor）的角色。

由此可見，今天鄭麗文的角色為北京所重用的中介人。她將北京對台紅線、民族共同體敘事、中國崛起正當化、反冷戰思維與第一島鏈去軍事化想像，重新組合成海外僑界、美國聽眾與台灣藍營支持者較容易接受的和平路線。

鄭麗文將自己放在北京、華府與台灣選舉之間，宣稱自己能先取得北京信任，再爭取美國理解，最後把這套安排轉化為國民黨重返執政的政治資本。這正是耐克森與賴特所提醒的帝國關係特徵：核心權力最有效的運作方式，往往並非直接對邊陲發佈命令，而是透過邊陲內部的中介人施行，使核心偏好的秩序看起來像是邊陲自己的和平選擇。

鄭麗文的美國之行還會冒出什麼令人驚豔、讚嘆，抑或是令人瞠目、錯愕的火花？為期2週的行程還很長，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