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陵前的說書人？拆解7位藍營領導人的3種話語政治類型

鄭麗文不是中國國民黨第一位女性主席，也不是第一位帶有濃厚紅統色彩的主席，但他卻是近11年以來唯一成功與中國國家主習習近平見到面、握到手、談到話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這次鄭出訪中國，究竟有何特殊之處？

從國際格局看，這是在美、中競爭加劇的背景下，臺灣內部親中勢力的重要政黨領袖，與習近平再一次對外展演「共、國統一戰線」的政治畫面；再者，美、以對伊朗的戰爭尾大不掉，加上年初格陵蘭爭議，美國總統川普進一步失去歐洲國家的信任。而北京近來亦積極以溝通、斡旋與支持停火的姿態介入伊朗戰事相關外交，國際聲望的天秤似乎又往北京的方向滑動了一些。

從國內政治看，自2024年以來，居立院多數的藍白陣營阻礙民進黨政府施政迭有成效，先是以《憲法訴訟法》破壞臺灣權力分立的憲政結構，之後挺過「大罷免」，民國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迄今仍卡在立法院，在黨內「友美派」叫陣下持續杯葛民進黨政府對美軍購。2025年10月上任的鄭麗文雖未全程參與前段過程，但光是後兩項「政績」卻無疑已成為她「親中、反美、反獨」路線最鮮明的「政治資產」，也讓她終於取得會見習近平的進場資格。

雖說包括鄭主席在內，臺灣政要是否具備「進場資格」，早已經通過中共的情資系統反覆盤點與評估。正如江蘇省委書記信長興會見鄭主席時所說的那句：「我也看過妳一些視頻……」。既然是中共近身觀察的對象，自落地起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自然都成了某種真人實境秀。對一位剛上任的國民黨主席來說，臨行前赴桃園大溪謁陵，落地後再到南京中山陵宣讀祭文，幾乎已是泛藍陣營的老劇本了。自2005年「連爺爺回來了」的連戰，到緊接其後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進京」之前，皆沿著同樣的路徑拾階而上。

真正值得細看之處，是如何在正式踏入中南海的政治舞台之前，先於南京中山陵博愛廣場替自己、也替中國國民黨（親民黨）重新開場，正式遞出一張屬於自己的名片。

然而，此次鄭麗文的中山陵演說之所以發人議論，不僅在於她提出了一個不同於其他藍營領導人關於連結起國民黨與兩岸關係的敘事，更在於她把孫中山、臺灣殖民經驗、歷史創傷與兩岸和平重新編織進一套中國敘事之中，藉此重新賦予國民黨回應創傷、推動修復的歷史主動性，而這整套安排又與中共的基本歷史—政治敘事框架高度相容。

以下我們將從2005年4月與5月，分別由時為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和平之旅」與「搭橋之旅」中於中山陵博愛廣場前的演說開始，細數7位藍（橘）營高層在紫金山南麓腳下，如何競逐歷史的解釋權。

中山陵前，「誰」在說「什麼」？

在進入文本分析之前，我們先看看這7篇演說的基本輪廓。從演說篇幅出發，連戰與宋楚瑜的演說字數旗鼓相當，約在1,100-1,200字之間，鄭麗文的演說篇幅最長，達3,124字。相較之下，吳伯雄、洪秀柱與馬英九的談話相對精簡。在這當中唯一以中華民國政府官員身份發表談話的陸委會主委王郁琦的發言僅有295字，最為簡短。此外，報載吳伯雄於2009年祭拜孫文時亦曾發表談話，但可能實在過於簡短，且未能在網際網路上找到談話全文資料而未納入本次分析的語料庫中。

這次我們採用三種文本探勘的方法作為輔助，協助讀者們進入文本的世界。第一種方法，是運用R語言的quanteda套件擷取7篇演說稿的關鍵詞（keyness），下文圖表一呈現的是每篇講話中最具比較優勢的代表性詞彙，而非每一篇講話中最常出現的詞，藉此辨識各篇演說的代表性語言特徵；第二種方法為詞頻比較（見下文圖表二）。本文將資料分為鄭麗文與非鄭麗文兩組，抽取鄭麗文演說中詞頻最高的28個詞彙，並與其餘六位藍（橘）營高層演說中的相對詞頻進行對照，以凸顯鄭麗文在政治語言上的明顯偏移；第三種方法（圖表三），則是把七篇講稿切分到句子層次，並以大語言模型ChatGPt5.4輔助判讀句子主題，觀察各篇敘事重心的分布差異。

若從7篇講話的關鍵詞分布（圖表一）觀察，南京中山陵雖是共同的政治記憶場域，卻沒有生產出單一一致的話語模式。孫中山固然是所有人共享的象徵資源，但每位發言者都依照自身所處的政治情境，重新編排了這個象徵的意義。

整體而言，7篇講話大致可區分為3種論述型態：

（A）國民黨正統與民（國）族復興型

連戰：以中山先生之名召喚民族前景

連戰演說的關鍵詞包括「市民同胞」、「親愛的」、「團員」、「全心全意」、「民族」、「中華民族」、「大陸」、「革命的先行者」與「中山先生」。這組詞彙顯示，連戰的講話一方面具有強烈的群眾互動色彩，另一方面也把中山陵參訪置入「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敘事之中。在講說中，連戰反覆呼喚「南京市民同胞」、強調訪問團的集體到訪，並將孫中山描述為以民主、自由、均富理念「全心全意」追求民族復興的革命家與政治家。連戰這篇講話的核心，是先以孫中山作為兩岸共同尊崇的革命先行者，再把這一象徵一路延伸到中華民族在21世紀「奮發圖強」的集體想像。

從主題分布來看，連戰最明顯的特徵，是現場致意與情感語言占比最高，達40%，其次是民族復興與中國前途想像（25%）與緬懷孫中山精神與事蹟（20%）。這表示他的講話帶有很強的公開群眾演說風格，一方面對現場民眾、中山陵管理單位、大陸方面表達感謝與互動，另一方面把中山先生的遺志連結到民族振興與時代使命。整合兩者可見，連戰的中山陵講話最像一場以紀念孫中山為名義、以群眾互動為形式、以民族振興為目標的政治展演。而非臺灣社會較熟悉的那個帶有世家色彩的「連家公子」。

宋楚瑜：中山先生的正統競逐者

宋楚瑜演說的關鍵詞包括「親民黨」、「信徒」、「中山先生」、「中國人」、「心心念念」、「希望」、「尚未完成」、「富強」與「大學之道」。相較於連戰的情感式動員，宋楚瑜更強調個人的政治信仰與不同於國民黨的「親民黨」政治身份，對孫文道統承擔與文化正當性。他多次把自己界定為「孫中山的信徒」，也強調親民黨的名稱來自《大學》中的「親民」，讓政黨理念與中華文化、民族富強、華夏團結互相扣連。

主題分布上，宋楚瑜演說的主題則更集中在民族復興與中國前途想像（35%），其次是兩岸和平發展願景建構（24%）與國民黨正統與黨史傳承（18%）。這三項主題都比連戰的佔比更高。在2005年親民黨立委大量「回歸」國民黨的背景下，宋與連一別苗頭的意味濃厚。整體而言，宋楚瑜的中山陵講話以「孫中山信念繼承者」為核心定位，將兩岸中國人與尚未完成的華夏復興使命連結起來，重點落在推銷親民黨、個人政治理念的宣示與強調使命擔當。

吳伯雄：忠黨的信差

吳伯雄是以國民黨榮譽主席的身份赴中，其時黨主席是輔選就任總統半年的馬英九。換言之，「伯公」並非實質掌權者，而是以「馬英九代理人」的身份赴中交流。其演說中的關鍵詞包括「國民黨」、「人民最大」、「中山陵」、「稟告」、「感情」、「國民黨訪問團」、「南京」、「邀請」、「組織」與「在天之靈」。原文中，吳伯雄強調此次訪問團是應中共中央總書記邀請而來，並以「向總理在天之靈稟告國民黨的歡欣與痛苦」來描述此行的象徵意義。這裡的「稟告」尤其關鍵，因為它將中山陵祭告轉化為一種黨史與政治命運的報告儀式：國民黨曾經失去執政權，如今重新取得執政，於是可以來到總理陵前報告成果與責任。

此外，「人民最大」這一題詞也很重要，它把國民黨重新執政的正當性，與服務人民、汶川震災的救災行動、兩岸良性互動等治理表述連接起來。吳伯雄的講話因此最能體現「以黨之名向中山先生報告」的國民黨正統型論述。在主題分布方面，毫無意外，國民黨正統與黨史傳承高達 50%，兩岸和平發展願景建構占 33%。「伯公」的講話重心相當明確：國民黨作為歷史主體，回到中山陵向總理「稟告」，並將重新執政與兩岸和解包裝為對黨史與歷史責任的回應。和連戰與宋楚瑜相比，吳伯雄的講話更像政黨代表的歷史儀式語言。

洪秀柱：在敗選陰影下和平發展許諾

洪秀柱在2016年10月底前去中山陵，時值2016年民進黨在總統與立委選舉都大勝的情況下，以敗選黨主席兼「換柱風波」主角的雙重身分訪中。她演說中的關鍵詞包括「祭拜」、「一生」、「總理」、「革命的先行者」、「心情」、「兩岸」、「中山陵」與「中山先生」。這些詞讓她的講話呈現濃厚的祭文語氣與誓詞色彩。她反覆強調自己是懷著虔誠、複雜而感懷的心情來祭拜「中國國民黨永遠的總理」，同時又把兩岸和平發展提升為一種向總理所許下的歷史承諾。

主題分布上，她的六項主題最平均，現場致意與情感語言占27%，其餘緬懷孫中山精神與事蹟、兩岸和平發展願景建構、國民黨正統與黨史傳承各約 20%，民族復興與中國前途想像約13%。這表示她的講話兼具祭文、黨史與兩岸願景三種功能，既追思總理，也表達愧對與承諾，同時把和平發展說成應完成的歷史使命。

（B）兩岸政策與和平治理型

王郁琦：以三民主義臺灣經驗向國父致敬

王郁琦是語料庫當中唯一以正式政府官職赴中山陵致祭的政府高層，除最為簡約以外，將紀念中山先生與當前政策合法性緊密銜接為其主要特色。王郁琦關鍵詞相對集中，只有「國父」、「兩岸關係」、「和平」、「兩岸」等少數幾個。其重心並不在情感鋪陳或黨史追憶，而在於肯認孫中山所創建的中華民國及其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憲政理念在臺灣已獲具體實踐，並進一步把 2008年後建立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的制度化協商與交流，界定為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關鍵。

主題分布也顯示，王郁琦的講話在「緬懷孫中山精神與事蹟」、「兩岸和平發展願景建構」與「現場致意與情感語言」三者之間平均分配，各占 33%。整體來看，王郁琦最接近官式論述，中山陵的紀念功能，被轉化為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路線與和平治理邏輯陳述，這與他作為陸委會主委的身分相當一致。

馬英九：振興中華，捨我其誰？

前總統馬英九此次中國行的目的，是以率領「大九學堂」參訪中國大陸為名，馬英九在中山陵演說的關鍵詞包括「振興中華」、「同學」、「同仁」、「中國」、「國父」、「推翻滿清」與「兩岸」。這組詞反映出他的講話不只是單純致祭，也包含明顯的歷史教育與政治啟蒙功能。原文前段用大量篇幅回顧滿清腐敗、列強侵略、不平等條約與國勢危殆，接著才帶出國父如何透過興中會、革命行動與建國理想改變中國命運。這使得「推翻滿清」、「中國」、「國父」成為高度辨識性的核心詞。同時，由於馬英九此次是帶著馬英九基金會同仁與「大九學堂」同學前來，因此「同學」、「同仁」這兩個場景性詞彙也被拉升。

最具代表性的詞仍是「振興中華」，因為馬英九明白提出「和平奮鬥、振興中華」作為當下兩岸中國人的共同目標與責任。這篇講話將歷史記憶、青年教育與兩岸民族敘事結合起來，形成一種較具教化色彩的政治演說。主題分佈兩個核心主題包括懷念孫中山精神、民族復興與中國前途想像，兩者各占 36%，而兩岸和平發展願景建構占 21%。和前面四位黨主席相比，馬英九在「國民黨正統與黨史傳承」上的比重為零。他為何不再於中山陵確認國民黨的正統地位，我們無從斷言；但至少從這篇講話可以看出，他更有意識地把自己的位置安放在「振興中華」這條更宏觀的歷史使命線上，將民族的敘事推到前景。

以上六位藍（橘）營領導人的中山陵演說，大體上都沿著「中山陵—國民黨—兩岸」這條共同軸線展開。先以孫中山與中山陵作為歷史正統與精神源頭，再由國民黨（親民黨）等政治承繼者接續這條歷史脈絡，最後延伸到兩岸和平、民族復興或中國前途的願景。差別只在側重點不同。

連戰與洪秀柱著重最傳統形式上的追思與致敬，他們從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犧牲奉獻、天下為公出發，再延伸到民族振作與兩岸和平；宋楚瑜與馬英九較為強調民族復興與中國前途想像，兩人都強調中國富強、中華復興、歷史責任，只是宋楚瑜更有信念宣示感，馬英九更偏歷史教育與文明敘事。

吳伯雄與王郁琦，則更靠近國民黨正統與兩岸政策表述。吳伯雄的語言裡，國民黨主體性很強，帶有向總理「稟告」的意味；王郁琦的講話最精簡，也最偏制度化、政策型的兩岸和平語言。

（C）歷史記憶與臺灣詮釋型

鄭麗文：把臺灣史帶回中山陵的人

從詞頻比較圖（下圖表二）可見，鄭麗文（2026）的講話雖然仍與前六篇共享若干中山陵論述中的關鍵詞，如「中山先生」、「國父」、「兩岸」、「國民黨」與「和平」，但其語彙重心已明顯轉向「臺灣」、「臺灣人」、「日本」、「殖民地」、「帝國主義」、「白色恐怖」與「蔣渭水」等過去六次演說中不曾使用過的詞彙。鄭麗文的中山陵演說一反過去傳統國民黨的陵前致敬與兩岸和平論述，將中山陵重新轉化為一個重述臺灣殖民歷史、民族解放記憶、反帝國主義與和平修復責任的政治敘事現場。

這種轉向也清楚地反映在主題分布之中。鄭麗文的「臺灣殖民經驗與抗爭記憶」高達 64%，在她之前的六位高層領導從未在中山陵前發表過類似的主題；相較之下，「兩岸和平發展願景建構」僅占16%，「現場致意與情感語言」占7%，「緬懷孫中山精神與事蹟」與「民族復興與中國前途想像」各占5%，「國民黨正統與黨史傳承」更只有3%。

主題的分佈軌跡與她18歲時政治啟蒙於民進黨新潮流系，卻在36歲後將後半輩子的仕途掛單於國民黨的發展路徑符合若節，她對這個所謂的國民黨正統與歷史傳承沒有什麼多所依戀的理由；至於民族復興與中國前途想像的重擔...在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前，說得好聽些，是不合時宜地越俎代庖，說得難聽些，是喧賓奪主，更是大逆不道的「僭越」。在「祖國」的天子腳下，鄭麗文能做而「黨國」做不了的，是顯示她如何使這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蕞爾小島，在遞交投名狀時能夠發揮最大邊際效益。

更進一步看，鄭麗文這場演說之所以與眾不同，在於她完成了一次來自社會主義者/當代中共國際領域鬥爭視角的敘事重組（圖四）。

如前所述，前六位政治領導人皆沿著「孫中山→國民黨→兩岸」這條路徑展開，鄭麗文則改由「臺灣近代歷史／日本殖民記憶→重新理解孫中山→重新定位國民黨→和平修復」這條路徑組織他的中山陵演說。她讓臺灣近代歷史成為重新理解孫中山與國民黨的入口；她也不再只把孫中山單純地符碼化為國父、總理或如學舌鸚鵡般學著對岸的話語比做「革命的先行者」，而是將其重新安置在日殖時期臺灣知識人反帝國主義與民族解放想像的重要啟發源頭，孫中山的意義被從「中國國民黨的政治阿祖」搖身一變成日殖時期臺灣知識份子群體與東南亞弱小民族完成自身解放想像的一個起點。

相應地，國民黨也不再只是孫文正統承繼者，而被賦予了更強的歷史能動性，正因其承接了國共內戰、二二八事變與白色恐怖之後的歷史傷口，也就更有責任以和平與和解來完成修補。

換句話說，日殖與國民黨威權統治共同構成臺灣近代歷史記憶中的創傷來源，孫中山提供反殖思想資源與正統來源，國民黨則被重新安放為歷史創傷的回應者與和平修復責任的承擔者，最後共同收束到「和平修復」這項歷史任務。而要讓這套「和平修復」敘事落到實處，還需要一位能夠把受難記憶重新接上兩岸和解的人物。鄭麗文選中的，正是陳明忠。曾為中共臺灣省工委會成員，遭國民黨囚禁廿一年的陳明忠是鄭整套「和平修復」敘事裡極關鍵的支點。

在鄭麗文的演說中，陳明忠所代表的國民黨威權統治下政治受難者的身份被重新轉譯了。她特別強調，陳明忠在連戰的「和平之旅」前走進國民黨中央黨部發表演說，不是為了「討公道」，而是希望同樣的苦難不要再發生在任何一個臺灣人身上。在這套敘事安排中，政治受難者記憶被臺灣當前從追求真相、究責等轉型正義的政治脈絡語境中抽離，重新接合上兩岸和解與和平修復的正當性敘事。換言之，陳明忠在這篇演說中扮演的是國民黨取得「和平修復」道德授權的樞紐位置。通過「陳桑」，臺灣威權創傷被重新接上國共和解與兩岸和平的大敘事之中。

循著這條線往下看，鄭麗文在中山陵談話中的「和平」已脫離《國統綱領》式「以交流促進了解、以互惠化解敵意」般的政策話語，轉化為一項帶有避免悲劇重演意味的修復工程。她讓臺灣近代苦難的歷史變成敘事樞紐，也重新改寫了過去孫中山、國民黨與兩岸之間原本較為單線的敘事法，使之成為一個孫中山、國民黨、臺灣近代苦難歷史與和平修補四要素之間彼此牽動的四重結構（見上圖表四）。

在此結構之下，鄭麗文的論述其實是將臺灣重新放回中國的國族—歷史敘事之中，而不是讓臺灣爭回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下篇接續：〈背離孫文的中山陵演說，如何將臺灣納入中國的國族歷史敘事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