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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說啥?(上):解讀中共《歷史決議》的文字密碼

2021/12/08 倪世傑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究竟透露了哪些訊息?當中所通過的第三份歷史決議究竟說了些什麼,...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究竟透露了哪些訊息?當中所通過的第三份歷史決議究竟說了些什麼,又「沒說」些什麼? 圖/美聯社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究竟透露了哪些訊息?當中所通過的第三份歷史決議必須《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三次歷史決議)究竟說了些什麼,又「沒說」些什麼?近期以來成為華語世界與非華語世界普遍關注的焦點。不過,要理解第三份決議內容,必不可免的,需要瞭解中共黨史,對一般讀者而言,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簡單的事,但是仍有必要簡單地幫讀者為第三份歷史決議之前中共的前兩個歷史決議劃一下重點。畢竟,中共建黨百年(1921-2021)以來,也只有這三份歷史決議。

其實不光是對政治透明度相對較差的中共與北韓,包括每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媒體記者以及你的伴侶,每日每夜都試圖以文字、語言以及各種顯而易見的符碼影響其他人對其意象(images)的認知以及引發行為上的改變(或持續),應用在政治領域就是吾人所熟悉明之為「政治宣傳」的工程。尤其面對在當年政治透明度相當低的蘇聯與中國,外界要如何從其主動公布資訊的「蛛絲馬跡」中一窺其政治發展的堂奧?

政治性的文件、領導人的話語甚至通過《塔斯社》(TASS)、《新華社》新聞片段中透露的「座次安排」莫不透露著豐富的政治訊息。

冷戰年代,一種名為「操作碼」(operational code)的技術自美國情報機構產生,從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語言中所呈現的世界觀與信念體系判斷其在外交政策上可能的發展方向。時至今日,即便已經邁入了數位時代,政治宣傳的本質並未改變,政治領導人依然通過語言與文字等符碼輸送其世界觀、信念體系、敵友觀念、重新闡釋過去的歷史,以及揭櫫未來發展的方向。

職是之故,在特定的歷史時序中,領導人或政治綱領性文件說了什麼、又沒說些什麼,也就成為政治分析家關注的對象。本文將從「錯誤」、「階級」以及「國族」這三組詞彙所形成的三個維度對中共這三份歷史文件進行解讀,企圖勾勒出中共在這跨時約四分之三個世紀的時間中,中共中央係如何看待「我是誰」以及「政治衝突的性質」。

透過對中共這三份歷史文件進行解讀,可以勾勒出中共在這跨時約四分之三個世紀的時間裡...
透過對中共這三份歷史文件進行解讀,可以勾勒出中共在這跨時約四分之三個世紀的時間裡,如何看待「我是誰」以及「政治衝突的性質」。 圖/法新社

▌第一份歷史決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45年,毛澤東首次採用這種手段,清算黨內的國際派,這包括了被封為右傾機會主義的陳獨秀,左傾盲動主義的瞿秋白、左傾冒險主義的李立三、左傾教條主義的王明博古(即三次左傾錯誤)。

為什麼在共產黨內「左傾」反而是個問題?去韓國餐廳點了一份烤五花肉卻嫌五花肉太肥了?問題在於這些「左派」,或稱與第三國際關係千絲萬縷的「國際派」過於聽從莫斯科的指揮,並把中國邁向共產主義的鬥爭生搬硬套進「中央城市無產階級工人」打倒資本主義的所謂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上,忽略了中國農民仍佔人口絕大多數,沒有顧及到中國革命所身處的社會與經濟現實,沒有「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漠視了工農聯盟在中國推動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性。

也只有到以毛澤東為首的新統治集團在「遵義會議」時清算了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奪取了黨中央,

「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問題的會議。」(共產黨新聞,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是中共黨史中重要的事件,毛澤東掌握了黨機器,翌年完成了長征,1942年進行延安整風,狠狠地打擊了黨內的國際派與知識份子群體,確立自己觀點與路線的正確性,作為中共黨史上第一份歷史決議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目的在於通過「反省與總結黨的歷史」的方式確立毛路線的正當性。

毛澤東首次採用「歷史決議」這種手段,清算黨內的國際派。 圖/法新社
毛澤東首次採用「歷史決議」這種手段,清算黨內的國際派。 圖/法新社

中共黨史上第一份歷史決議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目的在於通過「反省與總結...
中共黨史上第一份歷史決議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目的在於通過「反省與總結黨的歷史」的方式確立毛路線的正當性。 圖/法新社

▌第二份歷史決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1年,鄧小平發起了另一項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主要的目的在於反省由毛澤東及四人幫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並對毛澤東及其意識形態的歷史作用進行評估。決議中認為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其功績在於毛澤東思想的靈活性,從中國實際狀況出發制定黨的發展方向,即實事求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此即群眾路線;不盲從理論教條,根據本國實際出發和依靠本國人民力量,找出適合本國情況的發展道路就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這表現在不盲從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從中國歷史與社會狀況的實際狀況出發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渡階段,釐清中國內部個階級之間的關係,建立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相關的學說,豐富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以及在農民人口眾多的國家內建立了無產階級政黨,依靠黨的建設繼續抵抗資產階級思想與官僚主義的侵蝕,通過鬥爭打擊敵人、團結同志,終究成為領導中國的黨。

而毛澤東最大的過錯就在於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對不該進行階級鬥爭的對象以階級鬥爭之名進行殘酷的階級鬥爭,造成大量同志遭到壓制和打擊,對國家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

這兩份都是具有戰略與黨內共識的歷史性文件。通過批判黨的前任領導人及其在重大事件上的策略因應,從後繼者的角度對過去黨的錯誤進行權威式的評價,2021年習近平在中共建黨百年之際發表名為《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亦離不開這個「傳統」。

關於這份決議的重要內容及其相關評論,華文與非華文媒體在決議十九屆六中全會結束後的五天,即11月16日公佈後已多有所陳述,本文不再贅述,也不對任何關於中共二十大前的政治發展以及媒體、觀察家等最熱衷管窺的中共黨內派系鬥爭動態進行任何缺乏根據、捕風追影地揣測——僅以這三份歷史決議為文本,從「錯誤」、「階級」與「民族」這三個關鍵詞為引,從文字探勘的的角度探索這七十六年(1945-2021)來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變遷。

1981年的鄧小平(圖左)與胡耀邦(圖右)。鄧小平發起了另一項名為《關於建國以來...
1981年的鄧小平(圖左)與胡耀邦(圖右)。鄧小平發起了另一項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主要的目的在於反省由毛澤東及四人幫發動的文化大革命。 圖/美聯社

2021年習近平在中共建黨百年之際發表名為《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
2021年習近平在中共建黨百年之際發表名為《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圖為當時會議的「表決」情景。 圖/美聯社

▌決議中的「錯誤」

這三篇歷史文件的字數約落在2萬5千到3萬3千字左右不等。去除點符號後的字數以第三份歷史決議最多,達32,837字,第二份歷史決議居次,為31,205字,第一份歷史決議相對較短,但也有2萬5,706字。經過分詞後,分別得到9,787、12,755與15,345個字元。須先說明的是:字數與字元數是不一樣概念。

以「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個基本方面」為例,去除標點符號後獲得的字數是18個字,但如果切詞切成「實事求是 群眾路線 獨立自主 三個 基本 方面」就是6個字元(tokens),「實事求是 群眾 路線 獨立 自主 三個 基本 方面」就計算為8個字元。字元數是非固定性的,端視切詞的狀況。因此,切詞的準確度值些攸關之後分析的品質。

以「群眾路線」為例,如果切成了「群眾」與「路線」,從一個字元變成兩個字元,立馬失去了「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意涵。本文的資料都經過R語言中的jieba套件,以及由筆者編纂的字典進行分詞。通過詞頻的敘述統計以及社群網絡圖這兩種方式呈現資料。

讓我們先從「錯誤」開始檢討,喔不,是探討。

在自由民主社會我們比較慣常聽到的是「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而非「政治錯誤」。在自由民主社會中的政治正確,前提是由於政治意識型態、身份認同與價值的多元化在社會上取得了正當性地位(意即對自由主義與多元文化論的肯認),當言語、文字與行為觸犯到某群體主張之價值時,往往被認定為涉及歧視。政治正確因而帶有兩面性,從積極面來看,這是一種自由民主社會中的寬容與容忍,胡適之在〈容忍與自由〉一文中主張要「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不要「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約略就是這個意思。但也有其陰暗、幽微的一面,像是自我思想審查下機會主義蔓延,「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就是一個大問題。

 圖/美聯社
圖/美聯社

在威權與極權政治體制中,其實更威權性的分配政治正確的價值與修辭,威權與極權政治體制主導了一套官方意識型態與價值體系,在行為上或僵化的抱殘守缺,或靈活地增補當中的內涵。違逆了政治正確,就是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將付出極大的代價。習近平常開口閉口「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約略就是這個意思。

筆者根據三份決議中以「錯誤」這個詞彙為中心,製作了三份社群網絡圖,辨別這三次歷史決議的重點。在第一份歷史決議中的「錯誤」一詞出現頻率在當中最高的,共出現124 次。簡單地說,討論「錯誤」就是圍繞在「路線」、「思想」與「主義」的批判上。

與「路線」相關的詞彙包括:「路線」、「正確路線」、「立三路線」、「第三次左傾路線」、「富農路線」、「調和路線」、「左傾路線」、「羅明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軍事路線」。

與「思想」相關詞包括:「左傾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思想鬥爭」。

與「主義」相關者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而「左傾」、「右傾」、「反右傾」等詞彙貫穿其中。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共官方用語當中,「思想」一詞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內涵,像是「毛澤東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兩個結合”的重要思想」等等,它在重要性上雖不及宏大敘事結構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但由於具體地「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在現實上更具有指導性。

上圖為第一次歷史決議中的「錯誤」關鍵詞網絡關係圖。製圖/倪世傑:參見GitHub

在中共官方用語當中,「思想」一詞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內涵。 圖/美聯社
在中共官方用語當中,「思想」一詞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內涵。 圖/美聯社

第二份歷史決議的重點是將毛澤東「三七開」,在錯誤方面明顯地屬於那「三」的部分,「錯誤」一詞出現的頻率雖不若第一份歷史決議多,但也高達了95次。與第一個歷史決議不同之處在於思想、主義與路線的詞彙幾乎完全地消失了(僅有一個「毛澤東思想」還留了下來),「左傾」、「反右傾」則是零星地出現。這張圖的重點只有三項:第一是綠色的部分,著重追究「文化大革命」中「反革命集團」如「江青」、「林彪」的責任;再者,「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這條線是清楚的。

最後,在橘色主要區域中,負面詞彙相當之多,像是「批判」、「失敗」、「損壞」、「嚴重」、「反對」等等。這或許顯示了在鄧於1978年後某種「去意識形態化」傾向,再度套句胡適之先生的話:「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可看作往實用主義前進的方向的序曲,是1962年鄧發表「貓論」精神的具體表現。

第三份歷史決議談到「錯誤」一詞的次數更少,僅區區14次。光從詞頻上就能夠看出該份決議意圖淡化黨的「錯誤」色彩:如果成天到晚都在跟全世界嚷嚷著「聽黨話、跟黨走」、「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如果過去都在做「錯誤」的事,還能指望它辦好中國的事情嗎?它的話能聽?它的路又豈能跟著走?

上圖為第二次歷史決議中的「錯誤」關鍵詞網絡關係圖。製圖/倪世傑:參見GitHub

如果成天到晚都在跟全世界嚷嚷著「聽黨話、跟黨走」、「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
如果成天到晚都在跟全世界嚷嚷著「聽黨話、跟黨走」、「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如果過去都在做「錯誤」的事,還能指望它辦好中國的事情嗎? 圖/美聯社

從網絡關係圖來看,第三份歷史決議重複了前兩份決議的基調,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左傾教條主義」、「左傾路線」、「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以「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而「毛澤東同志」在社群網絡圖中的位置也是微妙的,他一方面串起上述提到的文革區塊(淺藍色),也主張對毛澤東思想要「正確評價」,原話是這麼說的:「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第三份歷史決議在「錯誤」詞彙上亦反映了當下的問題(參見下方網絡關係圖)。這部分集中在咖啡色的區塊,「全面從嚴治黨」為其核心觀念。關鍵詞像是「歷史虛無主義」、「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等「亂象叢生」的行為。這未必是專指黨內某些集團在大的路線上犯錯誤,而是領導幹部在改革開放後普遍發存在的問題,這些黨領導幹部的作風問題將會使習高談的「關鍵在黨」成為一則笑話,因此是重大黨內「敵人」。

從反「四風」、反腐敗、「三嚴三實」、「七個有之」等等,哪一個不是在講黨幹部的作風問題?當前,是作風問題(決議文摘錄:黨始終強調,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而不是「路線問題」(決議文摘錄: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黨毫不動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影響了黨的發展,攸關黨的存續。最後,面對錯誤,態度必須堅決,粉紅色區塊中「敢抓敢管」、「旗幟鮮明」、「敢於鬥爭」、「抵制」、「反對」等詞彙直接說明瞭習主政下的就是要採取毫不妥協的高壓姿態、作風過硬的鬥爭方式解決這些黨內錯誤。因此就這方面而言,「全面從嚴治黨」象徵著在黨員與黨領導幹部作風的實踐層次上的問題,是要「不忘紅船精神」、「不妄議中央」,以及確實把「兩個維護」做到實處,而非黨在路線層次上對改革開放持否定的態度。當評論者把習比作毛主義的回歸時,千萬不要忘了習千萬叮囑的「兩個不能否定」。

▌接續下篇:〈習近平在說啥?(下):共產主義迷宮的「階級與國族」〉

上圖為第三次歷史決議中的「錯誤」關鍵詞網絡關係圖。製圖/倪世傑:參見GitHub

 圖/路透社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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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世傑

倪世傑,1990年代受到後學運與後解嚴影響,對馬克思主義以及工人階級運動發生興趣,後又關注「各階級同歸於盡」的環保議題。當前關注國族主義問題以與兩岸關係。現為政大國關中心博士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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