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得主沈恩：《家在世界的屋宇下》，一生關懷窮人的「經濟學家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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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明仁（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特聘教授）

▌本文是林明仁為《家在世界的屋宇下：諾貝爾獎經濟學大師阿馬蒂亞．沈恩回憶錄》撰寫之導讀，原題〈博雅經濟學家是如何鍊成的？〉

出身印度書香世家，外祖父是傑出的梵文學者，父親是倫敦大學化學博士，後來還擔任達卡大學農化系主任。他的研究橫跨社會選擇理論、發展經濟學與倫理學，數學推導與哲學思辨對他來說都不是難事。不但在大西洋兩岸的世界頂尖大學（哈佛與劍橋三一學院）任教，也是第一位非歐美裔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除了是學者，也是公共知識分子，對政治及社會議題都有犀利的評論。社會科學在20世紀後半開始走向數學化與專業分工後，已很再難找到像這樣將人文關懷與社會科學共存得毫無扞格的學者了。藉由這本自傳，讀者或可從他的生命歷程中，找到博雅經濟學家如何鍊成的蛛絲馬跡。

▌公共知識分子的氣質與養分從何而來？

1933年，沈恩生於達卡古城區，當時是英屬印度的區域行政中心，現在則是孟加拉的首都。他的名字Amartya，是「注定不朽」的意思。達卡有著數百年挺身為不公之事發聲的公共知識分子傳統，因家教之故，他自然從小也受到這種薰陶。

1941年，他因日軍入侵英屬印度而搬到桑蒂尼蓋登鎮的泰戈爾學校就讀，閒暇時都跟外公在一起。外公博學多聞，「閒暇時會教我希臘文與梵文。我是孫子裡唯一有志學術的，他的志業，當然要由我來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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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時開始，年幼的沈恩在短短幾年間經歷了一連串不管是對個人、社會、還是國家都是巨大衝擊的事件。泰戈爾在1941年去世時，已經對西方世界徹底失去信心。

1943年因為制度不良與人禍而非歉收而發生的孟加拉大饑荒，導致三百萬人死亡。但死的幾乎都是勞工，像他這樣的上層階級，不但不受影響，外公還叫他發放白米給飢民！而1942年由甘地發起的「退出印度」運動，導致許多人被逮捕，其中就包括他的叔叔在內的好幾位父執輩，還有一人最終死於獄中！

最後則是印度獨立前夕所爆發的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的衝突。即便達卡已經是全印度兩宗教最融合的地區，沈恩的父親與其他信奉印度教的教員還是被迫離開達卡大學。

但或許對他造成最直接衝擊的，是書中第八章一開始提到的事件：11歲那一年的某個下午，沈恩自己在院子裡玩時，有一位因為家貧，不得不到印度教區找工作而被印度教暴民刺傷的穆斯林渾身是血地衝進了他家。雖然父親與沈恩緊急將他送醫，但這個可憐人仍然不治身亡。

對11歲的沈恩來說，那天下午的經歷，就已經注定讓貧窮成為與他糾纏一輩子的課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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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時代與喬安．羅賓森（Joan Robinson）

沈恩在1951年進入印度最負盛名的總統學院就讀，本來想讀物理，卻被朋友以「經濟學包含許多數學推理，研究的也是人的問題，又不用待在實驗室工作！」 為由，慫恿念了經濟學！他也自學了希克斯（John Hicks）的價值與資本，這是經濟學第一本以數學方式書寫的專書，據說Hicks曾試著用文字再寫一遍，結果厚度是原本數學版的三倍！也讓他隔年到了劍橋就讀時，可以笑傲江湖地說，大部分老師跟同學數學都很不好！

不過最具學術啟發的故事，應該是他在大一時，同一位朋友從書店借來了阿羅（Kenneth Arrow）剛出版的社會選擇理論的開山名作：「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這本書透極其繁複的數學證明，在某些合理的假設下，我們「找不到一個將個人偏好加總成總體偏好的方式，可以同時符合這些假設！」

當時印度還是一個新生的民主政體，阿羅這個想法被很多人悲觀地詮釋成我們壓根「無法透過民主取得一致。」那位朋友只能把書借給沈恩幾個小時，但這幾個小時早已足夠讓沈恩理解書中的數學精妙之處，把它與政治制度（特別是印度）連結起來，並讓社會選擇成為沈恩一輩子的學術工作重點！難怪在本書第12章的最後，沈恩會說他很慶幸在他大一的夏天，有朋友從書店借了一本書回家看！

沈恩在1953年候補上了劍橋三一學院，這是一間光抬出幾個畢業生如牛頓、羅素、拉馬努金就足以讓人肅然起敬的學術聖地。其中影響他最深的，要算是經濟學界資質聰慧、特立獨行，卻也是出了名難相處的喬安．羅賓森了！她以「不完全競爭經濟學」這門學問在學界打響名號，沈恩雖然雖然還是個大學生，但已經可以每周閱讀當時羅賓森正在寫作的資本累積一書的手稿並給予評論。

雖然兩人互動友好溫暖，但沈恩在書中說到：「這些手稿沒辦法說服我。」這對最佳指導教授與最得意門生，後來對許多議題的看法也都南轅北轍。沈恩在1970年代準備把心力投到福利經濟學領域時，瓊安還很生氣地說：不要做無用的倫理學！你不知道這個領域已經掛嗎？羅賓森沒想到的是，沈恩多年之後會因為這些研究拿下諾貝爾獎！這個故事給我們的最大啟發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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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英國與美國

沈恩在畢業之後，除了在劍橋授課外，也到美國幾個名校訪問。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結識了如把經濟學數理化的功臣薩繆森（Paul Samuelson）、索羅（Robert Solow）、莫迪利亞尼（Franco Modigliani）等後來的諾貝爾獎得主之外，柏克萊、史丹佛也都有他訪問的足跡。

他也到新成立的德里經濟學院擔任教職。本書的最後幾章，除了提到他在亞、歐、美三大洲來回的這段期間對社會選擇研究主題的發展，也包含他對當時英美政治及社會氛圍的觀察與評論（包括1960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

甚至還提到他1961年回到三一學院任教時，想要開設福利經濟學這門課程，系上大老們不但打槍他，還說：「這根本算不上一門課的主題！」後來接任他的莫里斯（James Mirrlees），也被用同樣理由拒絕。諷刺的是，兩人分別在1998年跟199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沈恩的得獎理由，恰巧是他對福利經濟學的貢獻！

這個故事也告訴我們，當你跟大老意見不合的時候，你成功的機率沒有看起來那麼低！書中許多內容，根本是以人的互動為敘事主軸的經濟思想史與政治社會評論史，讀起來相當淋漓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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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世界的知識分子

1970年代之後，沈恩從印度回到牛津大學執教，1988年轉到哈佛大學經濟系，1998年回到母校劍橋三一學院擔任院長。這段時間，他在學術上致力完善社會選擇與福利經濟學的研究，也關心印度、南亞及非洲等開發中國家的饑荒、天災、貧窮及女性教育等議題。

他也積極參與公共政策（特別是南亞相關）議題討論，不但參與聯合國發展指數（UN National Development Index）的編制，也到印度偏遠地區參與草根政治社會運動，對農民發表演說。更在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專欄寫作，發表他對時局看法。

1998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後，又連續獲得印度國寶勳章與美國國家人文獎章，將他的公共知名度推到頂點。到亞洲時不但出入有警察護衛，有一次他到印度某大學演講，夾道歡迎的人群中居然有學生衝出來親吻他的腳（當然他馬上把那位學生扶起來）！對這位屬於世界的公共知識分子來說，自傳書名「家在世界的屋宇下」，頗有畫龍點睛之效，是再適合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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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億失蹤女性（Missing women）：我與沈恩的一段學術交會

對沈恩這個等級的學者來說，有時連在文青雜誌上的專欄，都可以掀起萬丈波瀾。1990年，沈恩在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發表了一篇標題驚悚的文章：

文章一出，馬上引起學界與政策界的震憾。他的推論很簡單：自然界的新生兒男女比是105比100，這代表100個男嬰出生的同時，就應該要有95.2個女嬰出生。但是重男輕女的國家，由於性別選擇的結果，新生兒比例會達到108甚至110，亦即這些國家每觀察到100名男嬰，相對應只能觀察到92.6個女嬰，這代表每100個男嬰出生，就有2.6（95.2-92.6）個女嬰是被墮掉的！

以台灣為例，1987到2008年，每年的新生兒比例在108到110間跳動，依據我的計算，在那20年間，就有12萬的女嬰消失了！除了出生前的性別篩檢，出生後由於女性受到系統性的醫療、教育、勞動市場等歧視，也會導致預期壽命減少，這個在人口學稱為超額死亡率（excess mortality）。沈恩使用了一些與南亞情況相似，但沒有性別歧視的社會來當比較基準，計算出光中國、印度與巴基斯坦，在1990年，就有總共一億的失蹤女性！

這樣一篇專欄小品，帶出了不下千篇有關女性地位成因以及結果的經濟學文獻。從估計是否是正確還是高估（的確中國官方統計，因一胎化有低報女嬰的問題）、失蹤女性成因為何、生育率下降是如何增強重男輕女的影響，以及哪些政策或經濟社會誘因可改善或加重此一現象，都是學界關心的主題。

不過在2005年，哈佛大學經濟系博士生Emily Oster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發表論文，認為沈恩此一計算有很大偏誤。她以1976因對B型肝炎研究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布隆伯格（Baruch Blumberg）早期研究為基礎，指出B型肝炎母親生下男嬰的機率是女嬰的1.5倍（換句話說，上述的新生兒性別比不是105 而是150！）而在給定東亞南亞國家B肝盛行率都很高的情況下，75%沈恩宣稱的失蹤女性，都可以被病毒解釋！

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的理論，對某一個現象給出了不同的詮釋。這在學科內不算不常見，但在跨領域就有趣了。不過此一爭論，最後是由我與駱明慶教授使用台灣三百萬新生兒的B型肝炎疫苗施打資料，並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文章，指出布隆伯格理論的錯誤，把失蹤女性的討論從自然科學又帶回沈恩的社會科學角度。「家在世界的屋宇下」，對這次的經驗，也下了一個很好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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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自由：我們這行的良心

1980年以後，不管是現實世界的政策選擇，或者是諾貝爾獎的頒發，自由市場的理念都是當時的主流思潮，這可由1990到1995年，除了1994外，諾貝爾經濟獎都頒給了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教授可以得知。當時還有傳言說諾貝爾經濟獎委員會主席預測沈恩「不可能拿到諾貝爾獎！」然而沒過幾年，沈恩就以他對福利經濟學的貢獻（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welfare economics）獲獎了！

仔細思考，沈恩的研究主題是前後連貫的。社會選擇主要討論的是個人價值在哪些條件下可以加總等於社會集體的價值，由於選舉是民主社會裡決定資源分配的主要方式（除非你採用社會選擇文獻中的帝王條款，假設由獨裁者dictatorship的偏好來代表所有人的偏好），因此這類研究對如何理解選舉制度的後果至關重要。

而福利議題（welfare economics）則討論我們如何去衡量個人或總體的福利（如教育、健康、幸福）狀態，以及這些分配的公平和效率的特性。一方面，分配方法的各類數學推導與制度特徵本來就是社會選擇文獻處理的問題，另一方面，選舉的結果也會透過公共資源的分配或制度的設計，直接影響社會的福利。

舉例來說，沈恩就曾經寫過一篇名為「Does Democracy Avert Famine?」的文章，論證民主國家基本上不會產生饑荒。對已開發國家來說，健保、高等教育、失業保險等社會政策議題是大眾關心的焦點，但對低度開發國家來說，饑荒、天災、貧窮及女性歧視恐怕更為急迫與棘手，而這也是沈恩的核心關懷。也難怪同為諾貝爾經濟獎的索羅說沈恩是「我們這行的良心（Conscience of our profession）」了。

沈恩的哲學思想，基本上是反對功利主義傳統的。他與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羅爾斯（John Rawls）一樣，認為不論是經濟成長或是技術進步，最終都是要以能否擴展人類實質的選擇自由作為評斷的標準。

換句話說，GDP的成長只是手段，就如同他在發展與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這本名著中所言，自由不但是持續經濟生活的目的與最有效的方法，也是保障全人類福祉的最重要關鍵。抓著這個中心思想去閱讀這本傳記，應該更能抓到沈恩心靈與思考的脈動。

▌恩粉的期待──1970之後的未完篇章

但美中不足的是，這本自傳到1970年代左右就打住了。他的人生後半段，不論是學術研究的苦與樂，對研究方向的看法，公共參與的心得，以及對大西洋兩岸不同研究領域評論與學術消長，還有印度的近身觀察，只會比前半段更加精采！本書只能說是「博雅經濟學家是如何鍊成的：part 1」，身為一個恩粉經濟學家，part 2是一定要敲碗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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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世界的屋宇下：諾貝爾獎經濟學大師阿馬蒂亞．沈恩回憶錄》

作者： 阿馬蒂亞．沈恩

譯者： 邱振訓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4/1/5

內容簡介：阿馬蒂亞．沈恩是出身印度的偉大學者，在全球知識圈有深遠的影響力，一生崇尚論理與包容的精神，更用經濟學改變了世界。這本書從頭說起他的生命故事。沈恩的學識養成是一段精彩非凡的歷程，我們看到他為何在眾多興趣之中選擇經濟學作為日後研究領域，親炙多位當時的學界翹楚，與許多出類拔萃的人物過從往來，優游於知識分子的殿堂中。孟加拉的歷史文化遺產也在他的視野之中，沈恩不僅寫出孟加拉河流的風景與意蘊，也讓我們了解到歷史中不乏現代人所需的智慧與包容力。印度從殖民時期到獨立與分裂的變遷過程，以及印度與英國的關係，也在他筆下得到簡明清晰的描繪。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殘酷衝突帶給他巨大震撼，而經歷孟加拉大饑荒之後，消除飢餓與不平等成為他一生反覆思索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