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工時造就男女薪資差距：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破解性別不平等的世代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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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丁（Claudia Goldin）關於性別不平等的研究，我們可以這麼說：每個世代的女性面對的難關並不相同。

「世代」是其中的關鍵詞。在她獲獎後，國內外一些報導和網路貼文，有些只強調她證明「生育會影響薪資」，有些則說她提出性別不平等的「多重成因」，更有不少人轉貼一張著名的圖表，顯示隨著時代推移，美國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並非直線上升，而是先降後升。

這些說法都不完全錯誤，但也都不精確，更沒有掌握戈丁獲得這項殊榮的真正原因──畢竟，只說「有很多原因」並沒有真正回答問題，而「生育會使母親薪資降低」已經是學界的常識，最後，勞參率先降後升也只是基本的統計結果，這些都不足以讓她獲獎。

戈丁之所以獲得學界廣泛肯定，主因在於她看見性別不平等的面貌會隨著世代而有所不同。她的研究橫跨多個世代，對於當前這一代女性，她強調薪資不平等主要已經不是來自男尊女卑的刻板印象，也並不是因為男性雇主中有太多沙豬，刻意不雇用女性或給女性低薪。

她主張，現在職場性別平等面對最大的挑戰，來自許多工作實在「要求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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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婪」的工作：長工時、沒彈性才是關鍵

戈丁認為，現在有太多的工作是「貪婪」（greedy）的，這不是指老闆貪得無厭，而是指這些工作要求員工投入很多時間，而且缺乏彈性。這個模式的「基本款」是固定朝九晚五的工作，你的主管、同事、客戶都期待你整天坐在辦公室裡，隨時可以接電話、被找去開會甚至社交。而在基本款之上，還有許多職位進一步要求頻繁加班，加班時間甚至經常無法預測。

如果你身處這樣的職場，想爭取高薪就得遵循這樣的時程安排。如果沒辦法配合，你或許不會馬上被開除，但薪水就會比較低，升遷機會也變少，進而導致薪資更難成長。換言之，這些工作會「處罰」無法配合公司時程的員工，而且會隨著時間越來越嚴重。

當然，對男性來說，缺乏彈性又時常加班也很麻煩，但對於女性、特別是有小孩的女性來說，這經常已經不只是麻煩，而是完全無法照辦。畢竟，如果一對夫妻都要上班，即使將小孩送到托兒所，仍然有一方要去托兒所接小孩，並且確保小孩有飯吃；而即使到了今天，負責打點這些問題的人通常還是媽媽，媽媽們因此連朝九晚五都未必能配合，更不用說長時間、不定期的加班。正因如此，即使從事同一種工作，媽媽們的薪資還是會比條件差不多的男性低。

戈丁認為，這也解釋了科技、科學相關職業中男女薪資差異為何比較小，而商業相關的職業男女薪資則比較大。雖然女性要進入科技、科學相關職業可能比較困難，不過，一旦進入之後，她們通常比較不需要投入很多時間跟客戶、同事維持關係，也更能自主決定工作時間──反正實驗室裡的東西不會不見，只要有做出結果，什麼時候做都可以。相反地，女性如果從商，那些與客戶聯絡、跟同事開會、向主管回報的時間點經常都不是自己能決定的，所以一旦成為媽媽，當個配合的「好」員工就越來越難，跟男性的薪資差異也因此會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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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變化意外弭平女藥師的劣勢

關於工時彈性的重要性，戈丁另一份廣受引用的研究特別聚焦在藥師這個行業。她發現，現在美國男女藥師間的薪資很小，但過去並不是這樣。

而她主張，關鍵原因之一，在於藥師的專業訓練和藥品逐漸標準化，讓藥師之間要按照需求安排輪班、代班非常容易，幾乎不會有客人說「不行，我要找我的專屬藥師」。媽媽藥師們即使要為了小孩而減少工作時數，都只是少賺那一兩個小時的錢而已，並不會跟男性的薪資越差越遠，或因為這一兩個小時失去加薪的機會。

另一項關鍵原因，則是美國近幾十年來越來越少獨立開業的藥房，在連鎖店、超市裡執業的藥師越來越多。藥師自己開藥房需要花比較多時間顧店，即使不站在櫃台，也有其他事情要時時打點，所以通常都是男師當老闆，而女性藥師經常是在藥房當薪資較低的助理職。但現在的美國藥師界，不論男女都是受雇為主，也消弭了這項差異。

因此，戈丁認為當務之急已經不是繼續宣導「破除刻板印象」──很多男性雇主甚至可能會覺得「我真的沒有歧視呀」。相反地，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儘可能增加工作的彈性，具體而言，可能要調整職務內容，並且善用科技工具（比如通訊軟體），讓員工可以互相「替代」，當媽媽員工因為家庭而無法當班時，其他員工可以隨時補上，如此一來，大家各自依照需求彈性排班就會更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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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藥助整個世代的女性突破難關，而她們成為模範

性別平等的最大阻礙既然是「看似無關性別」的勞動條件問題，也意味著之前幾個世代的女性已經克服了許多更嚴峻的阻礙，而戈丁也有幾篇研究，具體討論了某些突破難關的歷程。

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關於避孕藥的研究。1960年代末期，避孕藥在美國年輕女性間開始漸漸普及。只要服用避孕藥，女性大學生就可以放心念書，而且在同一時間還是可以去談戀愛、去發生性行為，不用擔心懷孕就前功盡棄。因此，也有越來越多女性在大學畢業後繼續申請專業學位（如法學院、醫學院），甚至進一步計畫在拿到學位後也不急著結婚，至少花幾年發展生涯──不用禁慾，也不用急著結婚，可以花點時間在職涯上。

而這又帶來一個額外的效果：當足夠多的女性大學畢業生服用避孕藥，就連沒有使用避孕藥的年輕女性也會受惠。當她們看向周圍的同齡人，發現「所以我也不用那麼急著結婚嘛！又不是現在不嫁就永遠嫁不掉！」，也敢花更多時間發展職涯，進一步提高這個世代的女性薪資。

值得補充的是，戈丁在另一篇研究中也指出，該世代有大學學歷的女性通常只是晚結婚，但最終還是會步入婚姻，只有大約12%到了50歲仍然未婚，只略高於上一個世代的8%。不過，或許也是由於婚姻年齡延後，加上更多女性投身專業職涯，「能生小孩」的窗口變窄，生育率的降低就相當明顯，到40歲還未生育的比率高達28%，明顯高於前一個世代的17%。

而1970年代受益於避孕藥的這個世代，還進一步為下個世代的女性樹立了榜樣。戈丁主張，這個世代的示範，讓下個世代的女性更相信自己應該更用功讀書，相信她們的努力不會白費，而她們的家長也更有可能贊同。戈丁用三個年度的統計資料證明，1952年和1972年畢業的高中生中，男性念大學的比率高於女性，但這完全不是因為男性書念得比較好。相反地， 1992年畢業的高中生當中，女性念大學的比率已經反超男性，而且確實有一大主因是女性書念得比較好，選修數學、自然的意願也不再低於男性。

換言之，在1972年的美國，第一代能服用避孕藥的女性剛從大學畢業，還有很多人覺得女性就業反正沒什麼前景，就算書念得不比男生差也不用繼續升學；但是，到了1992年的美國，第一代吃避孕藥、大規模攻讀專業學位的女性已經約莫四十歲上下，親自向後輩展示女性在職涯上能多有成就，這鼓勵了女高中生加緊念書，成績開始反超男同學，這也反映在大學升學的結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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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不平等的樣貌隨世代改變

戈丁的學術成就相當豐碩，即使只針對「性別不平等的世代差異」此一主題，她還有許多其他值得參考的論點；在性別不平等之外，她對於美國勞動市場和教育的其他研究也有許多廣受引用，甚至被相關領域學者視為必讀之作。也因此，經濟學界甚至社會學界都有許多人高度肯定她的研究貢獻，認為她獲獎實至名歸。不過，她的研究絕大多數都是針對美國，我們不該預設她的研究發現可以直接套用於台灣或其他國家。

對於非美國讀者而言，戈丁的研究最重要的啟發在於她的分析觀點。從上面研究中可以看出，性別不平等的樣貌在每個世代都不盡相同，不能一概而論。至於要了解每個世代的女性面對哪些重要挑戰，又有哪些機會可以把握、哪些難關已經克服，都在在需要具體的分析，不能隔空抓藥。戈丁的研究發現雖然不能直接套用於台灣，但她的研究卻仍提供我們思考性別不平等問題時的啟發：

比如，參考她對「貪婪工作」的分析，我們可以問，在不同世代、不同職業中，台灣的媽媽們若想「減少加班」或「彈性工作」，會面對怎樣的困難，需要做出多大的犧牲？有什麼制度上、文化上的改革可能會有幫助？又比如，參照她對避孕藥的討論，我們也可以問，這些年來台灣有沒有什麼條件，會影響女性對「繼續升學、發展職涯會有什麼代價」的評估，尤其是「這會不會讓我沒得結婚」？

最後，延伸她對於1992年高中畢業生的研究，我們同樣可以問，台灣有沒有哪些因素，形塑了不同世代女性和她們的家長對於「念書、升學有沒有用」（或「念什麼書才有用」）的想法？

更廣泛來說，戈丁引導我們問的問題是：在工作、學業和家庭等各方面，不同世代女性的期望與挫折，有何相同和相異？此外，戈丁的作品中雖然有討論階級和族群，但不是最大的重點，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思考，她所討論的這些性別趨勢，跟其他種類的社會不平等可能會有怎樣的交互作用？

而延伸到政策、教育和倡議，從戈丁的研究中我們學到最重要的一課，就是即使性別不平等一直存在，但不同世代乃至不同群體面對的問題可能很不一樣。我們當然絕對不能假裝沒看到性別不平等，但如果一看到性別不平等，就直接預設一定是舊有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比如認為「一定是社會上還有許多沙豬老闆抱持歧視心態，關鍵必定在於傳統的男尊女卑」，幫助恐怕也相當有限。若要擬訂出有效的行動策略，我們必須思考在不同世代、不同群體中性別不平等發生的具體原因，並且讓證據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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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