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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鹹豬手,才能拼經濟:從經濟學看#MeToo與性騷擾

2023/06/16 廖啟宏

台灣政壇近期接連爆出性騷擾的醜聞,許多受害者站出來揭露自己遭遇到的負面經驗。當我...
台灣政壇近期接連爆出性騷擾的醜聞,許多受害者站出來揭露自己遭遇到的負面經驗。當我們發現有人葷素不忌地在工作場所開黃腔、轉貼具有性別歧視的文章或圖片等,要有智慧的出聲制止(Call out)。 圖/路透社  

「她不是我的菜」

(She's not my type)

這是美國前總統川普在作家卡洛爾(E Jean Carroll)對他控告性侵時,給予的回應。今年不只是川普,台灣的政壇也接連爆出性騷擾的醜聞。這些新聞好像骨牌一樣,從第一個受害者勇敢站出來了之後,其他人也有勇氣講出來。雖然2017年的MeToo運動,過了6年才吹到台灣,但終究沒有缺席。畢竟亞洲文化中,要求被侵犯者勇敢講出被侵犯的過程,以及面對檢討受害者的聲音,必須承受很大的壓力。

在2017年,美國前媒體大亨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爆出一連串的性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當時「#MeToo」這個標籤常被用來譴責性侵犯,或是用來公開被性騷擾的行為。到今天為止,MeToo運動在歐美依然引起了很廣大的回響。許多陳年的案子被重新審理,包括許多重磅的案件,像是川普總統於2023年5月,被判性侵卡洛爾有罪,並且賠償500萬美元。

對於MeToo運動,當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批評矯枉過正,認為MeToo運動的聲浪,導致「令人窒息的訴訟漩渦」。而且因為懼怕被告性騷擾,有些男性主管表示他們在工作場所儘量避免單獨教導女性、與女性進行社交,甚至避免和女性一對一會面。導致男性員工寧可依賴簡訊和電子郵件也不願和女性同事面對面直接交流。這也讓許多女性在職場的升遷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2017年美國前媒體大亨哈維溫斯坦爆出一連串的性騷擾事件,進而引發了席捲全球的#...
2017年美國前媒體大亨哈維溫斯坦爆出一連串的性騷擾事件,進而引發了席捲全球的#MeToo運動。2022年,哈維溫斯坦的故事改編為電影《她有話要說》(She Said),描述兩位紐約時報記者如何說服受害者挺身揭露哈維溫斯坦的性騷擾行為。 圖/《她有話要說》(She Said)劇照

2018年美國洛杉磯的女性大遊行中,參與者高舉「METOO」標語。 圖/美聯社
2018年美國洛杉磯的女性大遊行中,參與者高舉「METOO」標語。 圖/美聯社

密西根大學教授、美國勞工部前首席經濟學家貝祺.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分享自己的經驗,她說當她漸漸離開男人將她視為性對象的年齡時,忽然感覺到許多外界可以更客觀看待她的學術成就。這也令人感嘆,因為在20、30歲,職場衝刺的黃金時段時,究竟有多少的勞動力、生產力、升遷機會是因為性騷擾而消失呢?

就經濟觀點來說,受到性騷擾所受到的經濟成本是否能夠量化?又,個人的經濟損失是否與企業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公司在面對員工經歷性騷擾時,是否會同樣蒙受經濟損失?瞭解這一點就可以知道企業是否有誘因來創造無性騷擾的工作環境。最後,強制性別多元的政策對公司生產力是否有正面的影響呢?

職場性騷擾所帶來的成本和影響範圍甚廣,受影響的包括受害者、肇事者、旁觀者、雇主、政府和整個社會。這些成本包括個人因為受到騷擾而請假曠工的成本、性騷擾調查所導致的訴訟費用、企業因調查而損失的產出、個人和企業的醫療保險支出、調查費用、企業因產出減少所導致的稅收減少、企業因缺乏多元而導致無法觸及更廣的客源等。

美國前總統川普於2023年5月被判性侵卡洛爾有罪,並且賠償500萬美元。圖為聯邦...
美國前總統川普於2023年5月被判性侵卡洛爾有罪,並且賠償500萬美元。圖為聯邦法院外卡洛爾的支持者。 圖/法新社  

MeToo運動在亞洲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漣漪。主要是因為在亞洲許多地方,對倖存者有很...
MeToo運動在亞洲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漣漪。主要是因為在亞洲許多地方,對倖存者有很多的檢討和污名化。日本電視台記者伊藤詩織在2015年出面控告51歲TBS電視台華盛頓分社社長山口敬之對其迷姦,但是中間承受的輿論媒體和大眾的壓力無法想像,甚至受到來自家人的反對。伊藤詩織講過一句話:「對我來說,我的生存辦法,就是說出真實。」後來在2019年日本民事法庭判定伊藤詩織勝訴。 圖/美聯社 

▌性騷擾是否加劇職場性別比例的懸殊?

先就個人成本來說,這方面的經濟研究為數並不多,主要是限制於資料收集的困難,再加上調查的樣本可能過度集中在嚴重的性侵案例,無法忠實表現大部分職場性騷擾的整體經濟影響。不過在2022年,斯德哥爾摩大學的Johanna Rickne教授和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的 Olle Folke教授進行了一個相當著名的研究,刊登在經濟學著名期刊《經濟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

該研究以瑞典政府針對工作條件在全國蒐集的4萬筆調查,針對職場上的性騷擾進行了長達5年的追蹤調查。該研究將性騷擾的案件與年度就業人口的雇主—僱員數據聯繫起來,提供了研究者一份珍貴少有的研究依據。

首先,他們在性騷擾的定義上,使用歐盟委員會的定義,即「不受歡迎的性行為,或其他影響工作中男性和女性尊嚴的基於性別的行為」。研究將性騷擾分成3種,由輕到重依序為:

(1)具有性別敵意的歧視(sexist hostility):如發表一些性別刻板言論,像是有些工作不適合女性/男性,類似的言論或是實際動作。

(2)具有性敵意的歧視(sexual hostility):如黃色笑話、或讓異性或是別人感到不舒服具有性別歧視的言論。

(3)令人不悅的性關注(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這包括肢體的侵犯和沒有經過同意的行為和針對性的挑逗言語等。

他們最後研究得出了幾個結論,首先是對薪資不均(pay inequality)的影響。研究發現,在男性為主的工作環境中,女性被騷擾的情事較頻繁發生;而在女性為主的工作環境中,類似也發生較多男性被騷擾的例子。

針對瑞典和歐盟地區的背景脈絡,由於男性為主的工作環境平均而言都是較高薪的工作——如工程師、建築師、大學/高等教育老師、貨車司機、水電工等專業技師等——所以女性被系統性地排除在高薪的工作外,男性也被系統性地排除在低薪的工作外,這兩股力量增加並且固化了男女的薪資不均。他們也發現女性受到因為騷擾而被排除在高薪的職業類別所造成的薪資差異是男性的兩倍。

除了導致男女薪資不均的影響之外,在異性較少的工作環境中性別隔離(sex segregation)會變得越來越嚴重,也就是說,男性為主的工作環境,由於女性較高機會面臨性騷擾,所以女性有較高的離職傾向,在這樣的情形下,女性對於男性為主的工作環境更加卻步。反之,如幼教行業、藝術表演類等以女性為多數的職業中,男性也有結構性地被排除在這些行業之外。這樣的惡性循環只會使職場的性別更趨不均,這對於個人、企業的永續發展都是不幸的事。

Johanna Rickne教授和Olle Folke 教授認為職場性騷擾加劇了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隔離和性別薪酬差距,這種少數的異性被迫離職的浪潮也解釋了為什麼勞動力市場上的性別隔離現象如此持久。有時在招聘員工的時候,雇主為減少高離職率性別族群,傾向招聘低離職率的性別,這也造成職場的性別隔離越來越僵固。

日本東京的上班族女性。 圖/美聯社  
日本東京的上班族女性。 圖/美聯社  

▌性騷擾對企業和政府的經濟影響

不只是個人,性騷擾對企業和政府也會造成經濟影響,甚至更鉅。澳洲勤業會計師事務所前幾年有一份對於性騷擾所造成的經濟成本的完整報告,使用了澳洲人權委員會(AHRC)2018 年全國職場性騷擾調查,該全國調查採用本人和電話兩種方式進行,詢問了約10,000 位15歲以上的澳洲人在過去一年、過去五年、和一生中的遭受性騷擾的經歷。

根據估計,在2018 年性騷擾所造成澳洲經濟的總損失高達35億澳幣(約727億台幣),影響的層面包括26億澳幣的生產力損失(約540億台幣)和9億澳幣的其他費用損失(約187億台幣)。

生產力損失中,根據估計,因性騷擾所造成的總工作生產力下降,一年約26億澳幣或平均每位受害者 1,053 澳幣(約21,886台幣)。其中損失細項包括:

(1)請假(年假、病假和無薪假):據估計,工作場所性騷擾的受害者平均需要請 0.8 天的假。

(2)員工流動率增加:有10%的例子是因被騷擾的人不堪其擾,選擇離開。

(3)機會成本:管理階層處理投訴的時間機會成本,包括內部調查業務的成本。

其他費用損失總計共約 9 億澳幣或每位受害者平均375澳幣(7,795台幣):

(1)受害者的醫療成本、心理醫生和諮詢師。

(2)法院的訴訟費用。

(3)受害者因為性騷擾而失去了健康,減少的壽命年數。

(4)其他包括雇主、政府失去稅收都是性騷擾的成本。

2018年中國的「弦子訴朱軍」案,由一名中國央視實習生弦子(本名周曉璇)指控知名...
2018年中國的「弦子訴朱軍」案,由一名中國央視實習生弦子(本名周曉璇)指控知名電視主持人朱軍在2014年於化妝室對她進行性騷擾。 圖/美聯社

另外,在上述的總體性騷擾的成本中,個人、企業和政府分別承擔總成本的7%、70%、和23%。不難發現,性騷擾不只是對於個人事業、身心健康的傷害,對於企業和政府也有很大的損失。由此可見,消弭性騷擾不只對於個人,對企業而言可以都是減少成本的措施。

另外,性騷擾除了對個人、企業、和政府會造成直接的經濟損失之外,有些成本是隱性的。例如男性害怕被控告性騷擾,所以避免和異性共同合作研究或共事。最近一篇哈佛商學院的研究指出,因為懼怕被控告性騷擾,27%的男性避免與女性同事進行一對一的會面;21% 的男性表示他們不願意僱用女性從事需要密切互動的工作(例如商務旅行),另外,19% 的男性不願意僱用「有魅力」的女性。

因為懼怕遭到控告而避免和女性開會、僱用女性,或是不願意將旅遊或是好的工作機會給有能力的女性時,不但剝奪了女性在職場的發展,更深化了性別隔離,讓傳統男性為主的高薪職位更加僵固。這些因為性騷擾而造成的反效果,是無法量化的後果,也是隱性經濟成本的一部分。

在20、30歲左右職場衝刺的黃金時段,許多勞動力、生產力、升遷機會因為性騷擾而消...
在20、30歲左右職場衝刺的黃金時段,許多勞動力、生產力、升遷機會因為性騷擾而消失。 圖/美聯社

▌強制多元政策,真的有效嗎?

有人認為,消除性騷擾必須要先從消除性別隔離開始,也就是說,將如今依然以男性為主的職位優先考慮女性,或是增加女性的比例。例如美國總統拜登自從上任之來,從內閣、發言人、各部會的首長考量,一直是以女性和少數民族為優先考量。他也一直強調企業中性別和種族多元的重要性。但這對於企業的表現有幫助嗎?

一篇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的經濟期刊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們使用的是哈佛商學院從2013年到2016年一門課程的學生樣本來研究,這門課要求學生建立一個虛擬的初創公司,初創公司最後成果要向真正業界的評審來推銷。在2013年,這門課用電腦強迫分組,確保每個團隊的男女比例、少數族裔比例均衡。但是2014年、2015年,這門課允許學生自己組隊。因此2013年的分組,就像是強迫多元的政策,2014、2015年的分組,比較貼近現實世界。

最後的結果令人失望。研究發現用電腦分配的團隊中,多樣性若每增加一個標準差,會導致該組的整體表現下降大約 15%;而在自己「有機形成」(organically formed)的團隊中,多樣性增加一個標準差,只會導致大約3%到5%的下降。

我們可以從這個研究結果引申,當人們被允許自己選擇時,多元化的團隊表現得比較好。但是當人們被迫在多元化的團隊中一起工作時,就會出現產能下降的問題。畢竟志同道合、能夠有「化學反應」的工作夥伴難尋,如果為了達到多元政策的門檻而強制配對,不但不合拍,還有可能讓產能下降。這篇文章用「強制多樣性」(forced diversity)這個詞描述這種多元政策的盲點。

因此我們陷入了難題,假設今天有個公共政策規定所有公司的董事會、高層主管、員工有一半必須要是女性的時候,這樣的強制政策或許可以打破性別隔離,但是根據這篇研究,企業的生產力和獲利有可能因此而下降。這就造成企業的兩難,因為個人的利益和企業利益相左。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來,從內閣、發言人、各部會的首長考量,一直是以女性和少數民族為...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來,從內閣、發言人、各部會的首長考量,一直是以女性和少數民族為優先考量,也一直強調企業中性別和種族多元的重要性。 圖/美聯社 

企業內部的多元和尊重女性、尊重各個種族的氛圍,必須要從企業文化由內而外地展開。 ...
企業內部的多元和尊重女性、尊重各個種族的氛圍,必須要從企業文化由內而外地展開。 圖/美聯社

這樣令人沮喪的結論,表示多元化和企業的利益無法相容嗎?其實並不需要太悲觀,回到華頓商學院的研究,其中另一個結論說到,當企業的多元組成是自發性的時候,就可以避免強制性多元所造成的收益降低。

也就是說,一個企業的多元和尊重女性、尊重各個種族的氛圍,必須要從企業文化由內而外地展開。其實真正的解決辦法,是要從企業文化開始改變:對性別的尊重從每一位員工階層開始,尤其是主管階層更要帶頭。當我們看到有人葷素不忌地在工作場所開黃腔、轉貼具有性別歧視的文章或圖片等,要有智慧的出聲制止(Call out)。因為容忍這樣行為的結果,就是放任歧視成為辦公室文化。

經濟的成本絕非拒絕性騷擾的主要原因和考量,拒絕性騷擾是對一個人的基本尊重。筆者在美國職場工作多年,觀察到美國不管在企業或是政府單位,除了每年擁有固定防治性騷擾的訓練之外,還有設立吹哨者專線、並且鼓勵受害者立即尋求幫助。一但有性騷擾情事,立即成立調查小組,將被害人與加害者隔離。即使調查結果是性騷擾無法成立,也可以提供選擇讓兩造調離現職平轉其他單位。

當一個企業或是經濟體缺乏多元性的時候,我們就少了很多不同的聲音和想法。當一個團體在傳統僵固的領域持續地、系統性地排除某種性別,只會讓這個團體漸漸萎縮,被時代淘汰。就如同馬丁路德金恩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說的——

「我們對重要的事情保持沉默的那一天,我們的生命就開始結束了。」

(Our lives begin to end the day we become silent about things that matter.)

2017年11月12日舉辦於好萊塢的#MeToo遊行。 圖/美聯社
2017年11月12日舉辦於好萊塢的#MeToo遊行。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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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啟宏

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主持〈一口經濟學〉PODCAST。長年旅居北加州,一家三口再加上一隻台灣領養的浪浪 Bagel,此心安處是吾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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