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北京下令「請說國語」:香港人撐粵語的抗命之路
廣東話的存續或許不是闖進立法會大樓的抗爭者最關注擔憂的,但卻是其中一項推動二○一九年抗議示威的潛在議題和不滿情緒的來源。
▌本文為《請說國語:看語言的瀕危與復興,如何左右身分認同、文化與強權的統一敘事》(臉譜,2023)書摘
就如同一顆小螺絲釘鬆脫,最終導致火箭爆炸,《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造成社會上壓抑許久的憤懣怨怒爆發開來,最終也會導致香港四分五裂。從公共房屋政策到逐漸加劇的不平等,一切問題最後都會歸結到民主議題,歸結到對於大致上由北京當局所選出歷任特首的不信任。香港特首由親北京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而委員人數甚至不到香港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一,立法會則有半數議員席次是由分屬不同工商類別的市民組成的數個「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工商團體一向是親北京陣營,有些候選人每選必上。
語言問題也許看似與爭取民主沒有太大的關聯,但卻和選舉制度導致缺乏民意基礎息息相關。《基本法》僅載明香港公家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而實務上總共會使用英語、普通話和粵語三種語言,但粵語不受任何法規保障,許多人擔心粵語可能逐漸被普通話取代,在學校尤其如此。由於民眾普遍不信任特區政府,即使政府保證不會廢除粵語也毫無意義,粵語支持者除了向立法會議員請願保障粵語之外,幾乎無計可施,但大多數議員為了個人權位都很依賴北京,不願違抗中央政府的政策。
「反送中」抗爭於二○一九年夏天持續延燒,規模和重要性都超越了曾是香港史上最重大抗爭的二○一四年雨傘運動,也造成反對的政治力量內部消耗極大,沒有特定領導者的新興民主運動成為中心,許多資深泛民主派人物反而逐漸邊緣化。同時,語言議題的重要性逐漸凸顯,抗爭行動本身以及反對抗爭陣營各自使用的語言皆成為特色。無論是街頭的廣東話叫罵聲,或塗鴉在招牌和建築上的廣東話語句,都以粗俗下流用法為尚、充滿諷刺意味,藉此激起同仇敵愾的精神,同時也區分講廣東話的香港與講普通話的中國。
英國於一九九七年將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時,雖然粵語文化在當時發展達到鼎盛,但很快就出現要學校改用普通話教學的呼聲。相關倡議一方面出於經濟考量,畢竟中國經濟急速發展,已躍升為世界排名第二的強國,另一方面則出於教育考量,有些人主張學校裡教的書面語現代標準中文在文法和詞彙上比較接近普通話,所以改用普通話教學會更為合理。
支持以普通話教學的一方聲稱用普通話教學,學生表現比較好,捍衛廣東話的一方則認為統計數據並不支持這番說法,而且統計數據顯示用普通話教學的學校學生表現較好,反映的是這些學校因為改採普通話而獲得比較多經費和資源。教育局大力推行改用普通話,優先考量的不是在地需求,而是為了響應國家政策。二○一二年,普通話取代英語成為香港第二普遍的語言,兩年後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大約七成的小學和四成的中學中文課已經改採普通話教學,不過其他科目仍維持以粵語教學。
二○一四年,教育局官網刊登的一篇文章引發眾怒,文中稱廣東話為「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雖然教育局官員為了用字有誤而道歉,但在許多人眼中,這次事件證明了政府政策已逐漸傾向對普通話有利。在教育局發布的一則怪異的宣導影片中,也能一窺官方的類似態度:影片中兩名孩童待在家裡,在黑幫闖入家裡想搶奪財物時「運用普通話知識,與黑幫鬥智鬥勇」。影片中的黑幫自然是講廣東話。
教育局二○一八年再次引發風波,起因是教育局製發有關教學語言的手冊中,引用一位中國大陸學者認為廣東話只是「方言」,不能視為任何人的母語的說法。同年,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被問到對於粵語和普通話爭議的看法時回應:「我們現在天天都在講廣東話,根本不是問題。」議員質詢時追問林鄭月娥的母語是什麼,她的回答是:「我不回答無聊問題。」
從民調數字來看,林鄭月娥認為不是問題似乎有其道理。民調結果顯示廣東話在香港的發展情況良好。一九九六年,即九七回歸的前一年,百分之八十八點七的香港人說他們在家講廣東話。最近一次調查是在二○一六年,結果顯示在家講廣東話的人口比例增加至百分之八十八點九。相比之下,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人口僅占香港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九,少於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口,香港在過去近百年皆以英語為唯一官方語言。
現今在香港有約六百二十萬名粵語使用者,分布在香港以外的粵語離散族群人口則有數千萬人,如此蓬勃的景況足以令大多數語言的使用者稱羨,遑論已達瀕危的語言。然而,自從香港九七回歸之後,一般咸認廣東話即將衰微,悲觀看待廣東話未來的看法始終縈繞不去。「怎麼會有一種語言在紙上蓬勃發展,卻又讓大眾頻頻為它敲響喪鐘?」二○一七年一篇以「廣東話還沒死,別再替它寫悼詞」為題的文章如此提問。
然而就如廣東省的情況所顯示,對於粵語未來的擔憂絕非空穴來風。語言衰微發生的速度很快,可能在一、兩個世代之內就式微,而一旦語言邁向衰亡,就很難力挽狂瀾。再者,語言衰微的起因大多不是使用者能夠控制的。像香港這樣領導人並非由全民選出的社會,對抗當局政策的力量非常有限。
二○二○年六月,我和以捍衛粵語為宗旨的「港語學」組織召集人陳樂行見面,地點是他們和香港民主派「公民黨」分部共用的凌亂辦公室。陳樂行於二○一三年成立「港語學」,當時香港大多數小學已經改用普通話教學。陳樂行認為這種做法帶有政治動機,他覺得儘管廣東省逐漸從講粵語的一省變成講普通話的一省,香港粵語使用者普遍仍對粵語的處境過度自信,對此他感到擔憂。
陳樂行自己曾親身經歷語言政治引發的激烈衝突。二○一八年時,他還是香港浸會大學中醫系大五學生,到廣州一家醫院實習,這一年卻發生讓他必須速速返回香港的事件。由於浸會大學規定全校學生必須參加普通話語言能力測驗,達到門檻才能畢業,學生於二○一六年展開抗爭,陳樂行也參與其事,中國官方媒體公布了一段他參與抗爭的錄影畫面。陳樂行和另一名學生劉子頎在抗爭過程中曾與學校職員對罵,後來遭校方以停學處分。
中國媒體指控反對以普通話能力為畢業門檻者皆為港獨分子,並鼓動校方予以退學處分。某個奉行民族主義的新聞媒體網站甚至特別點名陳樂行「反中」,並翻查他過往在「臉書」平台上的發文,當成指控他反政府或支持港獨的證據。
陳樂行很快就收到網路上傳來的死亡威脅訊息,在廣州實習的細節也遭人在社群平台披露。在中國著名的「天涯」網路論壇,有人稱他是著名泛民派活動分子、「黃之鋒戰友」和「浸大反普通話打手」。這場恐嚇風波反映了語言相關議題在中港兩地都愈發政治化。原本只是校方管理階層和學生之間的爭執,卻被擴大解釋為與香港在中國地位有關的爭議,更觸動北京當局懷疑香港內部出現獨立呼聲的敏感神經。
香港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立場親中,但也曾批評香港語言政策,曾於二○一八年撰文指出,將粵語和普通話視為兩種不同的語言即使「從語言學角度可以說得通……但有些人無疑難以接受,他們對於任何推崇香港為單獨政治實體的說法都非常敏感」。二○一九年爆發「反送中」抗爭之後,粵語再次被推到前線,在對中抗爭中扮演凝聚香港身分認同的角色,「粵語成為抗爭的語言。」香港浸會大學研究粵語音韻學的黃良喜教授當時說道,「像這樣的運動會產生附帶效應,也就是讓粵語恢復活力,因為我們忽然需要用粵語來表達濃烈的情緒。」
香港出現各式各樣標語、海報和牆上塗鴉,甚至有一首實質上是國歌的香港歌曲傳唱全市,靈感全都取自廣東話慣用語、雙關話和粗話,普通話使用者幾乎完全無法看懂。香港的年輕記者許錦汶(Mary Hui)寫道:「廣東話與抗爭者的光復和修復精神密不可分。」抗爭者不僅想要為香港人民「光復」這個城市,也將對方辱罵他們的詞語重新改造,例如一名港警被錄到辱罵一名抗爭者的用詞「自由閪」(或寫成「自由屄」,粵語讀音:jih yàuh hāi)。這段錄影在網路上瘋傳之後,抗爭者很快將粗俗不堪的罵人用語轉換為中式英語「Freedom Hi」,市面上開始出現印有這句流行語的T恤和手機保護殼。
雙方陣營都認同粵語在抗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香港開始出現寫著「撐粵語,香港人」的標語,而中國大陸對粵語的敵意也愈來愈深。中國官媒主播劉欣曾在推特上抱怨,說她在香港報導抗爭相關新聞時向一名保全人員問路,但對方「聽不懂中文」(意指聽不懂普通話)。「我只好用英文問路,」劉欣在貼文中說,「主權移交二十二年了,不應該是這樣的。『一國兩制』不表示可以活在過去。」一位研究漢語的學者在推特上回應:
「連登」是最多反政府使用者聚集的香港網路論壇,許多使用者擔心中國網路審查人員會試圖監控他們,由於中方人員只會普通話,於是連登使用者進一步實驗語言的新用法,貼文時不用粵文,而是用羅馬字母拼出粵語發音,於是除了粵語流利且熟悉香港特有慣用語的使用者,其他人完全看不懂他們的貼文。
混用羅馬字母和中文字的藝術創作,以及粵英雙語混用,都成了香港人抗爭的重要象徵,證明了香港這個城市多元文化且外向的特質,與很多人認為中國正在成形的民族主義單一文化特質大相徑庭。
「撐粵語」的態度之下無可避免隱藏著對於普通話的敵意,而這種仇視心態有時候可能變得很醜惡。抗爭者開始對一些人言語挑釁和恫嚇,只因為對方講普通話或者講粵語帶有中國大陸口音,就指控對方是中國的國安特務人員。
有些同情抗爭者的餐飲業者開始表明不招待講普通話的顧客,說自己的店「只做香港人生意」。這種做法可說適得其反,理由之一就如某些人士所指出,特首林鄭月娥和全體內閣成員都講粵語,都是香港人,表示這些號稱反政府的餐飲業者理論上應該很歡迎他們光顧。對中國移民的偏見不僅相當醜惡,對照多位帶頭抗爭的港獨領袖背景更顯得怪異,無論是最先喊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後遭判刑入獄的梁天琦,或是與黃之鋒合創香港眾志黨的羅冠聰,他們皆是在中國出生。固然有很多來自中國的移民站在親北京的立場,但也有些來自中國的移民和學生參與抗爭,認為抗爭才有機會保護最初吸引他們來到香港的一切。
我曾多次訪問一位抗爭者,在此姑且稱他丹尼爾(Daniel),他在廣東省某個城市出生。丹尼爾和吳珍妮一樣都是講普通話長大的世代,他從小在學校就只講普通話,只有在家會跟父母講粵語。丹尼爾十九歲時進入香港某一所大學就讀,在大學期間逐漸熱衷參與政治。他在二○一九年參與了反送中遊行和占領立法會行動,思想愈來愈激進,從主張和平理性的抗爭者變成香港人所謂的「前線勇武派」,經常和警方起衝突,會躲催淚煙霧和橡皮子彈,並丟擲汽油彈和石頭反擊。丹尼爾講到以暴力回應的道理時語氣淡漠,表示只有將抗爭行動升級才能讓政府聽見他們的訴求。
他在中國出生,會講普通話和廣東話,但對於部分抗爭者敵視中國移民一事並不特別覺得困擾。對他來說,重要的是自己以什麼立場看待抗爭運動,而這樣的立場與語言息息相關。「普通話不是香港的文化,」他說,「第一步是藉由使用廣東話認同香港人,但不只和語言或國籍有關,也和價值體系有關。有些人可能在香港出生,一輩子都生活在香港,思考方式卻像大陸人。他們也可能不具香港永久居民身分,卻完全贊同香港的價值體系。」
這套價值體系在二○二○年又一次遭受重大打擊,中國政府對於前一年抗爭的回應,是宣布將在香港施行新的國家安全法。《港區國安法》禁止任何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等犯罪行為,但對於罪行的定義很寬鬆,北京當局在立法過程中祕而不宣,未向香港立法會徵詢意見,也未經立法會通過,公布後直接生效。
《港區國安法》通過不到數小時,香港多個政黨宣告解散,數名反政府人士開始逃離香港。民眾在網路上展開大規模自我審查,將社交平台上的抗爭相關照片和滿是抨擊政府言論的個人檔案刪除得一乾二淨。先前在店內掛滿各種粵語反港府標誌小物的店家,紛紛撤除標誌物件或是改為張貼白紙。
香港的反送中抗爭態勢在《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前一度擴大,之後又因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爆發而暫歇,《港區國安法》則擺明要將抗爭者斬草除根,法規涵蓋範圍極為廣泛。其中的條文列明香港特區政府「應當通過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親北京的立法會議員長久以來就已不斷指責香港的教師教出反中的青年世代,官員也明白指出很可能進行教育體制的全面改革。
未來改革對於粵語的影響尚待觀察,但從中國在其他邊陲領地建立的模式看來並不樂觀。香港政府大力推行普通話,任何捍衛粵語的作為可能都會被視為推動港獨,如今根據新通過的《港區國安法》即屬犯罪行為。在中國支持普通話以外語言的人士,會遭指控意圖分裂國家和顛覆國家政權,而企圖捍衛粵語的人士也可能發現自己面臨牢獄之災。
無論在新疆、西藏或中國大陸其他地方,中共當局將推行普通話視為維繫國家統一、凝聚國家認同的重要工具。這種做法也就代表幾乎任何一地的本土語言都會成為犧牲品,而目前似乎沒有任何理由假設粵語會是例外。
《請說國語:看語言的瀕危與復興,如何左右身分認同、文化與強權的統一敘事》
作者: 詹姆斯.格里菲斯
譯者: 王翎
出版社:臉譜
出版日期:2023/8/31
內容簡介:隨著殖民、帝國主義的擴張,再到全球化與網路普及化,語言的消失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快。地球上的語言多樣性正在逐漸凋零。面對寥寥幾個霸權級「超級語言」,少數族群語言的生存空間是否只會不斷縮減,最終無以為繼?本書作者詹姆斯.格里菲斯出身自英國威爾斯,能流利使用英語、威爾斯語雙語,而母語之一的威爾斯語正是少數族群使用的語言。家鄉的語言、文化曾在大英帝國中遭到邊緣化,後於20世紀走上復興之路。此外,他在成年後因工作長居香港,亦看見了近年粵語在香港因國家語言政策產生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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