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警成魔之路？《異國兩制》：香港警察如何成為「外族」
▌本文為《異國兩制：從香港民族主義到香港獨立》（堡壘文化，2023）書摘
隨著中央政府和香港公民社會的對峙逐步升級，香港人的主張也越來越強烈，最後香港民族主義者越過了最後的紅線，拒絕認同「香港自古屬於中國」的想法，從干預日漸加深的中央政府手中奪回主動權。然而，雖然北京認為香港民族主義是嚴重的挑釁，但不代表這只是單純的挑釁。
事實上，強調語言、文化等區別的族裔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t thought）對於香港在中國統治下的命運有著非比尋常的影響，它既是政治啟蒙的產物，也不斷繼續啟蒙著更多人。在這之前，香港流傳著許多跟中國統治有關的神話，像是中國必定走向民主化、《基本法》可以維護香港獨特的制度、反對派可以捍衛民主價值、與中國經濟整合可以彼此互惠，還有殖民統治已經結束。
這些神話有的是從外界聽來的，有的是香港人自己告訴自己的，但它們都被香港民族主義破解了。這幾年來，香港和中央政府的對立情緒不斷升溫，但香港人能夠冷靜地分析這些對立，並逐漸意識到香港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在中國統治下繼續維持，也意識到自己和中國人屬於不同的民族，有權建立自己的國家。而在本章的最後一段，我打算從這個對立情緒與冷靜分析並存的模式，探討一個有別於香港民眾，卻又息息相關的族群：在二〇一九年的反送中運動期間，民眾對香港警察屬於什麼族裔產生了不一樣的看法。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我來到金鐘，看著抗議者聚集在立法會外，試圖阻止《逃犯條例》的修訂草案二讀，因為該草案會導致香港境內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押送到中國大陸。早上8點，夏愨道已經被示威者占領，氣氛開始不太對勁；正午過後，警方開始驅離群眾，此時我身邊的群眾已經多了好幾倍，占領了整個金鐘的馬路，甚至蔓延到中環。當然，我不只是看著，我也跟著人們拔腿狂奔，因為警察的驅離手段極其瘋狂。他們朝人群射出一波又一波的催淚彈，高舉警棍追打抗議者、人權觀察員和路旁圍觀的民眾，甚至舉槍朝手無寸鐵的平民開火，發射豆袋彈和橡膠彈。
隔天，我和一個朋友碰面，兩人都還因為昨天的催淚瓦斯連連咳嗽。我們回想著昨天既絕望又樂觀的神奇氛圍，絲毫想不到未來幾個月會發生些什麼。談話間，他問了一個出乎我意料的問題：「你覺得昨天那些追打我們、對我們射催淚彈的警察都是港警嗎？還是從中國越境過來的？」
我吃了一驚。就算一國兩制到了二〇一九年已經幾近崩壞，把中國警察派到香港來冒充香港警察鎮壓示威也是非常囂張的做法，所以我從來沒想過這種可能性。就算有人當面跟我提起這種可能性，我還是認為不太可能。
不過我可以理解朋友的感覺。比起把那天的警察當成香港人，想像他們是外地人要舒服多了。畢竟香港一直都有示威抗議的傳統，加上《基本法》保障了集會權，人們幾乎沒看過警察像6月12日那樣對待示威群眾。雖然在二〇一四年的占領中環後，香港的警民關係早已陷入低谷，警察的行為也愈發兇暴且政治化，還是不曾像六月十二日一樣毫無底線。
社會學家張彧暋指出，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及民意調查中心的問卷，在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月間，民眾對香港警察的不信任已經從六．五％飆升到五十一．五％，反映出輿論風向的劇變。香港很明顯已經變了，但人們到底該怎麼理解這些改變？最簡單也最有說服力的解釋，就是那天追打示威者的警察其實不是香港警察，不是那些跟民眾在同一座城市長大、發誓要保護這個共同體及法律的人；他們一定是在不同的體制、不同的社會文化下長大，才會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處理抗爭。
當然，你可以說這種「中國警察取代港警」的想法，只是用陰謀論把中國人塑造成某種本質化的他者，就像我過去對漢服的分析一樣：陰謀論會畫出一條黑白分明的界線，為每件事提供全面的解答，讓生活在如今這個複雜世界的人們還能躲進自己的後花園，欣賞清晰、明白、平易近人的身分差別。但與此同時，我還是一直覺得香港人的反應並不只是陰謀論，而是因為六月十二日發生的事太過離奇，他們只能用民族邊界的思維來合理化這些經歷。
整個二〇一九年夏天，一直有謠言說中國武警混在香港警察裡面。回想起來，這些陰謀論其實很不妙，因為它會讓人們繼續天真相信香港和中國的警察體系之間真的存在什麼差異。然而過沒多久，香港警察搖身一變當起了政府的私兵部隊，證明香港人在警察、示威遊行和法治等問題上，還是太過迷信「兩制」的差別可以一直維持下去。
八月十九日，香港警察暴力襲擊港鐵太子站內的平民就證明了這種樂觀毫無根據。從當天晚上車站內的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揮舞警棍和噴灑辣椒水的警察完全是見人就打，根本不管眼前是誰。不久後，警方開始大規模逮捕，不但將媒體驅逐出車站，還無法無天地拒絕醫護人員進站救治傷患。
事發三天後，我回到香港，發現整座城市都因警察的暴行而沸騰。在這次暴力執法後的討論裡，我已經聽不到人們謠傳有香港警察被中國警察滲透了。畢竟同一夥人哪有滲透不滲透這種事？此時的香港人已經把港警當成另一個獨立的族群：他們跟這座城市的居民不一樣，他們為外來的權勢服務，他們是香港市民的敵人。太子站上方的旺角警署便在九月上旬見證了，當人們意識到這種差異後，會如何夜復一夜地重現、鞏固這層敵我意識。
那陣子，兩個互相仇視的族群之間幾乎每晚都會發生緊張的對峙。示威者成群湧入，將太子道擠得水洩不通，用雷射筆照向警察，高喊著「香港警察知法犯法」、「黑警」，還有「死全家」、「冚家拎」等口號。而對峙總會發展到警察拿出散彈槍發射橡膠彈或豆袋彈，最後發射催淚瓦斯，提著警棍衝出警局追擊上來，朝他們抓住的每個人瘋狂揮舞，甚至壓制俘虜以後還繼續毆打洩忿。
幾個月以前，香港警民還沒有承認彼此之間存在著界線，但是當人們一說出有那條界線存在，衝突就夜復一夜地上演，彷彿雙方都緊抓著每一次對峙的機會，想要更進一步鞏固這道界線。
在二〇一九年夏天，香港人認識到市民和警察的區別，並逐漸把他們當作外族，這雖然是相當微觀的變化，但整個過程和貫串本章的宏觀認同演變其實頗有雷同之處。在這個夏天裡，香港經歷了一連串充滿希望與折磨的抗爭，警民之間的敵意也隨兩邊的衝突不斷螺旋升級：警察使用過當的武力，導致抗爭者採取更激烈的手段反擊、捍衛自己示威遊行的權利，然後又反過來讓警察使出更兇殘的暴力對付抗爭者。
不過，如果只把一切當成是不斷螺旋升級的敵意輪迴，那就太可惜了，這會讓整個過程扁平化，忽略兩個互相敵視的族群是如何看待彼此、建構彼此的形象，並產生後續的行為，也放棄了研究這些互動的機會。
經過八月三十一日的太子站暴行，香港警民雙方的隔閡再也無法彌補，抗爭者不再認為警察只是被外族滲透，而是直接把他們當成外族。像這樣把同個社會裡的某個族群想像成另一個民族，其實就是承認了當前的社會及政治體制存在著無法解決的歧議；但承認的同時也是在批判這樣的體制，因為這等於是承認如今整個港警體系已經放棄捍衛法治，自甘墮落成鷹犬，事奉不知法律為何物的外來獨裁者。
說真的，我這輩子從來沒有碰過比二〇一九年九月八日更讓人不舒服的遊行。抗議者甚至不停對周圍的警察高喊：「黑警開OT，警嫂玩3P」。然而，更讓我恐懼的是在旺角衝突的幾個小時後，還有超過五個警察圍著一名逃跑的示威者，不由分說地舉棍就打，就算他倒在地上動也不動，警察的暴行還是不見停歇。
過去從來沒有人提出和討論過這些歧議，但這些歧議卻濃縮了香港公民社會和中國在一九九七年過後的關係。二〇一九年夏天的警民對峙讓港警變成了外族，具體而微地體現了一九九七年以來的整段歷史。在港警變成外族的過程中，不僅有憤怒和對立，也有各種觀察和分析，人們也在這裡頭逐漸認識到，所謂的「人民保母」都是在保護另一個外來的殖民政權。
無論是拋棄虛幻的大一統意識形態、批判分析港中歧議的來源與發展，還是用「香港不是中國」來表達過去受到壓抑的歧議，都會帶來力量。這是因為所謂的殖民，就是外族對我族行使權力，所以只有在承認行使權力的人是外族以後，才能理解並對抗他們的殖民本質。
作者： 凱大熊
原文作者： Kevin Carrico
譯者： 盧靜, 劉維人
出版社：堡壘文化
出版日期：2023/06/20
內容簡介：本書以一九九七年後香港與中國關係不斷增加的挑戰為起點，深入分析香港民族主義的起源，並介紹城邦派、自決派、獨立派和歸英派等主要思想流派。同時，書中與後殖民理論、薩依德的《東方主義》等西方政治思想傳統進行呼應，並在結論進一步探討了香港民族主義對於二〇一九年年抗議運動的影響，作出了相應的評估。香港政治的倒退引起一些人將責任歸結於獨立倡導者和所謂的「麻煩製造者」，他們認為這些人的行動超出北京政府設定的「紅線」，並為中央政府鎮壓香港自由提供了藉口。
推薦閱讀
;){kind=link}
;){kind=link}
;){kind=link}
;){kind=link}
;){kind=link}
;){kind=link}
;){kind=link}
;){kind=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