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代號KCIA：南韓《南山的部長們》吞噬國家的黑衣人

2022/03/25 阿潑

韓國人若說「從南山出來」，即是意味生命的終結。「南山」為韓國中央情報部（KCIA... — 韓國人若說「從南山出來」，即是意味生命的終結。「南山」為韓國中央情報部（KCIA）的所在地，是一個超越憲法的怪物，而這個怪物，或也在獨裁者的運用與縱容下滋長，最終反噬宿主——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死於金載圭的槍下。圖／《南山的部長們》劇照

臺灣電影《返校》中，有個身穿軍服的鬼差。這個高大駭人的怪物，以追捕「敵人」為任務，沒有靈魂不能思考，只顧著虐打或勒喉，致人於死地。熟悉白色恐怖歷史者，或可將其辨識為警總這類情治機關，想像它對人造成的恐懼。但，我們也可以理解，像這種利用權力，破壞民主、鎮壓人民的怪物，幾乎是獨裁國家所共有。

在韓國，這個怪物的名字有個代號——「南山」——韓國人若說「從南山出來」，即是意味生命的終結，只因為南山是中央情報部（KCIA，後改為「國家安全企劃部」）的所在地，於是成為這個特務機關的代稱。

中央情報部是朴正熙於1960年發動軍事政變後創立的。中情部第四任部長金炯旭在其回憶錄中，曾如此描述聚集於「南山」的八百名成員歧異且隨時轉向、沒有價值觀、無信念的共同點：

情報部的專業調查官們在轉職前，大多是負責思想調查的刑警、防諜部隊的文官、憲兵下士，甚至還有在日治時期擔任朝鮮憲兵、密探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人本來是日本巡警，經常毆打、逮捕獨立運動人士，到了共產黨一度佔領首爾時期，則專門逮捕右翼民主人士，日後又反過來打壓共產黨間諜，是名符其實的「千面人」。

對他們來說，所謂的意識形態不過是表面文章，他們能夠服膺於任何政權，進而毆打、拷問敵人，是具有才能的無政府組織者；他們可以憎恨任何人、開發各種刑求手段，是透過虐待嫌疑犯來確認自己的虐待狂。

「情報部的工作有兩種，一個是抓共產黨，另一個是全心全意地伺候總統閣下。如果包括閣... — 「情報部的工作有兩種，一個是抓共產黨，另一個是全心全意地伺候總統閣下。如果包括閣下您在內的任何人有不同想法，那麼我金載圭是不會容忍的。」圖為金載圭刺殺朴正熙之後，配合調查還原開槍現場。圖／美聯社

但實際上，中央情報部並不只對付「共匪」或是異議份子，在朴正熙治下，這些情治人員花更多精力在政治鬥爭與派系勢力的整合排除上，即便對「自己人」都不手軟——是否也讓人聯想到國民黨政府——中央情報部首任部長金鍾泌的遭遇，即是一例。

金鍾泌是朴正熙的姪女婿，亦是中央情報部創辦者，卻也在朴正熙執政期間，遭到中情部的整肅，故在政壇上起起伏伏，1978年1月，他從國務院總理一職退下時，仍是重要政治派系的一員，卻未因此安全。他位在首爾青丘洞的住家，甚至遭當時的情報部長金載圭突襲搜查。金鍾泌因此勃然大怒：「你們太過份了，我反了什麼罪？我不忠嗎？我是不忠的人嗎？我可是創造你們情報部的人，還是你們有什麼陰謀嗎？要調查我？」

金載圭則如此回答：「閣下（金載圭對金鍾泌的稱呼），您曾擔任第一任情報部部長，所以應該非常瞭解，情報部的工作有兩種，一個是抓共產黨，另一個是全心全意地伺候總統閣下。如果包括閣下您在內的任何人有不同想法，那麼我金載圭是不會容忍的。」

前中情部長金炯旭的作為，亦是這個情治機關僅在一人之下的張狂證明。記者金忠植在著作中如此寫道：「金部長很少接受國會質詢答辯，因為中央情報部是直屬總統的機關，同時還有治外法權的關係，如果不是預算決算特別委員會或國政監察，金炯旭根本不會出現在國會。他通常只在中央情報部辦公室裡，透過與國會議事堂連結的喇叭，確認議員的『言行』。他凌駕於國會議員之上，尤其對共和黨甫當選的議員，簡直是目中無人。」

上述例子，完全顯示中央情報部確實是一個超越憲法的怪物，而這個怪物，或也就在獨裁者的運用與縱容下滋長，最終反噬宿主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死於金載圭的槍下。

1961年12月官邸的年終晚會，畫面中央交頭接耳的人，分別是朴正熙（左）與金鍾泌... — 1961年12月官邸的年終晚會，畫面中央交頭接耳的人，分別是朴正熙（左）與金鍾泌（右）。圖／南韓國家檔案局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後，隨即宣告進入軍事戒嚴狀態。事發兩個月後，全斗煥... —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後，隨即宣告進入軍事戒嚴狀態。事發兩個月後，全斗煥召集「一心會」成員，發動政變。圖／美聯社

電影《南山的部長們》精鍊地演現了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而其展演的根底，即是記者金忠植所寫的同名著作──其於1990年起，在《東亞日報》連載文章，時間長達兩年兩個月。文章集結成書後，銷量達53萬冊，成為後人瞭解朴正熙時代政治權謀、鬥爭與案件，以及中央情報部作為的重要資料。此書一言以蔽之，即是金忠植藉著書中10名中央情報部部長的經歷故事來概括朴正熙執政18年的歷史。

需強調的是，這在今日看來相當有企圖心的書寫計畫，實是發生在1990年至1992年、盧泰愚執政時期──作為全斗煥的後繼者，盧泰愚雖不算獨裁，但彼時軍人與情治機關仍很強勢，因此，金忠植與《東亞日報》可以說是在民主化仍未開展的狀態下，隻手深入禁區，透過無數採訪與蒐證，編織成這套細節繁多，讓事件脈絡、背景與過程皆有證詞或證據支撐的作品。

前述金載圭搜查金鍾泌青丘洞住處的證詞，即是金鍾泌提供給記者金忠植的。據金鍾泌所述，這是朴正熙時期第三次搜查自己姪女婿的家，但其根據是什麼呢？不過就是個錯誤情報，而這也顯示了朴正熙因為虛假情報的「神經過敏」，以致於情報部不得不為。

金忠植就此採訪到金大中的意見：

「情報部、保安司、警方都各自帶領許多情報人員，他們之間競爭激烈，沒有新的情報，就變成哪怕是用編的也好。而且從事情報活動者，如果瞭解上級的口味，還不投其所好只按照自己的想法報告，就會產生反作用。朴總統很介意金大中，所以就只報告跟金大中有關的情報。我確信這樣的惰性一直延續到90年代的安企部。」

金大中對於韓國情治機關的觀察，其實也能套用在臺灣情治機關的情報蒐集工作上。從現有的政治檔案中，可以看到情治人員不斷拿傳聞或虛假的消息像政治犯「套話」；情治機關亦因為競爭所產生的大量真假難辨的情報，造就了各種荒謬的案件與結果。

閱讀《南山的部長們》是個不小的挑戰：人名細節繁多，對於韓國近代歷史事件的陌生的話——至少於我而言，會有種進了「中永和」的錯覺，在繁多的人名事件中繞圈，以為走到一條新路，其實還是繞回剛剛經過的路。大路中有街道，轉彎處又有巷弄，想要抓到清楚的軸線或主幹，頗為困難。但對同處威權統治情境與擁有類似經歷的臺灣讀者而言，也不能說毫無閱讀樂趣，例如，讀到金大中對情報政治的看法，就讓我聯想到美麗島案當事人的偵訊筆錄中的問話。

其他例子還包含──

「鄭仁淑」死亡之謎，則讓我聯想到陳文成案；在書中讀到中情部干預選舉，也讓我想到調查局監控檔案裡情治機關干預黨外人士出馬選舉或是當選的紀錄

金忠植在書中做出以下論定：「五一六軍事政變之後，朴正熙的政治特質是『通過親衛情報機構實現政治毀滅』。他運用包括情報部在內的權力機器，動用所有行政體系與資金，破壞選舉的公平性，透過政治陰謀破壞妥協的規則。結果，許多執政黨政治家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在野黨政治家則淪為依靠金錢與陰謀的卑賤、醜陋的存在。」

朴正熙（中間戴墨鏡者）靠一心會防範軍隊倒戈，一心會則透過朴正熙的放任，而成為軍隊... — 朴正熙（中間戴墨鏡者）靠一心會防範軍隊倒戈，一心會則透過朴正熙的放任，而成為軍隊內近似幫派的利益集團。圖／美聯社

在金忠植的筆下，朴正熙透過中情部進行政治干預的細節清晰，但老實說，對於讀了許多臺灣戒嚴時期資料的我而言，心裡難免不是滋味。如：看到朴正熙透過中情部阻止金大中等「年輕人」參選，力拱一位讓這位獨裁者感到「地位相當」的獨立運動者參選，就會感嘆：韓國雖也是獨裁統治，但比起臺灣，也是可以產生讓朴正熙險險落選的「民主選舉」。

又或者，在書中讀到韓國「在野黨」國會議員此起彼落地在議會質詢、批評中情部濫權無度時，不也免思考：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在野黨」都是表象，除了黃順興等無黨籍或極少數國民黨籍民意代表外，當對局提出質疑的聲音微弱無聲，更不用說劍指情治機關──當然，這些批判中情部或朴正熙政府的議員，也要承受被中情部算計入罪並且刑求拷問的後果。

另外，讀到權力對於司法的干預時，檢察官與法官辭職抵抗的氣節，也讓我懷疑戒嚴時期臺灣的司法界如何面對權力的介入？印象中，幾乎不存在，更不用說，現有檔案證據顯示，即是至高無上的大法官解釋，都受到蔣介石與黨國意志的干預。

那種「好想贏韓國」的聲音，不僅在運動比賽上會從心裡湧出，在觀看韓國出色的議題式電影時壓抑不住，就連讀這本書之時，內心都忍不住喧嚷起來。而後是對同時期的國民黨政府的各種失望。

而這個聲音，也落在對於《南山的部長們》採訪完成的羨慕上──除了淪為階下囚的調查局副處長李世傑曾將自己的經歷寫作出版，以及另一位副處長高明輝接受記者採訪，留下辦案紀錄與意見外，在臺灣，少有涉及軍事審判或情治工作的退役/退休人員接受過採訪或提供證詞。

1985年3月20日，台北地方法院開庭審理轟動華人社會的劉宜良命案——即著名的「... — 1985年3月20日，台北地方法院開庭審理轟動華人社會的劉宜良命案——即著名的「江南案」——借提涉嫌教唆殺人的情報局副局長胡儀敏（左起）、局長汪希苓、第三處處長陳虎門，並提訊在押的竹聯幫份子陳啟禮、吳敦。圖／報系資料圖庫

1985年3月20日，國內治安單位動員了五百多名憲警及情治人員，支援台北地方法院... — 1985年3月20日，國內治安單位動員了五百多名憲警及情治人員，支援台北地方法院審理劉宜良案的安全戒護工作，而法庭僅費4小時審案，但治安人員卻花整整24小時值安全勤務。圖／報系資料圖庫

市面上能讀到的經歷見聞，多半是正向或是歷史大業般的片面口述，例如曾任國安局長、警備總部總司令的汪敬煦，曾任國安局長、調查局長的王光宇，都有訪談錄或半自傳出版，卻流於平面。除了美麗島案的口述，在我的國家，幾乎無法見到任何一體制參與者針對案件的證詞，更別說去揭露其背後的操作。

當然，韓國政治人物的自傳或口述訪談，亦有此種被受訪者引導的趨向，例如金鍾泌過世前出版的傳記，便是「正派」非常。正因如此，如金忠植這般有著清楚的目標設定與問題意識，進行大量採訪、資料收集與比對，再與當事人進行核實與意見收集的記者，便顯得更重要。

出於新聞訓練背景，我會特別關注非虛構作品作者的方法與問題，研究他的材料出處。因此，翻讀《南山的部長們》時，更對書中集結的情治人員、議員、政治人物、新聞記者、受難者等角度的說詞，充滿好奇。材料簡直是海量，他到底為何要寫這個題材，又是如何做到的？

忍不住進一步上網研究後，才知金忠植本人曾在1985年因為一則叛逃事件報導，在南山遭到嚴刑拷打，只因違反全面報導禁令，受到屈辱的他，心想：生在這擁有憲法的國家，竟然會遭到如此對待，總有一天他要寫下來，1990年，找上《東亞日報》的他，終於實現他的願念——每週寫一篇南山的故事。

他又是如何執行這個計畫？首先，他透過國會立法調查局製作的「韓國政治年表」，以及在各年的政治期刊，尋找中情部干預的案例，而後，再據此尋找關係人士。他解釋寫一篇文章需要三到四個新的點，如果是舊聞，就必須找到受訪者，附上他的說法，產生新的補充。因此，他必須不斷尋找受訪者，大約找上了兩、三百人，儘管有人拒絕，但也有許多人答應受訪。包含受金載圭槍殺朴正熙事件牽連的青瓦台秘書長金桂元──他也擔任過中情部長。

原被判處死刑的金桂元，後改判無期徒刑，並得得假釋機會。溫和的他，是金忠植唯一能找得到的中情部長，因此，想方設法找上門。即使金桂元不願意受訪，卻也明白記者的職責所在，最終妥協。據金忠植表示，這個訪談讓他如在直昇機上那樣，看到全局。而任職於情報部以及其他體制參與者的受訪，也都是「為了未來與歷史，開誠布公的證言」。

「作為記者，只要記者還活著，沒有死，親自採訪才是寫文章的原則。」

金忠植在某篇報導上這麼說。

但如前所述，此時是盧泰愚執政期間，情治機關的權力並沒有受到限制，過程中，他依然飽受威脅，而《東亞日報》編輯局長金重培保護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