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所先於神廟:印度人人有坑蹲的「廁所大躍進」
不久前,印度總理莫迪出訪美國,除了與川普會面,更獲「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頒發「全球目標守衛者獎」(Goalkeepers Global Goals),藉以表彰莫迪政府促進印度衛生的行動——即所謂的「清潔印度運動」(Swachh Bharat Abhiyan,SBA)。
對於莫迪獲此殊榮,不少知識份子和人權運動者,包括3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同表反對。他們認為莫迪的人權紀錄不佳,如2002年擔任古吉拉特邦首長期間,對於當地反穆斯林暴動引起多人傷亡難辭其咎;再加上近年處理喀什米爾議題也造成人道主義危機,不配得獎。
然而基金會仍選擇頒獎,原因在於SBA運動之前,印度有超過5億人口無法獲得安全的衛生設施。時至今日,據莫迪所言,過去數年間已建造了上億間廁所,使絕大多數印度家庭都可使用。基金會認為SBA可作為世界其他發展中及未開發國家的榜樣。
事實上,莫迪並非首次因環保公衛相關政策而獲獎。去年他就與法國總統馬克宏同獲聯合國「地球衛士獎」(Champions of the Earth award),旨在表揚莫迪承諾2022年前,印度將消除所有一次性塑料製品。
如此不難明白,這些獎項看重的是政治人物的政策,某種程度上固然有宣傳意味,但還是必須要有實質成效,才能獲得國際認可。而要更清楚地論斷莫迪SBA的成敗,不妨先從歷史脈絡談起。
從獨立建國以來,衛生問題就是印度政府的心頭大患之一。上世紀七零年代開始,陸續投入17億盧比用於改善農村環境衛生,但首重於提升飲用水品質,並沒有特別為廁所分配資金,因此農村廁所覆蓋率沒有甚麼進展。
到了1986年,當時的甘地(Rajiv Gandhi)政府成立專職機構,分工負責衛生與供水,並訂立「中央農村衛生計劃」(CRSP),為貧窮線以下的家庭提供財務援助,建造獨立的家庭廁所。這時期耗資約76億盧比,建造了400多萬間廁所,但對比起龐大的農村人口,這個數量遠遠不足。
千禧年前夕,印度的衛生環境仍舊惡劣,除了廁所數量太少,也有很高比例的廁所未獲使用。此時為瓦巴依(Atal Bihari Vajpayee)政府執政,發起「全面清潔運動」(TSC),繼續投入大筆資金興建廁所,不過政府已注意到衛生問題並非光靠廁所工程就可解決,人民的衛生習慣才是重點,因此開始推動衛生教育。
只是一時半刻,人民的觀點沒有太多改變,加上硬體的缺失——像是建造工程品質不佳、鮮少維護設施等原因——已有大量廁所無法使用。加上2001到2011年,農村居民使用廁所的比例雖從約22%提升到31%,但因印度人口快速過於成長,沒有廁所的家庭總數反倒增加了830萬,至此TSC也等於宣告失敗。
繼任的辛格政府(Manmohan Singh)修正TSC方向,2012年重新提出所謂的「潔淨印度任務」(Nirmal Bharat Abhiyan)。其策略強調社區導向,希望透過村委會(Gram Panchayat)的地方宣導,促使村民改變衛生觀念。另外,政府也祭出胡蘿蔔與大棒,一方面延續TSC的清潔村莊獎等激勵措施,一方面徵收違反衛生規則的罰款。
雖然辛格政府立下壯志,表示到2022年將可實現潔淨印度的願景,但政府的審計報告卻潑了冷水。報告指稱,除非地方治理獲得改善,否則投入再多資源也難獲得更多成效。像是中央雖然屢屢分配資金給地方改善衛生,但地方卻未能花在刀口上,而是浪費在如人事支出等方面,讓政策成果大打折扣。
不久後,莫迪領導的人民黨聯盟勝選,於2014年組成新政府。莫迪的競選口號之一即是「讓廁所先於神廟」(toilets before temples),上任旋即宣布推出SBA,其雄心較前任更遠大,宣稱要在2019年前消除露天便溺現象。為此,政府投入更多資金興建公廁與補助人民建造家庭廁所。
根據莫迪政府統計,其就任4年多來,已經有將近97%的家庭擁有廁所,先前只有不到4成;另有調查顯示,7成多的農村家庭有廁所可以使用,似乎整潔政策已見大成。同時,耗資280億美元的SBA也刺激了民間經濟活動,如相關建材的銷售增長81%,浴室和衛生用品的銷售增長48%。
整體來說,露天便溺的比例也由7成下降到44%。然而,民間智庫針對拉賈斯坦等四個邦的調查發現:雖然擁有廁所的家庭比以前多,但這些家庭中還是有近四分之一的人仍會露天便溺。也有美國大學學者發現,從政府的人口與健康調查發現,許多地方在短短幾個月內從高露天便溺率下降為零,合理推斷是為了滿足上級需求。
這些調查想當然引來莫迪政府的駁斥,甚至還提出了獨立機構的調查報告背書。報告指稱有96%家庭已有廁所,且有96%的人使用,另外,有9成左右的村莊已無露天便溺情事,可說是幾近百分百成功達成了莫迪政府設定的目標。
雙方數字的巨大差距,可能是因為統計上的偏差、官僚體系的逢迎上意,也可能是因為現實情形更為複雜,不該只是從廁所不足等表面數據著手,而是必須從遠離穢物等文化層面理解。
有學者刊載在《今日印度》(India Today)上的文章指出,相較於國民所得接近或更低、衛生條件更不足的國家,如鄰國孟加拉,印度的露天便溺率明顯高出許多。這部分是因為印度人民(特別是老年農村居民)相信,露天便溺與勤勞等美德(像是早起在自己田邊排泄的習慣)、顯示身體強壯(部份印度老一輩人家,會認為有疾病的人才會去蹲廁所),以及接觸戶外新鮮空氣有關。
有些調查則指出,拒絕室內如廁的原因還有像是在外排隊上公廁,會讓女性感覺困窘,因為等於昭告天下要去排泄,為了避免男性的眼光,女性寧可尋找隱密的戶外解決。又如在部分鄉下,禁止女性在公共場所討論事情或交換意見,偕伴露天便溺等於增加同性社交互動的機會。
這些觀念都助長了印度民眾露天便溺的傾向。諸如有些男性為了逃避妻子或母親,盡量少待在家裡、守舊家庭不允許男女共用廁所,女性被迫出門如廁、家中成員過多廁所過少,男性為展現氣概而自願出外便溺、老人不習慣使用廁所,因衛生習慣造成家中失和而自願出外便溺等都是可能原因之一。
進一步來說,印度人民認為家中不該堆積穢物,認為其不可觸碰,就如同種姓制度下的賤民階級達利特人(Dalit)一樣。由於經濟與技術等條件制約,缺乏公共或私人的抽水肥服務,印度村民得靠自己清理,但這類工作大多落到達利特人身上,或者乾脆選擇在外解決,就不必與達利特人打交道。
林林總總,都顯示印度的廁所問題牽涉到許多面向,這些觀念沉痾非朝夕能解。平心而論,隨著印度經濟發展,擁有更多預算空間撥款、歷任政府前仆後繼的投入改善,也不能抹殺貢獻,再加上莫迪政府善於利用民心,斥資興建更多廁所可說是恰逢其時,絕不是「沒有人民黨,就沒有新印度」。
但即使數量真如莫迪政府宣傳,也只是完成初步建設,露天便溺情形仍不時可見。如果想要推展所謂的現代廁所文明,得扭轉既有思維,像是迫使達利特人清理便溺物的種性陋習等,要跨過這些鴻溝還有極大的距離,這才是莫迪政府真正的衛生挑戰。
——▌下篇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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