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強勢超車中國?「莫迪經濟學」的失速狂飆
文/黃璟荃(The Glocal研究員)
下一個高速成長、再創經濟奇蹟的,會是哪一個國家?
「金磚五國」之一的印度曾被當成中國的接班人,但除了龐大人口之外,這兩國的經濟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相似之處。觀察兩國近年發展,如果說中國是在尋求快速增長後的「軟著陸」的話,那麼印度幾乎可以說是陷入了發展失速的局面。
莫迪政府近年來一系列的「重商政策」,似乎未能為印度帶來更有效的經濟成長之餘,也沒有配合印度本身人口紅利的措施,反倒令本來就不寬裕的社會資源分配更爲緊張,長遠發展將受到極大的窒礙。莫迪政府領導印度追趕中國的路,仍然非常遙遠。
▌印度經濟成長引擎改變
前印度首席經濟顧問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6月在哈佛大學發表有關印度近年GDP估算的論文。研究發現:以2011年為分水嶺,印度17個經濟指標(如石油、電力、鋼鐵...等)與GDP成長之間的相關性,產生了變化;當中有11個經濟指標,在2011年之前與GDP正相關,但在這之後卻成了負相關(圖一)。
以圖一來說,如果2011年前後的兩者相關性一樣,紅點應圍繞在45度斜線附近。如果不是的話,則表示這些因子對印度的經濟成長影響產生變化——也就是說,印度的經濟結構在此期間有大幅的改變。
舉例來說,如果印度經濟在2011年以前與石油因子(petroleum)的關係是負的,但2011年以後卻是正的,這可能暗示印度經濟對石油的依賴性出現了變化,甚至可能意味印度從石油進口國變成出口國。
但要注意的問題是,過去20年來,印度石油產業這樣的結構性變化並沒有發生,這表示印度官方的統計數據可能出錯,才造成2011年前後數據上的相關性失調。
不只如此,依此研究的推算,2011年後印度的實際經濟成長每年僅約4.5%,遠比官方預估的每年7%,低了2.5%。薩勃拉曼尼亞在《Indian Express》上刊載的文章解釋:印度官方對於GDP成長統計預測的嚴重失誤,連帶導致近年來的貨幣政策過緊,印度央行所設的利率恐怕比理想值高150基點。
有這樣的預測失誤,近年印度的經濟高速成長未能反映在就業率中也就不難理解,而不合適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更恐怕早已耽誤印度的經濟起飛。若當初知道GDP成長只達4.5%,政府或許會對問題最嚴重的銀行業與農業,採取更積極的改革態度。
事實上早在2年前,薩勃拉曼尼亞在職期間就曾警告,「印度7%的高速成長不可能持續發展」,且印度同期的投資、出口和信貸增長特別薄弱,與一般高速成長國家的經濟發展軌跡相反,難以參考他國案例。
而在薩勃拉曼尼亞發表該份研究後,印度經濟發展的前景,以及官方數據的可靠度,似乎都大打折扣。但儘管如此,莫迪政府目前仍未有任何具體回應。
▌廢幣與稅改:事倍功半的「親商政策」
莫迪第一次當選前,曾宣傳自己的親商政策,發誓要讓印度成為更有效率的市場。然而,許多政策實施的方式和時間點都不理想,最後反而事倍功半。
以最著名的「印度廢鈔令」來說,莫迪政府在2016年11月,突然廢止了500、1000印度盧比紙幣,名義上是「打擊黑錢」,但因500和1000盧比紙幣的流通量超過8成,且印度有98%的交易量倚賴現金,突如其來的變化反而削弱了全國的消費力——一夕之間消失的資金流動,使許多中小企業和農業都成為廢幣政策下的犧牲者,更不用提因此而失去工作或收入的勞動者了。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前印度首席經濟顧問巴蘇(Kaushik Basu),就曾在《紐約時報》批評,莫迪的廢幣計畫建立在無中生有的理論上——莫迪政府不過是以掃蕩非法交易黑錢為引子,希望透過回收實體鈔票間接控制印度的通膨。
莫迪的謬論在於:一來,並沒有任何研究指出黑錢比白錢更容易造成通膨;二來,莫迪「想像中的黑錢」,指的是所有在非正式產業內所流動的錢(舉凡請人幫忙給的小費、鐘點工等),並不僅限於非法交易。但大多數「真正的黑錢」多以貴金屬、房地產和海外帳戶的方式寄存,廢幣根本與其無關。
況且,就算真的可以這種行政方式「洗出」、並廢除部分偽造貨幣,也無法找出偽造貨幣的來源,更無法避免同樣的事再次發生。曾任《金融時報》孟買辦事處主任、《鍍金王國 印度:穿越印度驚人的經濟成長、社會不公、政治裙帶關係與未來的真實內幕》一書作者的詹姆斯.考伯垂(James Crabtree),也在書中提到他耳聞過各種規避政府限制、快速洗錢的方法,更顯得莫迪廢幣計畫的草率。
根據《半島電視台》,廢幣政策至少造成300萬多人失業,將近當年總勞工人口的0.7%。許多中小企業習慣使用現金支付勞工和進行交易,廢幣對於低層的勞工或鐘點工的影響尤其大。因為廢幣政策計畫的不周,受到最大傷害的結果不是非法罪犯,反而是日常生活中需要現金的老百姓。
與其以廢幣這樣極端的方式反貪,不如思考如何避免富人和大企業逃稅,或是改革金融業、打破「使用現金一定更安全」的既定觀念,讓更多消費者選擇使用方便的銀行服務。
第二個影響經濟成長的政策則是2017年的「消費稅改革」(GST reform)。
雖然消費稅改革後確實讓印度繁雜的課稅系統本身簡單化,卻難免對短期的經濟成長造成壓力。中小企業對新收稅制度感到陌生,大企業需重整內部系統以遵守新規。GST reform 短期的不確定性還有規管更改帶來的額外開支,均使企業投資和消費放緩,甚至使部分中小企業定價過高。
2017年7月初的消費稅改革,以長期來看雖然對經濟是好的,但由於離2016年11月的廢鈔令時間點相近,印度政府當時應該要有更多政策來應對經濟短期的摩擦。
除了前兩個最主要的經濟政策之外,莫迪第一任期內還設立了破產清算法庭,並放鬆了對海外企業的限制,使得印度在世界銀行經商便利度指數的排名,兩年內上升53名,在2018年成為全球第77。
然而,印度近年來的投資疲軟,讓就業指標依然不理想,這可能與先前所提整體經濟成長被高估有關;連續兩個大規模改革造成的摩擦恐怕也被政府低估,因而沒有以相對寬鬆的其他政策,來減緩對商業週期造成的衝擊,甚至可能錯過以減稅發展指定產業的好機會。
經濟成長要反映在就業率上的話,印度仍缺乏海外投資和企業開發。除了需要再大幅減少所需的流程和許可之外,政府需要更認真看待銀行系統已累積1,500億美金的壞帳(約新台幣4.75兆)。
過去,莫迪政府期望可以藉由快速的經濟成長,和國有銀行的資本來解決長期累計的壞帳。這樣消極的態度反使問題越來越嚴重,不但威脅到國家的信用評價,甚至成為拖累經濟成長的黑手。
▌莫迪第二任期最大挑戰:青年失業率
如前文所述,印度失業率破天高無疑必須部分歸咎於莫迪第一任期內幾項爭議的親商政策。根據官方數據,印度2017-2018的全國失業率,達45年來最高紀錄的6.1%,青年失業率更遠高於全國失業率。
同樣是人口大國,印度與中國的人口結構完全不同。過往的一胎化政策使中國提早面臨老年化社會,成為中國經濟持續成長最大的結構性障礙;印度則完全不同,雖然擁有足夠的年輕勞動人口,卻沒有足夠的工作機會——65%的人口在35歲以下,但15到29歲的青年失業率卻近兩成。而且,這些失業者並非全是低技術勞工。
實際上,印度國民教育水平逐年升高,不過更高的學歷卻無法換到更高的就業穩定性。在印度,大學畢業人口佔總工作年齡人口的10%,但根據去年第四季的數據顯示,他們的失業率高達12.1%,甚至高於只有高中畢業人口10.6%的失業率。雖然莫迪以「無法正確統計非正式經濟中的就業率」為由迴避批評,但就業率確實是莫迪第二任期的最大挑戰。
印度是否有在未來超越中國的可能性?莫迪第二個任期將是關鍵時期。
雖然印度人口預計在下個十年超過中國人口,但印度人口成長已有漸緩現象。根據牛津大學的研究學者指出,印度25歲以下人口已在近十年達到巔峰,依人口慣性,總人口也將在未來40年內達到巔峰。印度若要超越中國,成為下一個全球經濟領導者,就必須把握人口結構的黃金期。
不過人口暴漲也有弊處。雖然印度的青年人口可以提供國家所需的生產力,但人口暴增將使已非常有限的自然資源和能源變的更加緊迫,也會使社會問題更加顯著。對此,莫迪政府以各種福利政策來鞏固民心,其中包含低收入戶健保、發放現金福利給農民、在弱勢偏鄉建立廁所、保證家家戶戶都有乾淨的水源。然而,在經濟政策未能配合的情況下,再多的公共開支能夠做到的都有限。
莫迪的第二個任期,恐怕將很大程度是爲了修補他第一個任期做出的眾多錯誤決定。要在短期追上中國,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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