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辱華爭議：中國「戰狼外交」的紅線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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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國曾姓一家大鬧瑞典之後，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轉移到瑞典政治諷刺秀《瑞典新聞》（Svenska Nyheter）的「辱華」風波時，瑞典的第二大城——哥特堡（Gothenburg）——有一群人，在北歐最大的國際書展上繼續為「被失蹤」的瑞典公民、出版者與作家桂民海發聲、爭取權益，並且討論中國力量如何影響世界各地的言論自由。

這一系列被部分媒體視為中瑞外交危機的事件，從兩國在事發後仍持續保持正常交流看來，似乎沒有外界所想的如此不可收拾，然而，這次事件卻給了瑞典與其他歐洲國家一個大大的警惕——瑞典政府與媒體雖然長期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但他們可能沒想到，竟然有這麼一天，他們有機會親身體驗中國的「戰狼式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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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也驚嘆的「一等大國、三流手段」？

《瑞典新聞》第一次播出有關中國遊客的諷刺秀之後，中國網友們情緒沸騰，「帝吧大軍出征」，瘋狂在瑞典外交部、節目電視台和主持人的臉書頁留言之後，《瑞典晚報》（Aftonbladet）出了一篇報導，解釋中國「nättroll」（internet troll，接近嘴砲的意思）如何運作、如何在2016年攻擊台灣總統蔡英文的粉絲頁以及其他出征事蹟。

報導中也談到「五毛黨」（即網軍，瑞典將之譯為50-centare，50分）如何受雇於中共，又是如何運用各種手段左右網路輿論，無論是「河蟹」也好、擁戴習近平也罷，在此篇報導中都有清楚的介紹。

在遊客事件之前，中國駐瑞典大使館也曾在瑞典媒體、公民社會、學政界中，廣傳有關桂民海的「罪狀」，但經瑞典記者的查證後發現，這些桂民海「不堪」的過去，都是中國方面採用片面事實，加油添醋，編造而成，乍看之下可信度頗高，若無有心人士特意追查，恐怕桂民海不但身陷牢獄，還落得一身汙臭；相同的手法，也被用來對付長期追蹤中國議題的瑞典記者奧爾森（Jojje Ol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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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台灣人可能習以為常的中國慣用手段，對在國際政治上一向低調的瑞典來說，算是新鮮，也算大開了眼界。在9月底哥特堡國際書展的桂民海活動講席上，來自挪威的「國際出版人協會」（IPA）主席艾納森（Kristenn Einarsson），在經歷中國如何因為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而「懲罰」挪威後，也認為這次中國在瑞典實施的手段，確實不太一樣，少了點格調。

但究竟瑞典做了什麼？讓中國這麼不開心，要利用無理取鬧的觀光客來進行「懲罰」？瑞典政府與民間的確仍不放棄拯救桂民海，瑞典也確實邀請達賴喇嘛到國演說，但中國長期以來面對國際壓力，難道沒有能力採取正常外交手段處理這次事件嗎？

瑞典部分媒體認為，這個事件跟新上任的大使——桂從友——很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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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蕩瑞典的忠貞黨員

——中國「北歐國際新聞中心」

在2017年出使瑞典之前，桂從友曾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部歐亞司以及中國駐俄羅斯大使館擔任重要工作。依照他的工作經歷與出使瑞典期間的發言看來，他是個極為符合中國共產黨傳統的外交官。然而，對於所謂的自由世界，桂從友可以說並沒有太多實務經驗。

與他前任的駐瑞大使陳育明相比，桂從友在到任前，對瑞典十分陌生，到任將滿一年後，一次在接受瑞典《今日工業報》的採訪時，他被問到瑞典哪一點最好，桂從友的答案竟然是：「天氣」。雖然他接著解釋因為瑞典的環保做的好，所以天氣好，但這答案還是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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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媒體對於中國獨裁政權很有興趣，每每採訪都會質疑中國不是個民主國家、沒有言論自由、沒有人權的問題，而桂從友一貫的答案都是：中國重視民主、想要民主，中國的民主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世界的發展是多元多彩的，所以民主也有各種形式，西方國家不容許這種多元，是不包容的。

他也認為，中國有言論自由，人民與記者只要守法就不會有問題，並一再強調，中國是個法治的國家，注重人權，中國對世界巨大的人權貢獻，就是讓8億人脫貧…。這些樣板式、空有詞藻的回答，不但難以說服媒體，也顯示了桂從友與瑞典的自由社會有多麼格格不入。

與此同時，使館也不斷放出各種向瑞典媒體抗議、「良知呼籲」、導正視聽的聲明。原因是，瑞典媒體報導了各種讓中共政權不開心的新聞，例如桂民海、法輪功、器官摘除、中國官資是否進入瑞典收購、中國壓制新聞自由、中國是否意圖操縱瑞典大選，甚至台灣與世衛的關係。

一直到最近的「使館惡意汙蔑桂民海與瑞典記者」事件、維吾爾族遭受壓迫，以及香港港獨大遊行的新聞，各種「汙衊」中國、各種「偏見、誤解」在瑞典層出不窮。甚至在桂從友短短一年多的任期中，瑞典各界人士就已經在中國使館前舉辦過至少3次聲援桂民海的抗議行動，也有報社刊登法輪功人士回應中國使館的聲明，甚至有讀者投書到《瑞典日報》（SvD）文化版，建議政府將中國使館前的馬路改名為「桂民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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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自由世界」的正常能量發揮，在桂從友的眼中都是「戴著有色眼鏡抹黑中國」、「無端猜忌指責」、「惡意攻擊」、記者聽信「反華份子的謊言」。他也在一篇聲明中表示，瑞典人不該有「幼稚的傲慢」，用這些早已過時的眼光看中國，更不要擺著「教師爺」的架子來教訓中國。

在他到任的前期，中國使館的聲明還算客氣，時而呼籲瑞典記者們放棄成見、偏見、敵意，「加入中瑞友好的行列來」；到了後期，使館的聲明用詞越發嚴厲。例如，當哥特堡國際書展邀請桂民海出席的邀請函發至使館，這些邀請者與支持群眾都成了使館口中的「瑞典法盲」，甚至呼籲他們，「回歸理性良知，講點法治、講點人權、講點民主」。

在這麼多「罔顧事實的成見」的轟炸之下，桂從友本想採用「批評」的方式，企圖「指導」記者們看清事實，但想不到，不但沒有發揮效應，反而火越燒越大，關注桂民海、中國人權議題的瑞典媒體越來越多，這些記者和報導也成了桂從友口中的「媒體暴政」。

帶著習近平的寄望，以及透過「北歐國際新聞中心」活絡一帶一路，發展創新新媒體、新戰略、新思路任務在身的桂從友，到任一年還沒做出成績就撞得滿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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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瑞典水溫：中國特色的言論自由

桂從友針對瑞典媒體的「大整肅」，或許跟「北歐國際新聞中心」的成立關係密切。

「北歐國際新聞中心」在2017年因應中國十九大政策而成立，總部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以北歐為出發點，結合世界各地華文媒體，「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了解中國，為中國走向世界搭建新聞平台，…開闢一個以新聞為中心連接世界與中國的新思路、新戰略思想…」，是「一帶一路」中的重要新舉措。

作為北京當局在瑞典佈局「一帶一路」的重點單位，無論是試水溫或是排除當地障礙，中國使館對於媒體的強烈關注自是不言而喻。甚至有媒體認為，遊客事件是一場對歐洲民主的測試。

在哥特堡國際書展的討論中，「國際出版人協會」與「瑞典筆會」（Svenska PEN）的代表都表示，這兩個在國際文壇上帶頭捍衛言論自由的組織，都早已有中國成員加入，每年在北京舉辦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規模也越來越大，今年甚至成立了「中國—中東歐國家出版聯盟」，可見中國發展軟實力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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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國依舊因為沒有出版自由而在「國際出版人協會」中飽受質疑與批評；在「國際筆會」因為大會討論中國言論自由問題，數次憤而退出國際筆會，最近一次再加入是在2011年。

「國際筆會」在爭取作者人權與言論自由上不遺餘力，然而其會員之一的「中國筆會中心」組成卻是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寫作者，並由具黨國色彩的「中國作家協會」主管；加入「國際出版人協會」的「中國出版人協會」宣稱由中國出版界自行組織，但卻由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署長與副署長出任該協會的理事長與副理事長——很難想像中國在這兩個國際組織上的參與對中國言論自由會有什麼貢獻，又會如何影響這兩個組織未來的運作？

哥特堡國際書展講習的講者也表示，在挪威因劉曉波事件受到中國的貿易制裁之後，雖然沒有明顯的感覺到出版界的變化，但作者們的自我審查卻是一個很難衡量的狀況，尤其在桂民海與奧爾森等瑞典事件，中國採用參雜事實與虛構的抹黑方式，虛虛實實，一般人不容易察覺異狀，更可能迫使很多作者因為擔心名譽受損而開始自我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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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國際出版人協會」將為出版自由作出貢獻的「伏爾泰獎」（Prix Voltaire）頒發給仍被拘禁中的桂民海，遭到中國會員強烈抗議，也有包含中國在內的媒體以桂民海「出版品質差勁」等理由批評這項決定。

中國依然堅持有中國特色的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堅持出版歸出版、政治歸政治。「國際出版人協會」的主席艾納森對此表示：

哥特堡國際書展的一角，擺著一張空蕩蕩的椅子，等著桂民海回到瑞典。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上，也曾經有那麼一把等待劉曉波的椅子——這把椅子永遠沒能等到它的主人，而哥特堡的那張椅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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