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看見香港光復的希望，是我們的工作」：歐洲香港人聯盟群像

2025/02/06 辜泳秝 Yongli Ku

左為愛沙尼亞的EHKDA成員Iverson、右為挪威的EHKDA成員Jessic... — 左為愛沙尼亞的EHKDA成員Iverson、右為挪威的EHKDA成員Jessica，中為EHKDA標誌。圖／歐洲香港人聯盟Facebook、受訪者提供

文：辜泳秝（Yongli Ku）

歐洲 香港人聯盟（The European Hong Kong Diaspora Alliance, EHKDA）經過兩年的籌備期，終於在2024年9月30日宣布成立，選擇在中共第75個國慶節前一天，繼續向著推動香港民主的工作邁進。
《轉角國際》在歐洲香港人聯盟的邀約下，採訪了聯盟中的4位成員，4個普通的海外香港人，希望透過他們投入香港海外倡議行動的故事讓更多人知道歐洲香港人聯盟，並且持續關心香港議題。4人的採訪內容分上下兩篇，本文為下篇。

▌接續上篇：〈普通人的民主抗爭：專訪「歐洲香港人聯盟」〉

▌「我們的工作是給人希望」──Iverson Ng（愛沙尼亞）

Iverson住在愛沙尼亞將近8年，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笑稱自己是很普通又典型的香港人，上一般的學校，生在香港卻不怎麼喜歡香港的那種。Iverson出生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前，在香港曾經參與不同的公民運動，2012年他第一次參與抗爭反對「德育與國民教育科」（港府推行該學科的目標，是建立學生對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身份認同）；大學讀的是國際新聞學，2014年佔中運動時他是學生記者，採訪了許多人與很多抗爭。

2016年在香港大學見證了梁天琦與羅冠聰與彭定康的對話後，發現許多香港人認為香港要獨立，但獨立對Iverson來說並不是香港的解方，再加上在雨傘運動之後抗爭者一個一個被警察逮捕，民意代表候選人被取消參選資格，他採訪過各界人士得到的結論並不樂觀。

眼看香港人的自由越來越限縮，新聞記者的工作也不可能繼續做下去，他看不見20幾歲的自己在香港的未來，也看不見這個城市的未來，所以決定離開，在2017年移居愛沙尼亞，那時候的他並不想回香港。

他坦言，在2019年之前，他是很不喜歡香港的。他說那年他在一個研討會上遇到一個台灣來的學者，他們聊到上千上萬的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Iverson當時告訴那位台灣學者，香港人上街走走然後回家睡覺隔天上班工作，制度照舊，抗議不會改變任何事。

但是當抗爭持續幾天幾周，當香港街頭出現了幾百萬人，Iverson開始關注這次抗爭，他才發現這次不一樣了，他每天看抗爭現場的轉播，警察暴力讓他感到沮喪，但他也看到香港人是如何為了香港的未來，傾盡全力的投入在這場抗爭中。

許多青少年上街遭受不符合比例原則的暴力對待，讓他感到難以忍受；催淚瓦斯像暴風圈籠罩香港，讓他回憶起2014年的街頭抗爭，讓他也想為香港做點什麼。但眼見抗爭的狀況以及警方的高度準備，他知道自己沒有回去香港的勇氣，他甚至覺得這有可能會演變成六四天安門的血腥慘劇（Iverson認為六四不是事件，而是一場屠殺），他選擇在海外用寫文章、辦活動等各種方式盡力聲援香港的運動。

在這個過程中Iverson認識了許多同樣在海外努力聲援的香港人，這讓他有種自己「再次成為香港人」的感受，是他人生重要的轉捩點。

Iverson說，2019年的抗爭爭取的是香港的存在、香港的靈魂，爭取的是香港最重要的東西，這跟以往的抗爭很不同。這場抗爭不只關乎年輕人、抗爭者，而是所有人，所有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視香港為家的人。來自各行各業、不同族群、不同年齡層的人都紛紛站出來，令人動容。

在愛沙尼亞Iverson先攻讀碩士，修習了政治學、歐盟與俄羅斯關係，研究烏克蘭相關的議題；2019年後成立了非營利組織「香港之家」，靈感來自於蘇聯時期流亡愛沙尼亞人在海外成立「愛沙尼亞之家」，繼續傳承愛沙尼亞的文化與自由精神。Iverson也曾經在國際倡議組織Stand with Hong Kong工作，他目前從事學術工作，進行香港《國安法》與其他法律的研究，繼續用他自己的方式跟世界述說香港的故事。

他說，愛沙尼亞因為經歷過共產統治，因此大眾普遍都是反對共產黨並可以理解、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但是真的了解香港議題的人不多，有些關心香港的愛沙尼亞人在2019年後認為香港的狀況已經無法挽回，把注意力轉向台灣。

Iverson在2017年因為失去希望而離開香港，現在香港的狀況每況愈下，難道務實的他沒想過要放棄嗎？

他說，他沒想過。他只想起所有在那時候（2019）的香港人都不害怕香港政府、不怕共產黨，他時常想起那些抗爭者天天被警察打，很多人包括他的兒時朋友都一個個被捕，而自己在歐洲安然無恙，可以繼續享受生活，那是因為很多的香港人勇敢的站出來。他也常想起那些走上絕路的香港人，不想讓他們白白犧牲生命，也許他們都在看著他，有沒有好好的為香港付出，所以他不會放棄，這些人是他繼續堅持下去的動力。

參與抗爭有經驗的他也了解投身民主運動的風險，因此他刻意跟家人保持距離，他們也不清楚他在做什麼，他說這是道德難題，中共政權不能阻擋他的決心。

他很珍惜歐洲香港人聯盟的成立，2019年的Be Water策略雖然很民主但也讓一些人難以達成共識，但這個聯盟讓他有歸屬感，他很享受跟其他香港人見面說廣東話，一同吃香港食物，與聯盟夥伴的互動與討論不是只有政治。

他說若然有朝一日光復香港，自己還是想回去。他對香港的未來也比2017年時更正面，他看見歐盟和美國更有敵我意識的面對中國，香港人在世界各國的倡議越來越強，尤其在美國。中國的經濟越來越弱，支持俄羅斯只會讓中國經濟更惡化，他說：「我們有生之年會看到香港光復，讓人們看見希望是我們的工作，不然其他人為什麼要跟我們一起努力。」

香港內部雖然越來越糟，但香港人並沒有放棄，很多人都沒有忘記，只是先沉潛。

「香港人都會說不是我們看見希望才堅持下去，是因為我們堅持才會有希望。」

左為2019年反送中運動，抗爭者在尖沙嘴的商場高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右... — 左為2019年反送中運動，抗爭者在尖沙嘴的商場高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右為Iverson跟愛沙尼亞國會香港支持小組的主席（任期從2020至2023）Tarmo Kruusimäe合照。圖／路透社、受訪者提供

▌「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Jessica Chiu（挪威）

Jessica在2013年因為讀書離開香港，那時只是因為想趁年輕出國闖闖，大學期間在當挪威交換學生時愛上挪威的環境，所以選擇前往挪威深造。在挪威讀完書，找到工作，就留下來生活一直到現在。

Jessica說，雖然她曾經在2003年跟著家人上街參與反對《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修法的行動，那時候雖然不太懂政治，但對於能夠擋下「23條」這個結果，還是感到有點驕傲。2012年她也參與反對國民教育的抗議，偶爾也跟朋友參加一些六四或政治相關的活動，但她說在2019年之前，自己大致上是一個對政治沒興趣的人。

2019年反送中運動開始之後，在挪威的香港人在社群媒體上發起了一些聚會，她才想起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做一些事，然後慢慢走上香港民主倡議之路。她說那時候看著抗爭的發展，很多人天天都感覺焦慮，有這樣的聚會讓大家有「圍爐」的感覺，心裡有個寄託。先是在挪威國會前擺攤跟民眾溝通談論香港發生的事情，然後辦一些可以凝聚香港人的活動。

之後一些人成立了Hong Kong Committee，她說她剛好通曉挪威語，也剛好認識一些對政治和組織活動比較熟悉的挪威朋友，所以就也留下來當了理事會的主席，繼續在挪威替香港發聲。

左為Jessica造訪台灣時留影，右為2019年反送中運動時，在香港理工大學的抗... — 左為Jessica造訪台灣時留影，右為2019年反送中運動時，在香港理工大學的抗爭者。圖／受訪者提供、路透社

Jessica說一開始願意出面的香港人不少，但後來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大部分的人因為經商、返港等各種原因就不願意出面了，我問她難道不擔心安全問題嗎，她回答說：「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不是很重要」，挪威畢竟是小國家，影響力不大，她倒不是很擔心，她笑說自己已經到處露面，也曾在報章發表相關文章並接受媒體訪問，每年六四她們會到中國大使館前進行紀念活動，所以中國方面也知道她這號人物，沒什麼好遮掩的了。

她說，在挪威有言論與集會自由，目前還沒有因為做民主工作而遭受威脅，但若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在媒體曝光的話會得到很大的關注。她認為，挪威雖然因為鮭魚貿易有其親中的一面，但多數政治人物跟民眾對自由民主價值還是很重視也有堅持，所以對香港議題依舊很關心。

Jessica在挪威除了做文化工作保留香港認同之外，也做了很多投書、國會倡議的工作，雖然挪威人的英文程度不錯，但有通曉挪威當地語言文化的人直接向挪威人解釋香港的情形會比較直接也更有效。挪威雖然不是歐盟成員國，但是對外關係基本上是跟著歐盟政策走，所以參與歐洲香港人聯盟對挪威國內的倡議也很有用。

Jessica自己很小就跟著家人上街，看到2019年有這麼多青少年也上街，她說希望他們知道這是一條很長也充滿著失望的路，當時看到一兩百萬人上街是很振奮的，挪威也有議員向諾貝爾和平獎提名香港人，那個時候感覺是很有希望的，但想不到後來的發展會是這樣。

要不是《國安法》的話，Jessica說她這個普通人也許還能回香港，但其實在挪威住了這麼久，對她來說香港其實已經變成一個探望家人朋友的地方，對很多事物都不再能適應，不太可能再回去居住，所以不會太遺憾，只是偶爾還是會想念香港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