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難民潮：小默罕默德的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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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底，伊多梅尼（Idomeni）即將被清場的消息再次傳來，並沒有引起難民們太大的反響。也許，是之前類似「狼來了」的傳聞多次傳出，讓他們從最初的不安變成了現在的麻木。當然，導致麻木的更深層原因是厭倦。他們已經厭倦了這種讓人煎熬的無望的等待。從近三個月前開始，成千上萬的人同時在此出演一齣「等待果陀」般的荒誕劇：在警察和士兵重重把守的鐵絲網下，等待一扇並不會再朝他們敞開的門，門的那邊，是一個叫做EUROPE的虛無縹緲的烏托邦。

在邁向夢想中的EUROPE之前，伊多梅尼原本是他們的驛站，現在卻猝不及防變成他們的夢碎之地。這個希臘和馬其頓邊界的寂寂無聞的小村莊，因爲難民們的到來，注定要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小小的一筆。隨著中東戰火重燃、IS肆虐，叙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戰爭難民（連同巴基斯坦、伊朗、黎巴嫩等地的其他難民），被迫背井離鄉，輾轉從土耳其坐上簡陋的橡皮艇，橫跨愛琴海峽，登陸希臘的列斯伏斯（Lesvos）等島，再通過陸路一路向北，徒步穿越馬其頓，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等巴爾幹國家，進入到匈牙利、奧地利等國，最終抵達富庶且難民政策較優渥的德國、荷蘭、瑞典、英國等發達的西歐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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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三月初，馬其頓突然封鎖了邊界，難民們逃亡的巴爾幹路綫被切斷，導致大量難民滯留在希臘北部邊界小村伊多梅尼。這是一個總共才有數十戶人家、不到兩百人的小村莊，最多時候卻滯留了一萬四、五千難民，大多是携帶兒童的家庭。當我跟著我的藝術家朋友來到這裏拍攝一部有關難民遷徙的紀錄片時，車剛駛近邊界，就透過車窗看到路上到處都是衣衫襤褸、面容疲倦的難民們，他們拖家帶口，風塵僕僕一路向前，用腳步丈量著異鄉的大地。這一幕像極了「出埃及記」裏的場景。而不遠處白雪皚皚的希臘聖山、綠草如茵的田野和鬱鬱葱葱的橄欖樹林，和眼前這些流離失所的異鄉人，以及散落在道路邊和草地上的各色帳篷、點燃的篝火與飄散的濃烟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讓從未見過此番景象的我震驚不已。

更震驚的是背後那些眼睛所看不見的事實。據西方媒體報導，從上一年以來，光從土耳其坐橡皮艇漂流到以列斯伏斯爲主的希臘島嶼的難民就超過了50萬人，而其中，不幸溺亡的人數達到了4000人！我無法想像，4000人——包括不少老人和孩子，紛紛在這片狹窄的海域墜水而亡是怎樣的人間地獄。而我要不是來到這裏，對此幾乎一無所知。我的日新月異的盛世祖國，正鐵了心在「中國夢」的陽關大道上狂奔，並不在乎他人正在獨木小橋上遭遇到的苦難。而那些習慣于高唱贊歌的喉舌媒體，很少有認真報導過這波「二戰以來最嚴重的難民潮」。喧囂的網路上倒是有不少歧視穆斯林的冷血的同胞，紛紛叫囂著難民「活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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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歐洲的人道主義精神也在衰退。也許是恐怖事件頻發磨滅了不少人的同情心，保守的右翼勢力在全球範圍內抬頭，政客們爲了保住自己的選票，開始重新審視和調整難民政策與立場。歐洲地緣政治也在暗暗地較量，歐盟內部國家的紛爭日漸加劇。原本開放邊界的巴爾幹沿線國家紛紛關閉邊界，甚至多次粗暴地發射催淚瓦斯和橡膠彈，藉以驅散聚集在邊界下的這些「麻煩製造者」，而毫不在乎婦孺兒童人仰馬翻傷情慘重。持相對包容態度的希臘政府也决定要將伊多梅尼這個難看的瘡疤移除。

種種跡象表明，這次的清場是玩真格的了。爲了拍到這至關重要的環節，在希臘警方全面封鎖難民營前，我和助手提前帶著攝像機潜入進去。我們在各個帳篷裏躲躲藏藏，因爲之前在這裏待了將近三個月，大部分的難民們都認識我們，熱心地給我們打掩護。來自叙利亞的Bashar——一位會做中餐的年輕廚子將他的絨衣外套給了我，來自巴格達的前出租車司機Sarab將他的毛線套頭帽給了我，我的來自香港的助手KIM也從一位三個孩子的伊朗媽媽那得到了一塊頭巾，用以像阿拉伯婦女一樣地包住頭。再加之得益於地中海陽光這位技藝高超的「化妝師」近三個月來的幫助，我們已經擁有了足夠黝黑的皮膚。最後，我們成功地僞裝成了阿富汗難民——反正在歐洲人的眼裏，中國人和阿富汗人長得也差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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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幾架直升機在頭頂嗡嗡地盤旋，數十輛警方運輸車陸續開進伊多梅尼，成百上千荷槍實彈的警察和軍人魚貫而入，將難民們團團圍住。之前，除了希臘國家電視臺，所有的國際媒體和援助組織人員都不再被允許進入，以便希臘政府將整個難民營「分而治之」後再逐片「定點清除」。毫無疑問，這是一場歐洲的「强拆」， 被「强拆」的難民們必須在限定時間內坐上警方提供的大巴，開出伊多梅尼，被分散到數十公里以至上百公里外的數十個新難民營。對於我這個來自强拆之國且拍攝過强拆題材的中國人來說，這是一次熟悉卻詭異的經歷。我們混在難民中間，在陰暗而逼仄的帳篷裏，在廢棄的火車站、國家銀行辦公點（這裏也成爲了難民的臨時居所），甚至在污水橫流的簡易厠所裏，和警察們玩著躲猫猫的游戲，竭盡所能地偷偷記錄下這次强拆的全過程——這是伊多梅尼的一首終曲，昔日的聚集和停泊即將曲終人散。

就這樣躲躲拍拍地過了兩天，夜幕降臨，又一個黑夜來臨了，明天是清場的最後一天。因爲被別離的氣息包裹，伊多梅尼變得異常的死寂，以往的喧囂和熱鬧不再。我躲在位於難民營東北角的一間白色公共大帳篷裏，能聽到外面灌木叢和池塘裏傳來的蛐蛐和青蛙的鳴叫。大帳篷裏容納了上百張簡易的雙層架子床，來自不同國家的男女老少難民都棲息于此，無奈地度過最後一夜，等待著最後的清場和別離到來。環繞在大帳篷外的家庭式小帳篷幾乎都被挖掘機拆除，垮塌一地，只留下一個個散落著各種生活垃圾的廢墟，遠遠看去，像一個個大地上的傷疤。這也是歐洲難民危機和世界人道主義災難的見證和象徵。但大自然的季節更迭卻並沒有因人類的野蠻、粗暴和苦難停步。白天的時候，我去找Sarab——他和他的妻子以及兩個年幼的孩子住在緊挨鐵絲網下的帳篷裏——而經過邊界時，看見一種粉紅色的藤蔓花朵妖嬈地盛開在帶著鐵蒺藜的鐵絲網上，一隻長尾巴的灰鳥呱的一聲，從希臘境內的一棵樹上飛起，很快就從兩三米高的鐵絲網上展翅而過，消失在馬其頓的「領空」……這一切，映著黃昏的金色陽光，從我的鏡頭裏看過去，有一種觸目驚心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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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偶爾來大帳篷裏巡邏視察，爲了不暴露我，難民們精心地將我安置在帳篷的最裏邊，外面被他們自己的床層層圍住。我穿著Bashar的褐色絨衣，躺在一張簡易的鐵架子床上，身上再裹著一張印著UNHCR（聯合國難民署LOGO）的灰色毛毯，儘量將頭上的Sarab的藍色毛綫帽子壓得很低。昏黃的燈光下，我看著身著黑色制服的警察的身影晃動，有種仿佛置身在二戰電影中的集中營裏的奇怪感覺。

情况確實比較糟糕，我和助手幾乎要彈盡糧絕，所帶的電池、CF卡都已經快用完，乾糧也已經告罄。難民營裏的小賣部和自發小攤販已經被取締了，我們買不到食品，也不好意思找難民們要，因爲他們所擁有的一點可憐的食物，都是每天排著蜿蜒的長隊從救援組織那裏領來的。我們吃著也會於心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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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吃完最後一塊小麵包已經過去了八個多小時，我乏力地躺在床上，餓得發慌。我上一次經歷類似饑餓還是在2008年拍攝《天降》時，爲了記錄村民們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場景，我來不及吃中餐和晚餐，橫跨好幾個分散在不同鄉鎮裏的村莊，在崎嶇而黑暗的山路間匆匆步行，饑餓讓我兩腿發軟，但意志力讓我依然握緊手中的攝像機。

這一次，我依然幻想靠意志力度過難關。正在我因爲和饑餓抗爭而多少處於精神渙散的階段，一位六、七歲的小男孩從大帳篷的另一邊走向了我，他有著撲閃撲閃的大眼睛，面帶微笑，露出臉頰上的兩個酒窩。他手裏拿著一個綠色的蘋果和一小袋花生米，什麽也沒說，只走到我的床頭友善地遞給我。我本能地推辭，他硬將東西塞到我的手上，好像他早已看穿了我僞裝的從容下翻江倒海的饑餓。

他叫默罕默德，今年六歲。我之前並不認識他，儘管我在難民營裏認識很多孩子，也碰到過不少叫默罕默德的人，但這是我初次見他，他和他的家人——媽媽以及兩個姐妹、兩個兄弟一同從叙利亞走出來。而當我問他爸爸的時候，他卻說「no papa」，我沒敢再追問下去，我擔心這兩個簡單的單詞背後藏著一個憂傷似海的故事。

我背過臉去，含著熱淚，吃下了小默罕默德的蘋果，這是我這輩子吃過的最香甜的一個蘋果。從今以後，小默罕默德就是我的恩人，儘管我不知道要怎樣報答他才好。當晚，在鐵架子床上的夢境中，我仿佛又看見他，兩個酒窩裏盛著滿滿的笑容，扇著一對輕盈的翅膀，盤旋在我的頭頂，像一個聖潔的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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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最終的清場來臨。和之前Bashar、Sarab等大多數人一樣，小默罕默德一家子也被警察帶上了大巴。因爲要偷拍這一幕，我緊張地躲在不遠處的人群裏，來不及和他們告別。他們也知道我的意圖和處境，克制住了和我打招呼。小默罕默德坐在大巴裏，透過車窗沉默地看著我，他的微笑和酒窩都不見了，神情比較肅穆，略顯憂傷。我目送他們的大巴在田野裏駛遠，直到完全看不見。

伊多梅尼的拍攝終於畫上了句號。從那裏脫身出來的幾天後，我和助手反復打聽，幾經輾轉，終於在八十公里外的塞薩洛尼基城（Thessaloniki）的一處新難民營裏找到了小穆罕默德。時值深夜，他光著脚丫，睡眼惺忪地走出帳篷與我擁抱，又露出了他那好看的酒窩，裏面略微盛了一點點別後重逢的驚喜與羞澀。這座新難民營位於市郊破敗的工業區，由廢棄的廠房改建，背後聳立著高高的化工塔和菸囪，環繞著銹跡斑斑的鐵軌與火車。這裏看起來更像一座壓抑的監獄，伊多梅尼時的自由氣息（儘管生活艱難而無望）蕩然無存，白天軍警林立，戒備森嚴，所以我們等到晚上戒備稍微鬆懈時才得以用上伊多梅尼時的「僞裝術」混進去。據說，根據新的難民政策，在這裏的難民們很有可能還要繼續等待兩年，才能有極少數人通過嚴苛的審核進入德國等地，而大部分人，可能仍然會打道回府，回到他們戰火紛飛、危機四伏、殘垣斷壁的故鄉。用我的藝術家朋友的話說，這是他們「被打包入庫等待買家的階段」，這是另外的一次「等待果陀」，也許前路更加茫然和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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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小默罕默德回來的路上，念及其艱難處境，卻無力助之改變，心情瞬間低落到極點，幾度在車中落淚，這是我來希臘後最悲傷難過的一天。中國有句古話：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而我，此刻多麽恨自己不是一口充盈的井。

我不知道我拍下的那些影像能有什麽用，關於伊多梅尼的三個月，關於那些男人與女人，老人與孩子，新生和死亡，微笑與淚水，文明與粗暴……我不能確定，在這個訊息萬變的時代，是否還有人願意停駐下自己匆匆的脚步，專心地觀看一眼他人的困境？世界越來越功利，人心也越來越硬，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鐵絲網」越壘越高。翻越，分明已經變得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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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堅信，在變化的世界中，也總有一些東西亙古不變，國別、種族和信仰都不是愛與自由的藩籬。只要這世上還有一個願意與饑腸轆轆的陌生人分享他的蘋果的善良的小男孩，就不應該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更不應該叫囂著「活該」。對他人的困境感同深受，兔死狐悲，唇亡齒寒，這是人之爲人的本質情感之一。同樣的，只要一朵花還盛開在鐵絲網上，一隻鳥還能穿梭於邊界，人類就沒有理由阻止自己的同類在擺脫戰火中追求寧靜、尋找幸福、自由遷徙。

我想起法籍奧地利裔紀錄片導演雨貝．梭裴（Hubert Sauper）的「非洲三部曲」之首的《基桑加尼日記》（Kisangani Diary），導演搭乘聯合國的救援列車，以23天的影像日記，記錄了1994年盧安達大屠殺前的胡圖族難民在逃亡途中的悲慘經歷。影片一開始，就打出字幕，「這部影片所記錄下的人物，基本上已全部不在人世」。毫無疑問，這是我見過的最悲傷的影像。我絕不希望我的影像如此，我希望我的鏡中人物儘管歷經艱辛，但都能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儘管顛沛流離，但都能重建一個溫馨的新家。我祝福這動蕩的世界，總有一天，會寧靜下來，如同小穆罕穆德手中的那只綠蘋果，散發出友善，平安而幸福的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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