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倫敦火柴女工抗爭事件：M for Match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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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倫敦（East End）在傳統上一直是貧窮的代名詞，根據十九世紀社會觀察家查爾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統計，當時約有35%的東倫敦人處於貧窮線下。在如此絕望的處境下，工人有口飯吃已是奢求，哪有什麼籌碼可以對抗體制，爭取對自己比較有利的工作條件呢？西元1888年4月，恩格斯（Engels）在一封寫給友人的信中哀嘆：

不過幾個月後，他將發現自己大錯特錯。

同年夏天，「火柴女工抗爭事件」點燃了倫敦勞資抗爭的火花。這些抗爭者非常特別，她們一無所有，真乃弱勢中的弱勢。她們是一群因為愛爾蘭馬鈴薯大饑荒，而流落倫敦的女性，目不識丁、一貧如洗，也沒有一技之長。當年維多利亞的拘謹社會，最受不了的就是這種「不檢點的女人」，衣衫不整、酩酊大醉，成天只會尋釁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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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毫無籌碼的抗爭者無法加入工會，因為當時倫敦的工會多半由比較具有技術能力的男性主導——建築工人、木匠、印刷工人、鞋匠等等——沒有技術力的女性要是真的加入工會，恐怕只會拉低工會的薪資談判空間，她們因此被受冷淡對待。

話說從頭，雇用她們的工廠是「布萊恩與梅火柴工廠」（Bryant and May Matchmakers），老闆法蘭西斯•布萊恩（Francis Bryant）與威廉•梅（William May）是兩位虔誠的桂格教徒（Quakers）。桂格教徒由於其宗教情懷，在企業經營上往往不會完全以利潤為導向，也希望能「教化人心」，因此願意雇用這些「沒有人願意雇用的愛爾蘭女人」。

當然，也有一種比較厚黑的說法是，這些女工比較便宜。布萊恩與梅火柴工廠本來進口瑞典的火柴，後來供不應求，索性自己開始在倫敦開工廠製造，在1863年政府的勞動檢查中，獲得「管理優良」（a very nicely conducted place）的評語。

當時火柴的原料有兩種，企業普遍使用的「白磷」與成本較高的「紅磷」。白磷雖然便宜，卻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材料，過度吸入會造成工人下顎壞死（phossy jaw）。據稱布萊恩與梅火柴工廠本來想要賣的是用紅磷製造的安全火柴，不過消費者並不領情，銷路慘澹，他們只好繼續販售白磷火柴，即使已經有不少國家明文禁止用白磷製造火柴。

雖然老闆布萊恩與梅自認是開明的自由派，但認為工廠要有紀律才能讓這些女工「舉止合宜」，因此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內規，沒想到這竟是紛擾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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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貝森（Annie Besant）——一位積極參與各項抗爭活動的社會主義者——在聽聞到東倫敦的女工慘況後，主動到火柴工廠門口等待下班的女工進行訪談，並將爆料實況發表在自己出版的刊物「連結」（Link）上。她報導女工一週工作東扣西扣後只能掙得四先令：

當女工辯解：「我得保住我的手指啊。」領班卻回答：「手指有什麼好說的，機器比較重要！」而另一位女工真的用手指換了機器後，也只是得到幾週的補償金，公司就此不聞不問。

貝森寄了一份報導給公司高層，獲得的回覆是：「一派胡言，法院見。」工廠領班則試圖逼迫女工，要她們表示工作狀況良好，而在女工們很有骨氣地拒絕了之後，管理階層於是決定開除幾個「帶頭作亂的壞份子」。但這麼做反而激起了更激烈的抵抗，所有的女工開始罷工，要求取消不合理的罰金制度，並且分隔工作與用餐地點（原本不在座位上用餐也會罰錢），避免她們的食物受到白磷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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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女工們舉辦遊行募款並尋求支持，並向國會遞上請願書，獲得了普遍的同情與支持。7月13日，公司高層表示絕不妥協，並準備北上蘇格蘭的格拉斯哥雇用新員工，或是將整間工廠移往北歐。但事實證明這些放話不過是虛張聲勢，兩週後，公司在政府、消費者與勞方三方的壓力下退讓了，毫無籌碼的女工們獲得空前的勝利。

故事還有後話，後來一般人都認為貝森是這場成功抗爭的主導者——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用一支利筆改變了一群女工的命運，溫順的女工只能耐心等待領導者的來臨——但歷史學者露易絲•羅（Louise Raw）的研究發現，這並非實情。早在貝森報導之前，女工們就已經組織過多次沒有成功的抗爭，組成緊密的網絡，也才能迅速發動全面的罷工與遊行，貝森只是整個抗爭過程中的觸媒而已，更何況貝森本人主張運用消費者抵制，而非抗爭達成訴求。

勞資關係向來是道複雜難解的習題，近年來，有越來越多勞工慢慢學習到如何爭取自己的合理權益。但困難的是，「合理」的界線要怎麼拿捏？「對抗」的邏輯要走到什麼地步？相較於資本的籌碼，勞工擁有的武器並不多，靠的是自己的肉身，以及非常脆弱的「團結」，摸索出一種生存之道。

火柴女工的故事只是一個開端，日積月累的壓迫終將引發燎原之火，1889年的倫敦港口大罷工就是一個明證。

對資方而言，美國經濟學家傅利曼主張：「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將其利潤極大化。」這句話引發了各方的激烈討論，不過傅利曼到了晚年仍不改其志，認為不受政府干預的資本主義才是理想社會運作的基石，這樣的觀點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後，受到越來越多嚴厲的挑戰。

誠然，支持者會說，企業又不是慈善事業，本來就是要賺錢才能經營下去，這跟颱風天就要去泛舟一樣自然。但真正的問題在於，企業賺錢的背後，必須付出哪些有形與無形的代價？即使無心成為一間良心企業，要怎樣才能避免成為人人喊打的黑心企業？這間維多利亞時期的火柴工廠，或許可以成為一個思考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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