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號裡的「馬其頓」(下):城市裡的國族工程
「...窗裡的邊檢人員將護照遞回給我,裏頭剛剛銘刻上國名的油墨還未乾盡,邊檢站外的天空就又飄起細雪了。幸好在我們之後第一輛過境的車,就大方地為我們敞開車門;我們抖乾背包衣袖上的雪水,哆嗦著鑽進車廂。坐在前座的是一對阿爾巴尼亞籍的年輕情侶,正要去觀光勝地奧赫里德(Ohrid)度週末...」
淡季的奧赫里德看起來有些冷清,但它實際上幾乎是整個馬其頓唯一的觀光賣點。夏日裡,臨近的人們來此度假,虔誠的人則將這裡視作「巴爾幹的耶路撒冷」,來此朝聖的東正教徒絡繹不絕。
我們沒有被小鎮裡過度裝修的老屋、以及正如火如荼重建的教堂遺址給打動,很快地又回到公路邊伸出拇指。在通往首都史高比耶(Skopje)的高速公路入口處,我們認識了Muhammed。Muhammed是土耳其人,趁著淡季偷閒來巴爾幹半島度假;他的老婆Nihal是泰國人,和Muhammed在泰國相遇之後,就嫁去土耳其,至今仍在學習文法刁鑽的土耳其語。
Mehmet開的汽車其實是租來的,當時他們一家人正要往科索沃駛去。從Ohrid往北到首都Skopje的路程要翻越兩座雪山,但路況並不差。途中經過的馬其頓中部,是穆斯林比例較高的區域;放眼望去,嵌在山腰裡的村莊幾乎都有清真寺,高高的喚拜塔插在平淡無味的山景裏總很醒目。
就人口組成來說,馬其頓其實不只是個「馬其頓人的國家」。雖然馬其頓人目前仍佔人口多數,但馬其頓境內的阿爾巴尼亞裔有著更高的生育率,過去三十五年來,人口增長了將近40%。相較之下,馬其頓人同期的人口增長只有不到2%。除此之外,馬其頓政府給予阿爾巴尼亞裔的國民一定程度的自治;在那些阿爾巴尼亞人聚居的村莊裡,鄰國阿爾巴尼亞的紅底山鷹旗,甚至就那樣肆無忌憚地在馬其頓的領土上飄揚。2015年春天,在馬其頓北部與軍警交火的分離主義團體,就是泛阿爾巴尼亞主義的「民族解放軍」(Ushtria Çlirimtare Kombëtare, UÇK)。
除了阿爾巴尼亞人之外,馬其頓境內還有不少土耳其人居住。十四世紀之後,包括馬其頓在內的巴爾幹半島,逐漸落入鄂圖曼帝國的掌控之中;隨著帝國版圖的擴張,土耳其裔的移民也跟著到來。歷經六個世紀的世代相傳,那些流著土耳其血統的帝國移民落地生根,成了馬其頓境內的不容小覷的「少數族群」。今日馬其頓境內以土耳其裔為主體的地方政黨,仍然坦蕩蕩地使用土耳其的星月旗作為召喚。
這些自外於斯拉夫主流之外的穆斯林族裔,對於剛剛獨立沒多久、國族認同仍在襁褓之中的馬其頓來說,簡直就像在火爐旁堆放的黃色炸藥。尤其,巴爾幹政治地景錯綜複雜,馬其頓周遭的阿爾巴尼亞、科索沃,本來就不是什麼局勢穩定的地方,南邊的鄰居又是為了「亞歷山大神主牌」而撕破臉的希臘。在國界與族群界線無法重合的巴爾幹半島裡,馬其頓的困境並非特例。
馬其頓於是成為帝國的受害者。今日的國界,可能只是數百年前鄂圖曼帝國內,沒人在意劃分是否合理的「省界」;同樣的,在馬其頓獨立之前,人口比例的問題也沒這麼醒目。那除了源自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中「抹除民族差異」的傳統傾向,也和馬其頓作為「南斯拉夫聯邦的加盟國」有關:以整個南斯拉夫聯邦為基數來看,這些馬其頓境內的阿爾巴尼亞人或土耳其人,其實本來都是少數,無需統治者掛心操煩。
由此,大概也沒有別人比來自土耳其的Muhammed,更適合帶領我們穿越馬其頓的中部──他躊躇滿志地橫越巴爾幹半島,一如他的那些土耳其祖先那樣。當年鄂圖曼帝國的「帕夏」(Pasha,奧斯曼帝國行政系統裡的高級官員)們帶著伊斯蘭教和通商網絡來此,今日的土耳其觀光客則持續為馬其頓帶來外匯收入。由此,鄂圖曼帝國的昔日版圖,不只遺留在土耳其卡車司機的路線之中,也還可以從土耳其人選擇海外旅遊目的地的偏好中看出:馬其頓為數不多的觀光客中,來自土耳其的旅客人數高居第一,比起第二名的希臘人足足多了50%。
前往首都的一路上,我們很快就和Muhammed一家人變得熟稔。Muhammed時而聽我的便車經歷,時而為我解釋馬其頓境內的族群問題,停等紅燈時又會轉過頭去逗弄自己心愛的女兒。我們心情極好;天氣轉晴後,觸目可見的盡是藍天之下鋪著新雪的山景,一切亮得像是上了層釉。
就在我們距離小鎮契切沃(Kichevo)不遠時,Muhammed的女兒突然嚷著尿急,Muhammed只好踩緊油門,趕往下一個附設洗手間的加油站。過了不久,該出現的加油站還不見蹤影,取締超速的交通警察倒是先將我們攔了下來。Muhammed嘆了口氣,一邊將車窗搖下,一邊翻找駕照和車籍資料。看著眉頭深鎖的交通警察,Muhammed猶疑了一會,突然脫口而出:「Assalamu 'Alaikum」(穆斯林見面時打招呼的用語,字面意思為「願你平安」)。
正要接過駕照的警察抬起頭來,看來有些驚訝,但也微笑著回應招呼。原來警察是土耳其裔的馬其頓人。Muhammed趕緊以土耳其語解釋超速的原因;警察看看後座的小女孩,會心一笑後就把駕照還給了Muhammed。
從廁所回到車上後, Muhammed告訴我,其實一看到警察的面孔五官,他就猜想對方是土耳其裔,土不親人親,罰單十之八九能勾銷。真要說起來,這回或許是Muhammed土耳其祖先的遺澤,幫他省下了一筆罰單。
汽車駛入契切沃的鎮中心之後,花了些工夫才找到停車位。剛下車,我們就能感覺到無數目光投向我們。契切沃不是觀光客會光顧停留的地方,我們的亞洲面孔立刻就成為小鎮上的焦點;我們和鎮民,就此成為了彼此的奇觀。
Muhammed帶著我們在到處都是土耳其文招牌的街上散步覓食,最終還是走進了土耳其烤肉(Döner Kebab)餐廳。餐廳的名字,甚至就叫「帕夏」,在日常進食之中,遙遙紀念土耳其人來此開疆闢土的祖先。
我們挑了餐廳最深處的桌子就坐,空氣中瀰漫著牛肉的焦香。
Muhammed說完之後,抹去沾著肉汁的嘴角,大口吞下一口Ayran(土耳其式的發酵乳飲)。Nihal坐在一旁照顧女兒,忙得幾乎連吃飯的空閒都沒有;她來自泰國的胃,至今仍然喝不習慣酸酸鹹鹹的Ayran,堅持以汽水佐餐。
最後,我們在日落之前抵達首都史高比耶。Muhammed將我們重新放回公路旁,又要繼續北上趕路。Muhammed一家人離去前,我們和他們輪流相擁,感謝他們讓我們搭上便車,更感謝他們一路的陪伴。
如果你不曾聽過史高比耶這座城市的話,那也是正常的;這裏猶如歐洲的「背面」,在以西歐與美國為中心的文化霸權陰影之下,總在我們的視野之外。不過,就算身為首都,史高比耶畢竟還是和其他多數共產世界的城市一樣乏善可陳。
作為一個新國家的首都,史高比耶不太成熟、有點躁進,卻又不太能夠讓人留下印象。但這裡仍然很特別,到處都是銅像與工地;與其說它們是都市建設工程,不如說是「國族認同工程」:幾乎所有建設,都與「建立國家認同」這個目的有關。「國族工程」在這裏,指的是由混凝土、花崗岩支撐起的各種人造物,再真實不過,而不只是抽象的國族認同在人心中的集體建構。藉由神話和看板人物來寄託國族認同,到底還是最速成的方法。
市中心的「馬其頓廣場」上,就有亞歷山大騎著愛駒「布西發拉斯」(Bucephalus)剛落戶沒多久,是馬其頓政府2011年為了紀念獨立二十週年而立的。噴水池上的布西發拉斯正要一躍而起,不知道是象徵著正要向上奮起的國家,還是要逃離馬其頓「身世爭議」這個現世意味濃厚的尷尬詰問。
但馬其頓人仍然像亞歷山大的銅像一般昂首自信;他們是亞歷山大的戰士,是德蕾莎修女的繼承者。是的,就連德蕾莎修女也是馬其頓人的「民族英雌」了(雖然她其實是馬其頓的阿爾巴尼亞人。)這樣的自信,沒了集體神話的灌溉,很快要乾枯;沒有自己的故事可講,又意味著很快要被人遺忘。神話,終究是必要的。
有趣的是,這裡國族認同仍在草創階段的躁進與張揚,讓我聯想起台灣,雖然是個不太相同的版本。但無論如何,國族認同的初探與追尋,總歸都像青春期的人們,童稚以上、成人未滿,我們掙扎彆扭,逼問「自己是誰」,還來不及確認、來不及取得共識,就急於向別人展示或證明。
不過,馬其頓政府蓋在我護照上的入境章,格式、尺寸幾乎就和申根區的入境章一樣,正是為了加入歐盟提前做的行政準備之一──當然,以馬其頓的經濟發展的體質、法律制度的現況,以至於其他實體的基礎建設水準,再加上和希臘之間的國名爭議,要談加入歐盟可能還早得很。但成為歐盟的一份子,幾乎就是這些巴爾幹小國重新在國際社會中取得肯定的捷徑了,所以才剛剛獨立出來沒多久的馬其頓,似乎就又急著要加入新一輪盛世的歐盟帝國。這究竟是螺旋前進的進步史觀,還是無可避免的巴爾幹式宿命?
廣場上的亞歷山大的眼神空洞、嘴唇微張;他沒有聲音,只有腹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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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台灣人對「馬其頓」這個名字,可能都還有些印象。如果不是因為「金援外交」讓「馬其頓」在電視新聞中頻繁出現,我第一次認識「馬其頓」這個名字,其實本來應該是在中學的歷史課本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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