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眼】重看《血色海灣》：那些自然再現背後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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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萬宗綸（新加坡國立大學語言研究碩士）

※本文改寫自2014年文化地理學課程，與張宇聞、資有餘、林沃錚合作之期中報告

2009年的紀錄片《血色海灣》（The Crove）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這部片子由「海洋保護社會組織」（The Oceanic Preservation Society）製作，導演是Louie Psihoyos，旨在「揭發」日本和歌山線太地町的「鯨豚驅獵、屠殺與交易」，播出後造成國際社會轟動，並在2010年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殊榮，可說是得到國際認證，然而卻因為遭到太地町居民的集體聲明抗議，讓日本各大戲院面臨壓力，而在當時不能配合如期放映。

這部紀錄片使用「揭發」的拍攝手法，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跟著緊張與焦慮，將整個太地町的獵捕鯨豚過程再現成一種「犯案現場」。本文以「分析再現」的視角，重新帶領讀者以另類視角觀看這部紀錄片如何激起國際社會的憤怒。

▎揭發、譴責與回應

《血色海灣》全片譴責在21世紀的今天，日本仍然以「殘忍手法」捕殺鯨豚，令「當代社會無法接受」，歐美世界在影片上映後，撻伐驅獵屠殺的行為是「不人道」的，一些國際組織如海洋團體指出大量獵捕鯨豚這種食物鏈末端的生物，將會「破壞生態環境平衡」，動物保育團體則認為海豚為「高智力動物」，不該被如此虐殺。

批評紛紛出現後，另外一面的聲音也應然而生，即便力道小得許多，日本民主黨的赤松広隆質疑《血色海灣》是在傳達「殘忍的日本人正在殺害可愛的海豚」，加拿大後殖民研究學者Ilan Kapoor則認為，整部影片就是「一群白種男人從黃種男人手中救出可愛的海豚」，英國BBC的製作人David Cox更毫不留情地抨擊，「西方人殺牛、吃牛，東方人吃海豚，差在哪？」

▎生態中心觀的運作

「再現」（represent）是人類揀選特定片段資訊，再加以呈現的過程，由於無論是透過轉述、攝影或是新聞報導，都不可能呈現完整的世界，也因此，資訊在被挑選的過程中便會受到挑選者意識形態的影響。「自然的再現」也就不會是中立的過程，像是鏡子一樣映照著真實，這是地理學者所公認。

當代理解「自然」的方式之一為「生態中心」（eco-centric），從1970年代開始的綠色運動發揚光大，「自然」成為至高無上且需要被人類所保護的某種東西，人類社會也需要積極「返回自然」。英國地理學家Noel Castree指出 [1]，在生態中心觀下的自然，常常會被「陰性化」，「自然」和「大地之母」這樣的形象連結，成為被侵門踏戶的弱小物品，也使得「自然」需要被保護。

《血色海灣》中有很強的生態中心觀，海豚的靈性似乎收斂了「大地之母」的一切，海豚是全球人類社會需要一起來保護的自然物體，若無海豚，自然生態系便會隨之崩解（當然，就生態學觀點海豚確實可能是「基石物種」）。然而，如同紀錄片工作者吳文睿 [2] 的評論指出，《血色海灣》的團隊在未經太地町居民同意下，扛起攝影機直搗灣區，感到被冒犯的居民憤怒而阻擋鏡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居民都是男性，並在鏡頭下顯得「極其粗暴」，影片的敘事者直接以「帝國主義的餘孽在作祟」來形容這些獵捕鯨豚的日本人，鯨豚生態成為遭日本帝國主義思維殘害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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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粗暴的日本男性，拍片團隊還穿插了搶救海豚小組中白人女性的哀傷鏡頭，還放入了太地町居民欲阻止一行人前進時，團隊成員警告這些日本男人「別碰女孩子！」的對話內容。倚靠在白人男性無助的白人女性，在鏡頭前一邊落淚、一邊控訴這些漁民的邪惡，她說「你可以看到海豚背部流出好多血……」這個白人女性的哀慟不是偶然的，反而可以說是「陰性化自然」的最佳寫照，由象徵西方文明世界的女人（而不是男人、或黃種男人）來敘說著大地之母的悲痛，訴說著自己所象徵的自然世界如何被東方野蠻社會破壞。彷彿1899年一幅《黃禍的輝煌》再次出現，那幅關於綁著辮子的中國野蠻人拿著刀槍，踩著倒在血泊中的白人女人。

▎可分又不可分的自然

儘管《血色海灣》強調海豚所代表的待保護自然，但仍然挪用了許多人類社會的元素，譬如片中花了一些篇幅在談海豚的人性，像是「海豚能看穿你」、「海豚跳躍著、微笑著」、「海豚是有自我意識的」等等，人類再次被拉進自然的範疇中，製片者訴諸「人性」──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質──希望觀者能動用自然的天性。

但話鋒一轉，《血色海灣》把話題帶到日本過去嚴重的水俁病，也就是汞中毒，指出海豚作為食物鏈的終端物種，在科學事實上有較高的汞含量，日本太地町漁民捕食海豚是在「害人」，在這個環節還順便訪問了都市中的日本人──一個中年婦女──她驚訝道「你在撒謊，他們被吃了，真的嗎？」

無論是召喚日本人的人性，還是召喚日本人作為食物鏈的更終端消費者（也就是會得到更高濃度的毒性），都再再地把人類捲進自然的體系之中，這某種程度上的「人－地互動觀」，看在地理學家眼裡仍然是相當「技術官僚」，選擇性地運用科學知識來造成政治上偏頗的論點，連帶著「生態中心觀」，其實都還是在自然／社會間畫下一道鮮明的壁壘，不去討論轉變二十一世紀自然更根本的社會經濟過程，這麼龐大的商業鯨豚產業究竟在什麼樣的脈絡下生成？太地町又如何造就今日賴此產業以維生的情況？譬如《中評社》就指出，日本大規模的捕鯨事實上是來自二戰後的國內經濟崩潰，當時日本糧食營養缺乏，是美軍的麥克阿瑟下令放鬆對日本漁船捕魚範圍的限制，允許他們在小笠原群島和硫磺列島周圍大量捕鯨，以解決饑餓問題。

▎文化與自然的衝突，如何能解？

我並不是讚賞日本捕鯨豚的舉止，站在一個不食用海豚的台灣文化脈絡下，去觀看日本的食鯨豚文化，必然會有難以忍受的心情，但就如同過去不食用牛肉的台灣人，如何在歷史的國際政治環境下，接受了美國牛肉的傾銷，而開始習以為常的食用過去幫助農業台灣甚多的「好夥伴」？

如同我過去採訪學者林益仁的文章〈動保價值尬原民文化　林益仁：學術界要努力讓各方有可能對話〉所寫，所有與動物生命碰撞文化價值相關的討論，都不該遭到「扁平化」，一旦這種討論被簡化為文明與野蠻的對立，後續的對話都會被阻斷，更何況《血色海灣》忽略不談的政治經濟過程，包括崛起中國日益攀升的水族館「展示海豚」需求，以及太地町為何可能以每隻海豚450萬新台幣的天價賣給世界各國的水族館 [3]，如果我們不能對《血色海灣》拉出一個觀看的距離，而完全地對該片的敘事手法信服，那麼很多議題都將沒有出口，這樣每年像是日本如何繼續「無視」國際壓力而「殘忍」捕鯨豚的新聞，只會持續下去。

▎註解

1.　Noel Castree (2001). Socializing Nature: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tics

2.　吳文睿（2012）。手法細緻，手段粗暴──評紀錄片《血色海灣》，人權圖書館，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http://hre.pro.edu.tw/zh.php?m=15&c=1351670415。

3.　Dan Gilgoff（2014）。「血色海灣」再現，獵豚經濟轉變引發關注，國家地理雜誌：http://www.ngtaiwan.com/2851。

本文授權轉載自「地理眼．GeogDaily」：重看《血色海灣》：那些自然再現背後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