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眼】不一樣的威權？新加坡少以領袖為地名的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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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韻翠（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用地名來紀念有什麼好討論的？

「紀念地名」指的是為了紀念特定的人、事、物所命名的地名，領袖地名即屬於紀念地名的一種。由於直接以國家領袖之名來命名，是故地名被漆畫上強烈的政治色彩，成為一種特殊的政治地名，命名過程涉及了濃厚的政治論述。

我近年來的研究主要藉由西方的批判地名學方法，進行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的領袖地名議題研究。三個國家曾經或現在處於威權體制的統治氛圍之下，國家領袖透過各種方式對於社會進行高度掌控，是政治的一大特色。而領袖地名是一種很好的媒介，讓我們可以了解政治權力如何干涉常民生活空間，植入領袖崇拜或紀念，以達意識形態灌輸之目的。領袖地名的推展情形，也恰好可以做為三個國家各具特色威權型態的表徵。

在台灣，領袖地名可說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地名，普遍出現在各地的中山、中正地名，引導我們對於戒嚴時期政治社會的想像。中山、中正兩類領袖地名大量在公共空間中產生增生效果，從而以非共時性、不均質的方式廣泛滲入常民生活空間。另觀馬來西亞，以國父東姑阿都拉曼為名的地名，自1957年獨立以來陸續地出現在各類型的公共空間中，東姑地名數量雖可說是居馬國領袖地名之冠，但其數量與密度卻遠不如台灣的中山、中正地名。此外，馬來西亞的人物紀念地名牽涉該國族群政治，透露出標榜「維護封建」、「馬來優先」的政治理念。

相對於台灣戒嚴下的絕對威權，與馬來西亞時而溫和、時而極端的威權統治，新加坡的菁英威權，或可說是李光耀建立起的家長式威權型態，在領袖地名的表現上卻顯得「含蓄而保守」。

▎從「一種新加坡人」談起......

國家認同是新加坡長久以來國安考量中的重要一環，如何透過各種政策將其多元族群整合成具國家意識形態的「One Singaporean」，一直是政府努力的目標。當中，普遍存在於常民生活中的地名亦被挪用作為政治媒介，地名的「抹除」、「更名」或「新命」被視為是形塑新加坡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我在2013年發表於《亞太研究論壇》59期的 “Erased Place Names” and Nation-building: A Case Study of Singaporean Toponyms”（被抹除的地名與國族打造：新加坡地名的案例研究）一文，試圖以遭抹除而消失的地名為中心，跳脫一般地名研究關注的現有／更名後地名，由另一種角度探討新加坡政府透過地名的刮除建構國家認同的方式。另外仍讓我感到好奇的是，新加坡政府在這種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領袖地名議題上，施為情形如何？是故在本篇文章中，我主要以領袖地名為中心，探討後殖民時期新加坡以政治領袖進行公共空間命名／更名過程的文化政治，藉以挖掘新加坡政治與社會文化中之特殊面向。

▎領袖名紀念：起自年輕世代對國家歷史記憶的遺忘......

新加坡的國家發展走過了建國困頓的草創時期以及後來的經濟起飛，呈現了一片繁榮富裕景象。但在邁入21世紀之後，這些對國家發展有重大貢獻的第一代甚至第二代領袖們卻日漸凋零。年輕世代遺忘了歷史記憶，對建國領袖的貢獻也越來越不熟悉。在建國領袖們相繼辭世後，為了讓當代及未來世代的新加坡人能夠了解「建國一代」所付出的努力，以增進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感，領袖紀念議題被公開的提出並持續發酵，在《海峽時報》為讀者們開闢的〈論壇〉討論區域中出現了諸多的想法交流。

以領袖名稱進行公共空間的命名對於新加坡社會而言雖然並不陌生，但並不是一項普遍的做法。二十世紀的《海峽時報》中關於領袖地名的討論也較少而零星，且領袖地名的提議並不引起有關當局的興趣。最先在2001年6月3日的《海峽時報》刊登了人民行動黨國會議員伍碧虹（Irene Ng）所發表的觀點〈讓我們開始一項紀念已故領袖的傳統〉，掀開了新加坡領袖名紀念政治的序幕。文章經刊登後漸漸開始有一些對於如何紀念辭世領袖的想法與做法出現。其後隨著一個個政治領袖的辭世，領袖紀念地名的議題更被炒熱了起來。在過程中新加坡政府曾拋出了兩件關於領袖紀念地名的議題，引起社會大眾熱烈地的關注與討論。其一是2006年12月由國務資政吳作棟提出的議題，建議新加坡的公共空間可以領袖名來命名以表達紀念。另一則是2013年11月由文化、社區及青年部代部長黃循財（Lawrence Wong）所提出的想法，表示新建的國家體育館或新加坡室內體育館可以以人名來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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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彼此競爭的紀念地名

吳作棟、黃循財所引發的領袖名紀念政治，成功地將社會大眾的思維導引到領袖紀念與國家認同的議題上，兩個議題（更名／新命）都包含有正、反兩造意見，但討論過程中的命名提議，實際上卻沒有一項真正被落實下來。

在吳作棟所提出的議題中，「更名」是主要的紀念手段。贊成者仔細考量到了紀念地名與領袖間的關聯性、空間位階與領袖身分等相關問題，因此提出的紀念物多與領袖生平有所相關。反對者部分由實用主義觀點出發，或認為更名需耗費金錢及造成不便，或認為地名的主要功能為方向標示，並不適合做為空間紀念；部分則認為舊有地名帶有地方歷史與情感，即便是殖民官員地名亦是新加坡發展歷史的一部分，歷史真實性不應被抹除；或有甚者直言國家不應該干涉常民空間，否則這樣的紀念可能會招致反效果。

而黃循財所提議的體育館命名，由於是屬於地名新命，免去了更名所造成的疑慮。在這場地名政治中呈現了領袖紀念、實用主義、不同的國家論述三者間的爭鬥。就提議以李光耀來做命名者而言，領袖象徵著國家，因此建議以之命名國家級的體育館以符合領袖的位階。反對者有的則由實用主義出發，認為應以區位或是國家來命名體育館；有的則不贊成以人名，而是認為可以以象徵新加坡共同的歷史文化，或能反映體育不分族群、文化色彩的特質思考命名方向。

是故對於「是否」以及「如何」以領袖名進行空間紀念，在新加坡社會中存在著不同的意見表述。提議中的地名後來仍維持原先實用主義取向的名稱。因此在對於公共空間的命名議題上，國家認同、地方認同、實用主義等三種不同思維間的相互角力，是同時存在於官方與人民之中。此外，值得再進一步思考的是，官方論述中所例舉的政治領袖僅止於人行黨成員以及與人行黨關係緊密的人，卻不述及昔日在殖民體制之下，進行反殖或爭取新加坡自治、建國的自治政府首任首席部長馬紹爾（David Marshall）及第二任首席部長林有福，使得官方版的新加坡國家歷史似乎自人行黨執政的自治時期甚至是獨立建國之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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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領袖紀念地名：國家歷史記憶

目前本文整理出來已實施的領袖紀念地名，其政治領袖的共同特徵為出生於殖民時期，經歷過獨立建國及國家快速成長的困頓與繁榮歲月，當中拉惹勒南、吳慶瑞、李光耀更被譽為是新加坡建國之父。如同前述領袖紀念議題的討論，實際上落實的領袖紀念地名，同樣圍繞在以人行黨為核心的政治領袖而開展。

從紀念的時間點來看，大部分的命名紀念發生於領袖辭世之後。這也跟新加坡政府街道名政策中的不以在世者來作命名的想法大致符合。在紀念場域的類型方面，不同於台灣常見的中山、中正地名，即便新加坡政府在街道名政策上大力灌注國族建構的想法，但新加坡領袖街道名數量卻相當稀少，僅有兩條道路。尤其特別的是，領袖紀念地名常見於教育研究單位。學校教育、軍事教育、社會教育的公共空間成為領袖地名展演的重要場域，透過各式「教育」方式傳續政治領袖為國家所付出的貢獻。馬來西亞東姑紀念地名的命名往往與東姑的生命足跡有密切的交集，因此東姑地名在空間的分布上別具意義。而新加坡在以領袖名命名公共空間時，同樣亦考量到國家領袖與該紀念場域之間的關聯。

這些政治領袖不僅見證了新加坡的國家發展歷史，同時更創造並象徵了國家的歷史與記憶。以領袖名字進行空間命名，除了表達對其個人的崇敬之外，更是從不同的發展面向來象徵新加坡這個國家，藉以向人們傳達出一種國家的感覺以塑造國家認同。

對比台灣社會出現的中山、中正地名，以及馬來西亞吉隆坡所出現的領袖地名或人物地名，新加坡實際採用在公共空間中的領袖紀念地名數量可說是相當稀少。這也顯示新加坡的威權政治形態，試圖但卻無法大力的藉由地名在常民空間中植入對於領袖的崇敬。公開的領袖紀念地名議題可說是官方決策進行前的風向球，藉由將領袖紀念議題拋出廣為周知，來喚起人民對於領袖與國家認同的注意。而不論是官方所例舉、實施的或是由人民相應提出討論的紀念領袖，都圍繞在以人行黨為核心的政治人物，顯示更早之前曾為新加坡進行反殖或爭取自治獨立的馬紹爾、林有福等先鋒人物，已在國家歷史中遭忽略遺忘。

在威權體制下的台灣與馬來西亞，都（曾）廣泛地利用領袖名對公共空間進行命名，以作為領袖崇敬與國家象徵。在紀念地名的文化政治上，新加坡政府並未獨斷與廣泛地利用「領袖名」來進行文字地景的命名。相反地，在後殖民時期新加坡領袖地名的命名過程展現出競爭、協商的紀念政治，反映出新加坡的威權形態與政治有其特殊性。

▎再談關於李光耀的紀念

李光耀（1923/9/16-2015/3/23）無疑是對新加坡國家及人民影響最深遠的國家領袖。在我研究時間範圍1965年迄2014年初，亦即在李光耀逝世以前，曾出現以李光耀進行命名紀念與議題出現。

2004年8月16日，為了對李光耀長期為國家付出的貢獻表示敬意，並作為李光耀80歲生日的祝賀，總理李顯龍宣布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新設立「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這座學院與其他領袖地名比較有其共同性，亦有其特殊性。以共同性來看，李光耀的紀念地名同樣出現在教育單位，藉由教育場所灌輸國民國家感與領袖崇敬的意味濃厚。以特殊性來看，新加坡除了建國之初以第一任總統尤索夫伊薩命名中學，紀念這個新生國家的最初之外，其餘領袖地名皆在領袖辭世以後進行。但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卻違反了這項命名傳統，似乎顯示出李光耀在新加坡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另外，黃循財於2013年底提出的體育館命名議題，《海峽時報》論壇的讀者來信卻將這項議題導引到以李光耀作命名。在這場地名政治中呈現了領袖紀念、實用主義、不同的國家論述三者間的爭鬥。若我們進一步以時間來思考，2013年底亦即在李光耀逝世的一年多前，李光耀已居高齡且身體相當衰弱，人民在知道這樣的訊息之下仍然難有一致的輿論來進行李光耀的紀念。甚者有讀者直接反對以李光耀作為體育館的命名，認為體育與政治無關。或有認為應以可以反映大多數新加坡人有關的歷史文化面向進行命名，似乎暗指以李光耀命名屬對「個人」的紀念。在新加坡這個族群、宗教、政治議題都具高度敏感度而使人民不願也不能有過多談論的國家，這次的國家體育館命名可以讓我們窺見部分新加坡人對於李光耀紀念的真實想法。

李光耀過世之後，主流媒體報導大肆宣揚李光耀一生對於新加坡所做的偉大貢獻。國家博物館舉辦的李光耀紀念展原先為期一個月，為了「讓更多民眾有更多機會參觀」，而再延期一個月，且假日再多延展兩個小時。民眾也提出了將樟宜機場命名為李光耀機場、保留李光耀生前居所，有的國會議員提議以李光耀來命名機場、將李光耀的照片印在貨幣上，或設立建國元勛日。雖然有這樣的紀念聲音，但在某些網路媒體中同時也出現了提醒領袖被神格化的可能性，或批評李光耀當權期間產生的政治黑暗面。這些正反意見也提供給現任總理，同時又身為李光耀長子的李顯龍思考李光耀的紀念方式。而根據新聞報導，目前李顯龍傾向「緩處理」這項議題，認為對於李光耀的紀念不應操之過急。而這也再一次讓我們看到新加坡的菁英、家長式威權，有別於威權下的台灣與馬來西亞，在處理領袖紀念議題上的保守與保留態度。

▎註解

1. 本文改寫自作者文章〈以領袖為名？由《海峽時報》窺探新加坡紀念地名的文化政治〉原文發表於《臺灣國際研究季刊》2015，11（1），頁117-138。

本文授權轉載自「地理眼．GeogDaily」：不一樣的威權？新加坡少以領袖為地名的文化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