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們趕出大馬」？族群政治、右翼浪潮與人道主義交織下的羅興亞難民議題

近期，羅興亞人（Rohingya）再次站上馬來西亞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首先是2026年5月下旬穆斯林宰牲節（Eid al-Adha）期間，馬來西亞雪蘭莪州有居民投訴，當地的羅興亞社群未妥善處理節慶宰牲儀式的廢棄物，直接將牛隻的血液、殘骸等丟棄在住宅區的溝渠，引發衛生疑慮。

其次，定居澳洲的羅興亞人權倡議者努爾．阿齊扎（Noor Azizah）日前於社群媒體上轉發去年在澳洲雪梨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的影片。他在演講中公開批評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國並未妥善安置尋求庇護的羅興亞人，導致針對羅興亞人面臨人口販運、社會歧視與兒童教育剝奪等問題。此舉瞬間引發眾多網友批評，指馬來西亞作為主要的羅興亞難民收容國，羅興亞社群卻不知感恩，控訴努爾的批評是「忘恩負義」之舉。

上述兩則事例，引發了近期馬來西亞網路社群對於羅興亞人的新一波惡意浪潮。而此一浪潮最直觀的體現，或許是連署平台Change.org上的一項名為「將羅興亞人趕出馬來西亞」（Remove Rohingya from Malaysia）的連署活動。該連署相信是由馬來西亞網友發起，截至2026年6月初共累積超過40萬人簽署。儘管在多個公民團體、人權倡議者的嚴厲批評下，平台最終將該連署下架，但其聲量已反映馬來西亞社會對政府處理羅興亞難民議題的態度、甚至對羅興亞社群本身的長期負面觀感。

對於一般馬來西亞民眾而言，表達對「外來者」的反感似乎再自然不過；許多輿論也抱持著難民「從哪裡來、回哪裡去」，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的看法，而不去思考為何難民需要離開家鄉。然而，今日羅興亞人在馬來西亞的處境，歸根究底是一個地緣政治、政府治理、難民處置、國際人道環境等多種脈絡交織而成的複雜問題。其引發的輿論現象多少也反映了馬來西亞本土的族群政治張力。

百萬無國籍者羅興亞人在馬來西亞

羅興亞人本是世居於阿拉干地區（今緬甸西部若開邦）的族群，絕大多數信奉伊斯蘭教。從英國殖民時期開始，此地區信仰佛教為主的若開人（Rakhines）與羅興亞穆斯林之間的族群衝突就不曾間斷。緬甸獨立後，緬甸政府到了尼溫軍政府時期也開始針對羅興亞人進行打壓。例如1982年，尼溫軍政府頒布《緬甸公民法》，該法所定義的緬甸公民身份完全將羅興亞人排除在外，百萬羅興亞人自此成為無國籍者。其後，軍政府更進一步展開針對羅興亞人的清洗行動。

持續的壓迫與屠殺，終引發了2015、2017年的大規模難民潮，超過百萬羅興亞人出逃到孟加拉、馬來西亞、泰國等周邊國家，羅興亞難民危機開始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議題。出逃的羅興亞人中，絕大部分落腳鄰國孟加拉的難民營。位於孟加拉東南部沿海城市科克斯巴扎爾（Cox’s Bazar）的庫圖巴朗難民營（Kutupalong refugee camp）目前居住著超過65萬羅興亞難民，是現今全球最大規模的難民營。

十幾萬在馬羅興亞人：無身份、無保障的弱勢群體

而馬來西亞當時亦成為羅興亞難民主要流亡目的地。起初，馬來西亞、印尼與泰國皆拒絕收留漂流海上的羅興亞難民。最終，時任東協主席國的馬來西亞政府在身為東協主席國的外交壓力下，同意暫時為提供暫時庇護。

然而，由於馬來西亞至今仍非《1951年難民公約》的簽署國，亦沒有正式的法律框架與專責機構去認證、保護難民（refugees）與尋求庇護者（asylum seekers），使得這些難民與尋求庇護者無法在馬來西亞取得合法身份。與來自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難民、尋求庇護者一樣，在馬羅興亞人只能依靠聯合國難民署（UNHCR）提供的難民證，以此獲得些許基本生活保障，但仍不能合法工作或享有其他居留權利。

由於在馬羅興亞人沒有合法工作權，只能從事「非法」工作維生，這類型工作大多為「3D」（骯髒、危險、困難）工作，在無法律保障的情況下極易受剝削。他們多數也只能落腳在空間狹小、環境較差的簡陋租屋處。因此，即使聯合國難民署的難民證可以讓他們在馬來西亞獲得醫療費用減免優惠，但對於大部分羅興亞人的生存條件而言，仍是難以企及的。除了由聯合國難民署主要負責難民身份認證流程與安排永久收留國外，難民暫居馬來西亞期間，仍需仰賴國內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介入，提供其所需的各項服務。

截至今（2026）年2月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在馬來西亞共註冊了約21萬名難民與尋求庇護者，其中羅興亞人佔超過半數，達12萬人。惟有學者、人權組織估計，若算上未註冊的難民人數，馬來西亞境內的羅興亞群體應已增至超過20萬人的規模。近來，也有報導引用此一數據，表示在馬羅興亞人數可能已超過接近21萬人的馬來西亞半島原住民（Orang Asli），反映了一種國家人口結構趨向「失衡」的焦慮。

馬來西亞輿論「反羅興亞情緒」：右翼思潮與弔詭的「族群團結」

這樣的焦慮當然不是憑空而至。近10年來，羅興亞人在馬來西亞生活，屢屢出現與本地主流社會齟齬。諸如不習本土語言、生活環境髒亂、「非法」打工、街邊乞討等，都很常出現在各個族群的論壇或新聞報導中。而前面引述的宰牲節事件，更涉及羅興亞人的宗教、文化習俗。

有別於一般的印象，現今馬來社群並不會因為「同為穆斯林」就更容易同情、接納羅興亞人。馬來社群在面對羅興亞議題時，反倒是一種稍微偏向馬來民族主義、更右翼更「本土」的立場主導敘事，將羅興亞人視為具威脅性、甚至破壞性的「外來者」，而不斷放大其差異。

值得玩味的是，馬來西亞華人社群實際上也複製、挪用了這種「馬來右翼」的觀點——哪怕馬來右翼民族主義的趨勢已成為近幾年馬來西亞華人社群政治論述的主要危機感來源。

在這一波討論中，亦有不少網友分享自身與羅興亞人接觸的經驗與觀察，試圖以此來佐證羅興亞人不融於所處社會、行為造成混亂、隱憂等話語，藉此複製、強化一種「好移民／壞（非法）移民」的論述，或是頗帶自豪地稱此為「各族群團結」的共識。

如一個自稱來自吉隆坡的「右派」華語YouTuber即在其關於羅興亞難民議題的影片中重申此一「團結」觀點，宣稱馬來西亞各族群對羅興亞人的忍耐已到極限，更為聲援羅興亞人、要求刪除驅逐羅興亞人聯署的團體貼上「左膠」標籤，大加嘲諷。該影片在兩週內累積了超過26萬觀看次數、超過1,800則留言，足見此議題在馬來西亞華語社群的熱度。

在近年族群政治湧動、極化愈發嚴重的馬來西亞，羅興亞難民議題竟能弔詭地成為少數能「團結」各個族群、政治光譜的因素，只因這10年來馬來西亞對羅興亞社群的反感、拒絕與污名化，一直都是跨族群現象。而坊間談論政府對羅興亞議題的態度時，一種「公民／非公民」的群體分界觀點，在前述具情緒性、排他性的國族號召下得到強化——此一觀點強調政府應該把注意力、資源放在國內、民生課題，照顧有繳稅、投票的「公民」。

此外，社會對於難民收容、人道立場缺乏認知，幾乎全盤接受難民是「非法移民」、或接納難民會帶來安全隱憂等論述，使得輿論在正式的公民身份界線外，並沒有留下多少善待難民、尋求庇護者的空間。

然而，類似的論述所忽略的是，那些所謂與羅興亞人掛鉤的現象，仍離不開他們在馬來西亞的身份與生活困境——沒有正式身份、不能合法工作、借貸、申請各種補貼，或接受正規教育、享有完全的醫療補助……簡言之，他們無法取得可以在馬來西亞社會中「正常流動」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資本。對於這般弱勢處境者的污名化、排斥，暗示了服膺某種文化霸權的態度，實是族群政治上危險的雙標。

責任歸還聯合國？兼論國際人道援助的大環境

既然在馬來西亞反羅興亞人的情緒如此高漲、如此全民一致，那麼，反對者認為該如何解決羅興亞難民的安置問題？即使是最「溫和」的觀點，似乎也偏向逐步讓羅興亞人離開馬來西亞。如：政府應更多地介入、建立難民認證與轉介收容國機制，或是透過區域合作等外交手段。無論如何，在大馬鮮有人公開主張應長期收留羅興亞難民，甚至朝向歸化或給予居留或公民身份。

此外，也有不少大馬的評論觀點認為，像緬甸羅興亞人被驅逐般，由一國內政引發的難民問題，不應該成為別國——尤其是未簽署難民公約的國家——的義務，應由聯合國難民署等相關的國際組織專責處理。姑且不論國際人道義務是否真如部分網友想像，馬來西亞政府可以完全置身事外，退一步說，即使聯合國難民署或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應承擔起這些責任，但事實卻是應對國際難民危機的資源已遠遠不足。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2025年全球報告，該年度的全球經費比前一年度減少超過12億美元；全年度的經費預算更是僅37%。而在羅興亞危機應對方面，2026年度的經費預算更是只籌得三分之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從難民的身份識別、安置手續，到與各國相關機構的協調工作，再到難民營的醫療、糧食、生活物資等援助項目，無一不需要經費支持。

而眼下國際人道援助的現實環境是，近幾年各地衝突不斷爆發，導致難民、流離失所者數量不斷增加；而傳統上作為國際援助體系主要支持者的美國、歐洲各國政府又相繼減少援外資金的挹注，導致各個國際組織應對不斷擴大的難民危機的量能始終追不上危機惡化的速度。一味地將問題推回給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或希望一切難民、人道問題靠國際援助體系解決，可能並非理性務實，只是對國際人道環境不求甚解下的犬儒心態而已。

總而言之，羅興亞人、或是更廣泛的難民議題，應是由國家政府、公民社會、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等多方合作、協力，在優先照顧難民的需求與權益之前提下探索解方。如今，馬來西亞缺乏完善的難民認證、安置與收容機制是事實；而20多萬人因戰亂、政治迫害而被迫逃離家園，暫留馬來西亞尋求庇護也是事實，無法揮之即去。對著處於弱勢的難民宣洩排外情緒，似乎也無濟於事。如何為此議題找到可行的方向，考驗著馬來西亞全國上下每一位公民的智慧。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