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遺忘的《武漢》疫情悲劇：中國應變失靈的政治弊病

本文摘錄自學者楊大利（Dali L. Yang）專書，談中國2019年底武漢爆發的新冠疫情（COVID-19），透過紮實的資料與細緻分析，重探中國從應對SRAS到後來的COVID-19，在政治優先的體制下為何會應變失靈、釀成大禍。全書名為《武漢：新冠疫情早期階段的權威研究，中國體制如何造成疫情失控蔓延，引發人類史上最嚴重公衛危機》（2026，八旗文化出版）。

習近平、政治運動與醫院中的黨務運作

要釐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底及往後幾週的發展，必須考量到升溫的政治因素，特別是習近平在二〇一九年夏天發起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共教育運動。

意識形態和組織運作對共產黨領導人來說至關重要，習近平也不例外。習近平對蘇聯解體感受到危機意識，並且對中國在中共統治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於是自二〇一二年擔任總書記以來，習近平就將政治統治的核心放在強化對黨及其領袖的忠誠度。他發起各種運動，整頓黨內貪腐與不忠行為，鞏固自己在黨與軍中的主導地位，並透過政治教育與思想灌輸來強化對中共的信仰。意識形態與紀律整頓的各類運動，加上嚴厲的反貪措施，讓習近平的權力大幅擴張。

然而，這樣的做法也使官員士氣低落，整體風氣變得比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更加保守、畏懼風險。這股風氣甚至讓習近平在武漢疫情爆發一年後的二〇二一年一月，公開表達不滿，批評官員沒有收到他的明確指示就不敢行動。

在二〇一九年美中貿易戰高度緊張之際，中共更加重視政治教育，並加入數位化的手段。二〇一九年一月，一款名為「學習強國」的數位應用程式成為黨員及國家資助機構（如大學與公立醫院）從業人員的必備程式。該應用程式用來傳播官方新聞與論述，特別是習近平的言論，並且監控使用者在平臺上的學習情形，掌控他們完成任務的進度。同年六月，習近平發起針對黨員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教育活動，以學習中共黨史為主軸。此運動起初針對縣處級以上幹部，到了二〇一九年下半年，進一步擴展到企業、機關與基層社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教育運動強調維護習近平的領導地位以及黨的權威，因此在大學、醫院等機構中，這場運動強化了黨委書記的權力與地位，同時削弱校長與院長的主導角色。

湖北省衛生系統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教育運動極為重視。二〇一九年七月，湖北省衛健委（當時稱為「湖北省衛生與計畫生育委員會」）高層接受指派任務，在全省推動這項計畫。到了九月，該委員會的高層更帶領湖北省各公立醫院院方前往清華大學，參加以「推動公立醫院黨的建設」為主題的培訓課程。這項強化大型醫院黨務運作的措施獲得國家衛健委高層的肯定，也讓我們更能理解背後的制度性權力結構，見識到湖北省衛生主管機關如何掌控醫院與醫療人員。這對進一步分析二〇二〇年一月武漢的情勢尤其關鍵，因為武漢正是湖北的省會。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教育運動同時也用來提倡黨員的公共服務精神，習近平呼籲基層黨員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爭取人民信任。這場運動也進一步導致地方黨務系統對醫療主管機關與醫院提出更多要求，以求改善醫病關係。最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當時正值嚴重流感季，武漢多家大型醫院的黨高層仍推動名為「摘口罩行動」的政策，要求醫護人員在與病患互動時儘量不要佩戴口罩，以「拉近醫病距離」。遺憾的是，即使衛生單位已知悉冠狀病毒疫情，武漢多間大型醫院仍堅持在大多數科別中維持「不戴口罩」的原則。

根據武漢市中心醫院一位醫師的說法，科主任曾嚴厲警告同仁：「不要跟上面對著幹，不准戴口罩，也不准亂講話。」

SARS 危機與公共衛生緊急應變體制

在前述的政治行政體制下，SARS 危機成為中國建立公共衛生緊急應變體系的關鍵轉捩點。儘管廣東省與衛生部早在二〇〇三年一月初便開始辨識非典型病毒性肺炎的病例，並加以診治，但由於整個風氣傾向保密，直到二月十日才對外公布疫情。這種缺乏透明度的情況也導致中國各地醫療人員對疫情一無所知，無法及早因應。即使疫情已蔓延至香港、北京與其他城市及國家，衛生部與北京市最初仍刻意淡化事態的嚴重程度。這場資訊封鎖與過度控制，反而成為病毒擴散的一大推手。

SARS 爆發初期之所以應對不及，部分是歸因於中國在傳染病防治上的政治與法規結構。中國政治運作雖然賦予決策者相當大的彈性與裁量空間，但一旦涉及責任追究，常會嚴格按字面意思執行相關法律條文。一九八九年頒布的《傳染病防治法》及一九九一年的《實施細則》將傳染病分為三類，但這套制度無法自動適用於新興疾病，例如 SARS（當時稱為「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必須等到國務院衛生部門正式認定為法定傳染病後，相關防疫措施才能依法啟動。這樣的設計造成應變延遲，進而影響整體防疫效率。

儘管在二〇〇三年三月下旬，香港及其他地區已確認冠狀病毒為 SARS 的致病原，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在訪問香港期間仍堅稱，廣東的非典型肺炎病例與 SARS 是兩回事。張文康表示，廣東最早確實檢驗出類似非典的肺炎，但是否與香港及其他地區的 SARS 病例有關，尚無定論。他甚至還表示，他「不認為香港的感染個案一定是由內地傳入的」。

世衛組織曾花費數週試圖向中國取得疫情相關資料，並希望派遣專家前往廣東調查，但屢屢受阻。直到世衛對廣東與香港發布旅遊警示，引起中國高層關注後，駐北京的世衛團隊才在二〇〇三年四月二日獲准前往廣東。當時的世衛祕書長布倫特蘭醫師（Gro Harlem Brundtland）公開批評中國在處理 SARS 疫情時過度保密、缺乏合作，這番言論在世衛中實屬罕見。她氣急敗壞地表示：「這是第一次有疾病以這種方式在國際間擴散。」兩天後，二〇〇三年四月八日，在國務院核可下，衛生部終於將 SARS 正式列為乙類傳染病。自此，依據《傳染病防治法》（一九八九年）第二十四條第一項，開始實施甲類防治措施，包括對感染者強制隔離與檢疫。

儘管 SARS 已被正式列為法定傳染病，中國在北京的防疫工作仍漏洞百出，且不斷試圖掩蓋事實。與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關係密切的衛生部長張文康仍堅稱疫情已受到控制，即便北京市多家大型醫院的確診人數明明不斷攀升。二〇〇三年四月中旬，包括中日友好醫院在內的多家醫院負責人，甚至將部分 SARS 病患安置在救護車上，繞行市區，以躲避正在實地調查的世衛組織專家小組。

蔣彥永醫師和世衛駐華團隊最終揭露官方隱匿疫情，促使中央意識到北京疫情已無法拖延，必須立刻採取行動。二〇〇三年四月下旬，張文康與北京市長孟學農遭撤職，由副總理吳儀接任衛生部長，王岐山接任北京市長。中國政府隨後展開全面防疫行動，隔離 SARS 患者，力求控制疫情，特別是在北京。眾人努力抗疫，再加上幸運之神的眷顧，以及世衛組織強力主導之下，最終在二〇〇三年七月，中國及全球終於成功控制住 SARS 疫情。

根據世衛統計，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一日至二〇〇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全球共有八千零九十六人感染 SARS，其中七百七十四人死亡。死亡人數較多的地區依序為中國大陸（三百四十九人）、香港（二百九十九人）、加拿大（四十三人）、臺灣（三十七人）、新加坡（三十三人）、越南（五人），以及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各二人）。這場疫情讓受災城市的決策者與臨床醫師都永生難忘。

中國在二〇〇三年應對 SARS 疫情的表現曾飽受抨擊。不過，當時的中央高層，包括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副總理吳儀，皆坦然承認中國在防疫上的種種不足。各界普遍認為，中國急需建立一套健全的疫情資訊通報系統，以及應對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制度架構。作為回應，衛生部於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要求各地疾控中心每日透過加密網站回報 SARS 病例，一個月後，醫院也納入該通報系統中。

二〇〇三年五月九日，國務院發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即刻生效，條例中要求衛生部與各省級單位制定突發公衛事件的應變計畫。該條例嚴格規範傳染病疫情的即時通報。五月十二日，衛生部又公布《傳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辦法》，作為各地處理 SARS 病例的依據。

《武漢：新冠疫情早期階段的權威研究，中國體制如何造成疫情失控蔓延，引發人類史上最嚴重公衛危機》

作者：楊大利 （Dali L. Yang）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6/04/01

內容簡介：2019年底，武漢爆發新冠疫情（COVID-19），奪去了數百萬人的生命，並造成前所未有的全球性衝擊。儘管這場疫情有劃時代的意義，但針對武漢封城前數週中國政府決策與舉措的獨立研究卻出奇地少，尤其是那些讓病毒幾乎毫無阻礙擴散的錯誤與缺失。在《武漢》一書中，楊教授深入檢視中國政府對武漢新冠疫情的緊急應對，探討中共在疫情資訊處理與決策過程中所影響的規模與範圍。研究指出，中國的衛生決策者與專家在2019年12月底啟動衛生緊急行動方案時，其實有個好的開始。然而，楊教授以他細緻的分析告訴讀者，中國政府的官僚程序如何阻礙資訊流通與共享，以及中共既有的認知框架如何限制他們理解病毒的傳染力，進而阻礙他們制定有效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