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英雄的B面：武裝手段浪漫化與政治暴力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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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發生政治暴力事件，美國政治人物常見的回應是「這不代表我們」、「我們總是以民主的方式解決問題」。但真的嗎？政治暴力真的不代表美國嗎？明明不是外敵，而是本國公民面對國內政治衝突，卻選用暴力方式解決問題，這真的是美國政治史上的異例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而就在此篇文章交稿之際，美國才發生一輛汽車闖進拉斯維加斯川普飯店、引爆炸藥的案件。

事實上，會說政治暴力不代表美國，反映的恐怕不是對美國政治史的忠實解讀，而是人們對於美國政治史的失憶。也正是對歷史的失憶，讓美國社會可以將每一次政治暴力都理解成孤立的事件，進而不斷迴避處理自身歷史中暴力的傳承——那種把暴力當成自救途徑的想法，以及將「抗暴」浪漫化的文化語彙。

甚至，當政治暴力源於「自家人」的時候，有不少美國人會報以一定程度的同情與認同，或者只會藉之怪罪對手陣營。近期最知名案例是2021年川普支持者強闖國會山莊，不僅有3成共和黨支持者認可這群人的作為，更有三分之二支持特赦，其中一項常見理由就是認為此案已是民主黨政府的政治迫害。相對地，今年剛落幕的選戰期間，川普面臨至少兩次險些得逞的刺殺案，民調同樣顯示，共和黨支持者有半數怪罪民主黨人、認為民主黨人煽動對川普的仇恨；同時，民主黨支持者也有近半認為川普也要負起相當責任，因為他自己太常動用暴力修辭、惹火上身。

而在2024年年末另一件眾所矚目的兇殺案，同樣也引發不少美國人的同情、認同甚至浪漫化。而且在美國大眾輿論中，這個案件根本不被當作政治暴力來理解，更進一步顯示美國人普遍對於這個概念有多麼陌生。

這起案件，就是26歲的路易吉．孟喬内（Luigi Mangione）謀害醫療保險公司執行長的槍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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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推翻」保險公司壓迫的俊俏殺手，不被理解的政治暴力

孟喬内可能是這個世代最能點燃大眾想像的罪犯：關於怎麼在犯罪後引起最大關注及共鳴，他彷彿都已經安排好了。12月4日，他在曼哈頓市中心人來人往的街頭埋伏，光天化日之下槍殺了聯合醫療保險（United Healthcare）執行長湯普森（Brian Thompson）。孟喬内在12月9日於賓州被緝捕到案，但5天的追捕期間，恰恰足以讓許多「有意思」的資訊陸續浮現，讓他成為名人。

起初，孟喬内的照片在電視、網路廣為流傳。不少人認為他長相俊俏，加上常春藤名校的背景也足以讓更多人感興趣。接著，新聞報導孟喬内所使用的子彈上刻了字：Deny（拒絕）和Defend（辯護）——這是對美國醫療保險公司策略的著名指控，2010年一本抨擊該產業的書籍就叫《Delay, Deny, Defend》，控訴保險公司慣性拖延給付，最後再巧立名目拒絕付帳，如果真的被告上法庭再來辯護的一貫策略。只不過，孟喬内的第三顆子彈上寫的並不是Delay，而是同樣由D開頭的Depose——「推翻」——而這正是這場槍殺要傳達的訊息。

追捕孟喬內成為一整週的頭條新聞，同一時間，社群討論和媒體報導也充斥人們被醫療保險公司惡整的故事：美國私人醫療保險公司坐大，佔據寡占地位，而包含聯合醫保在內的多間公司要求醫師必須先取得他們的核可才能動手術，稱為所謂事前授權（prior authorization）。保險公司也常常對於給付範圍東折西扣，近年一起惡名昭彰的案例當中，醫療保險公司訂定了麻醉最高時數上限，不論是動什麼手術，只要超過時數上限就會被排除在保險範圍之外。

於是，在一些人眼中，孟喬内的形象是為大眾出頭的英雄人物。在知名現場喜劇節目Saturday Night Live拍攝現場，孟喬内的名字一被提到，現場觀眾就報以熱烈掌聲和歡呼聲，讓主持人當場一愣。手腳快的商家迅速推出有孟喬内相片的馬克杯和T-Shirt。芝加哥大學民調顯示，雖然有8成民眾認為殺手本人對凶殺案需要負很大或相當的責任，但也有近7成認為醫療保險公司負有同樣的責任。在網路上，孟喬内的形象被與羅賓漢類比，甚至是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

在法律上，紐約檢方目前以謀殺罪和恐怖攻擊罪起訴孟喬内。在政治上，這起案件也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暴力：他以暴力手段表達政治訴求，直接「付諸行動」，嘗試用暴力「解決問題」——雖然，多數美國人乃至美國媒體似乎都不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此案。即使是譴責他、反對他的人，主要也都強調他是罪犯、他是暴力份子，集體忽略了這件事情的政治面向：孟喬内認為自己有權「對抗壓迫」，即使手段是謀殺也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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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只是偶發」的集體迷思

「政治暴力只是偶發」或許是美國政治文化的一大迷思，而沒有將其視為美國政治文化中根深柢固的一部分。

舉例來說，稍稍接觸過美國史的人都知道，美國總統林肯和甘迺迪都死於暗殺。但在他們兩人之間呢？林肯多次遇刺，最終於1881年死於槍殺。短短20年後的1901年，時任總統William McKinley亦在紐約遇刺身亡。1912年，想要重返白宮的老羅斯福總統胸前的講稿被射中，子彈因為速度不足，在穿透他厚達50頁的講稿之後只卡在他胸前肌肉，並未射穿肺部。1933年，小羅斯福就任前夕被人連開五槍。1950年，杜魯門總統在官邸前被兩名殺手開槍。

換言之，從1881年林肯遇刺到1963年甘迺迪遇刺，不只有3名總統遇刺身亡，還有至少3名總統是只以幾公分的差距倖免於難——而他們已經是全美國執法單位重點保護的對象，那些無法靠近總統就被逮捕的案件還沒被算在內。何況，在甘迺迪遇刺之後不到20年期間，尼克森、福特、雷根也都各自面臨至少一起有相當機會得逞的刺殺案。光是在總統層級，政治暴力案件就比大眾印象當中頻繁得多。

另一項指標性案例是，如果要請美國人舉出美國本土遇到大規模襲擊的案件，多數人可能都記得二戰時期的珍珠港事件以及2001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但在這之間最大的襲擊案件是什麼？答案是1995年奧克拉荷馬市炸彈案，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殺害168人，其中19人是聯邦辦公大樓內日托中心照顧的孩童。這是在九一一之前、美國史上以前最嚴重的恐怖攻擊案，也是迄今最大規模的本土恐怖攻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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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奧克拉荷馬市炸彈案不像珍珠港或九一一是由敵國犯下，遂而幾乎完全消失在大眾記憶之中。即使偶爾被提起，主要也是被理解成反政府暴徒的偶發案件，儘管兇手作案前與多個白人至上主義團體有聯繫，又明確表達了自己的作案動機和多起政治案件有關，執行方式更明顯是參考當時白人至上主義社群內流行的教戰手冊，此案仍然不像珍珠港或九一一，被視為敵人一系列攻擊計畫的一環。

換言之，即使政治暴力發生在美國人面前，美國人經常認不得更記不得。這不是來自當代新穎的解讀，早在1960年代，美國政府所召集的專家委員會就提到這點。60年代時，多位政治人物和推動民權運動的黑人領袖遇刺身亡，除了眾所矚目的金恩博士和甘迺迪兄弟以外，還有麥爾坎．X（Malcolm X）、Medgar Evers等人，而自己倡導暴力的美國納粹黨領袖George Lincoln Rockwell也被前下屬刺殺。時任美國總統Lyndon B. Johnson遂召集了跨領域的學者專家，研究美國政治暴力的成因和防範措施。

專家們在報告當中就提到，美國人太相信「美國例外主義」，無法理解美國文化中也有壞的一面。人們「將自己視為上帝的選民，某種『新耶路撒冷』」，於是又比其他國家更容易陷入「歷史失憶症」，無力面對自身社會一直都有暴力的問題，無法認知到「不論是主動行動、還是在回應他人的行動時，都經常有血腥的傾向」，遑論嘗試改善此一系統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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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與私刑正義的文化傳承

那麼，這個系統性的、源遠流長的歷史又從何而來呢？該份報告主張，美國革命建國的傳承，帶來了某種推翻暴政、以暴力自救的想像，是美國政治暴力如此頻繁的主因。時常，人們自行主張暴政已經發生，進而認為革命就取得了正當性，甚至成為義務。保守派這40年來論證擁槍權的主流說法，也是強調美國人民有權保存武力、藉以武裝抗暴，至少兩位保守派最高法院法官（Samuel Alito跟之前去世的Antonin Scalia）都曾在意見書中贊同此一理論。

雪上加霜的是，美國向西部擴張的「邊境經驗」，更讓美國人從小熟知各種赤手空拳擊敗墨西哥人、「印地安人」的英雄故事，從牛仔等文化形象中學會私刑正義的邏輯——獨立革命與私刑正義的浪漫化，正是美國人總是這麼快選擇暴力的原因。

事實上，該份報告出版後半世紀，當川普支持者攻進國會大廈時，川普在眾議院的頭號支持者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就宣稱「這是我們的1776時刻」，連結到美國獨立革命的年份。在抗爭現場隨處可見各種旗幟，許多也都直接關乎獨立革命的傳承，最有名的是一面Gadsen Flag黃底的旗幟，上頭繪有一條響尾蛇，並寫著「DONT TREAD ON ME」（不准踩到我），就是當年革命軍的旗幟，代表某種免於政府壓迫的自由。

另一面指標性旗幟是「Appeal to Heaven」（訴諸天國），白底上繪有一棵松樹，同樣是革命的傳承。該面旗幟原意是上帝將會庇護殖民地對抗帝國暴政，是革命軍海軍曾使用的戰旗，今日已成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宣稱自身倍受壓迫、但相信上帝會讓美國重回基督徒掌控的象徵——而這不只是少數幾位川普支持者所使用的旗幟，包含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Samuel Alito的住家外和現任眾議院議長Mike Johnson的辦公室門前也公開懸掛，不過後者也宣稱這是出於他對開國元勳的崇敬，沒有其他意思，請外界別再「曲解」。

上述案例都說明，「人民有權抵抗壓迫」的思維如何深植於美國政治文化當中，許多人都熟悉這種語彙。所以，一旦有人能成功傳播「我們正在被壓迫」的論調，就能號召「正常人」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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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國家被偷走的「大取代理論」

國會山莊案同樣是很好的例子：芝加哥大學安全與威脅研究計畫的報告顯示，716名被起訴的暴動者並未特別集中於特定教育程度或社會階層：有25%具大學學歷，只略低於整體選民的30%；有3成具犯罪紀錄，僅稍高於全體選民中的2成；有43%是白領工作者，甚至略高於全體選民的37%。而雖然國會山莊現場聚集了各大極右翼武裝團體，但其實有高達86%並非這些團體的成員。換言之，這716人的行列之中很多都是「一般人」，包含醫生、護理師、銀行經理、退役軍警等等。

在國會山莊案中，他們所欲對抗的「壓迫」是「選舉被民主黨偷走了」，這也反映出一種更大的恐懼，即是「國家被偷走了」。具體而言，在白人民族主義的版本中，尤其是指自由派菁英「刻意引進非法移民投票」，要以「洗人口」的方式取代白人基督徒的地位，就是所謂的「大取代理論」（Great Replacement Theory）。

無獨有偶地，在19世紀中到20世紀初，以及60年代以後，美國社會中最重要的恐懼當然是白人擔心黑人爬到自己頭上，所以白人新教徒乃至愛爾蘭天主教移民都曾大舉攻擊在地黑人官員和商家，包含武裝推翻黑人政治人物參與的地方政府。

煽動暴力的組織也並非都位處社會邊緣，《華盛頓郵報》指出，1930年有11名州長、16席參議員都是3K黨成員；在印第安那州，出生於美國本土的白人男性中，曾經每3個人就有1個加入3K黨，該黨指標性的白斗篷還曾因此多次缺貨。只是，這一波又一波的暴力事件卻幾乎不存在於美國人的自我認知當中，彷彿街頭的種族暴力衝突都是60、70年代後才興盛，舉凡1921年白人暴徒燒毀被譽為「黑人華爾街」的商業街區，估計造成上百人死亡、上萬名黑人無家可歸的土爾沙大屠殺案，在黑人以外的大眾美國歷史記憶中也幾乎不見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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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的高峰復返

除了族裔之外，其他種類的「壓迫」也同樣存在：60年代共產黨地下組織一度短暫興起，同樣是以暗殺等手段為主要武器。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民兵團近年來經常自行持槍「鎮守」，攻擊往來的「入侵者」。封閉的宗教組織擁槍自重，有多起與政府執法單位公開對峙的紀錄。而在疫情期間，反對封城令的團體更是直接持槍、著軍裝抗爭；2020年8月，看見川普在推特上鼓吹「解放密西根」（LIBERATE MICHIGAN）後，他的支持者直接衝進密西根州議會，包含州參議院議事廳二樓的旁聽席，多人嘗試持槍闖入被警方攔下。

川普於2024年遇刺之後，有些共和黨政要指責民主黨煽動對川普的恨意。而在川普崛起以來，民主黨政治人物也多次抨擊川普煽動暴力、特別是極右翼白人組織的暴力。確實，統計數據顯示，這10年來美國又迎來政治暴力的新高峰，舉例而言，2016年時國會警察針對議員安全威脅的立案調查件數還只有1,000件上下，但2017年就攻上4,000件，近4年來都在一年8,000件上下徘徊。然而，放回美國政治史來看，所謂的新高峰其實必須理解成復返，是在當前極化的政治局勢下重啟的週期，是歷史的重演。

歷史之所以一再重演，一大原因恐怕正在於多數美國人並未意識到這件事。甚至在近期孟喬內的案件中，大眾忽略了本案的政治暴力本質，忽視武力抗暴、自力救濟和私刑正義的語彙已經如何深入美國的社會文化當中——既然無力看見問題，當然也就無力解決。

美國政治人物面對暴力事件，每每總會說「這不代表我們」。但可惜的是：不，這樣的暴力可能正代表了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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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