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屠殺者披上西裝：穿梭「非洲之角」的蘇丹軍閥赫梅蒂，為何受到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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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蘇丹內戰持續惡化，自2023年4月蘇丹武裝部隊（SAF）和快速支援部隊（RSF）爆發衝突以來，超過1萬5,000人喪生，超過800萬人被迫離開家園，導致全球最嚴重的流離失所危機。蘇丹與鄰近國家，包括南蘇丹與查德在今年3月都出現糧食危機，在廣義的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也就是包括吉布地、衣索比亞、厄利垂亞、索馬利亞等國家，近2800萬人面臨嚴重的糧食短缺，佔該區域人口約三分之一。

「蘇丹內戰是近代記憶中最嚴重的人道災難之一。」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OCHA）運作和倡導主任沃索諾（Edem Wosornu）警告。

在蘇丹內戰中，大規模亂葬崗、集體性侵、在人口稠密地區發生的無差別暴力事件以及恐怖行為主義行為頻頻發生。可是，聯合國與國際組織的呼籲並沒有獲得各國支持。中俄兩國就指控西方諸國，藉由制裁蘇丹來讓自己的勢力可以干預當地政府運作，將人道問題政治化。（延伸閱讀：蘇丹內戰急遽惡化：至少420人死、各國撤離人員...戰禍惡夢只能重演？）

眼看國際力量無法解決內戰問題，前述非洲之角眾多的「黑人兄弟之邦」也有主動與蘇丹內部各方勢力接觸，並積極調停雙方矛盾。看似是無可厚非的舉動，卻也被人權組織批評，因為這些國家領袖近期主動歡迎了犯下種族滅絕罪的蘇丹軍頭達加洛將軍（Mohamed Hamdan Dagalo），也就是本文主角「赫梅蒂」（Hemedti）。

一些人士點出當中關鍵，許多非洲國家在去年10月掀起的以巴衝突中，對以色列的批判態度極其強硬，反過來卻禮遇反人類罪的軍閥，是否存在道德上的雙重標準？本文先介紹這個軍閥的崛起背景，再說明他如何利用國內資源開啟其東非友好之旅，以及各國人士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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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內戰：民主過渡的失敗與政變

2019年，掌權30年的蘇丹老獨裁者巴席爾（Omar al-Bashir）被自己栽培的「快速支援部隊」與政府軍的蘇丹武裝部隊聯合推翻，蘇丹原本預期進入民主過渡轉型期，但蘇丹過渡主權委員會（TSC）主席暨軍方領袖布爾汗將軍（Abdel Fattah al-Burhan）不願在屆期滿後下台，並與非正規軍的領導達加洛將軍意見不合，雙方對抗瞬間升溫為內戰風暴。

但是在內戰爆發後，布爾汗與達加洛在國際知名度是不成比例的。我們得要提醒讀者，雖然達加洛是對抗軍政府的非正規軍領袖，但他在蘇丹的地位並不是曼德拉或是翁山蘇姬。對抗的軍頭雙方都不是天使：SAF轟炸平民，並迫害和平活動人士。但只有RSF面臨可信的種族滅絕指控。

達加洛名聲碾壓正規軍領袖，除了他本人是2003年達佛（Darfur）戰爭中種族屠殺的罪魁禍首而惡名昭彰，其在外交宣傳上又更勝過正規軍的領袖布爾汗，後者雖為蘇丹實權領導人，對外只能依靠埃及和南蘇丹作為可靠盟友。

寫到這裡，筆者也要提供一個新訊息，身為非正規軍的領袖，達加洛將軍對外有個更令人耳熟能詳的名字——赫梅蒂，意即小穆罕默德。許多非洲媒體或外文媒體也會直接使用此名稱，下文亦將以赫梅蒂稱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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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兵領袖成為地方軍閥

赫梅蒂出生於1970年代中期一個查德阿拉伯部落，童年時因戰爭逃難，並在隨後的十年內定居在蘇丹西部的達佛。

赫梅蒂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但最終成為當地最大的民兵組織——詹賈威（Janjaweed，意為騎兵隊）的領袖。他本人與布爾汗將軍也在這個時候結下機緣，兩人分別身為正規軍和地方民兵領袖，受獨裁總統巴席爾，指示要共同鎮壓當地的反叛集團，並將非阿拉伯居民趕走。

根據聯合國的數據，軍政府當時對達佛的戰役至少造成20萬人死亡，而主力部隊詹賈威則被稱為「騎馬的惡魔」。詹賈威和蘇丹武裝部隊被指控在達爾富爾犯下了包括處決、酷刑和強姦等各種侵犯人權的罪行。然而，由於對總統效忠，2013年詹賈威組織就因「戰功彪炳」正式改組為快速支援部隊（RSF），赫梅蒂也因此成為其指揮官， RSF實際上宛如總統的禁衛軍。 巴席爾稱他為「我的保護者」（阿拉伯語稱Himayati，與他的暱稱「赫梅蒂」近音）。

當時，總統巴席爾為了確保RSF可以完全效忠自己，特許赫梅蒂在經濟上的獨立性。由於達佛儲備大量的金礦，尤其是在阿梅爾山（Jebel Amer）地區，總統甚至允許RSF開採當地黃金後自由銷售給他國。

回顧過往記錄，即使在2019年6月巴席爾被推翻後，赫梅蒂與RSF的暴行並沒有結束。他們在首都喀土穆攻擊親民主陣營的示威者，據目擊者稱，是RSF在血腥衝突的前線，殺害了至少128人。在內戰期間，達佛噩夢般的災難愈演愈烈。依照2023年的記錄，赫梅蒂的非正規軍在進攻西達佛省首府（El Geneina）時，殺害了多達1萬5,000人，其中許多人為世居當地的馬撒利特族（Masalit）。

事情在2023年12月中急轉直下，隨著RSF成功攻占了蘇丹第二大城市瓦德邁達尼（Wad Madani），意味著赫梅蒂完美展現了其軍事實力。該城市亦被視為正規軍的堡壘區，並迫使布爾汗的軍隊放棄首都後方的根據地蘇丹港（Port Sudan）。

「赫梅蒂正在取得勝利。」華盛頓和布魯塞爾的非政府組織「尋求共同點」（Search for Common Ground）研究員Entisar Abdelsadig表示。

在一波又一波的勝利聲浪中，赫梅蒂隨即在2023年12月末開啟了一次東非國家的外交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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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訪非洲之角的軍閥

自去年12月底以來，赫梅蒂進行了首次戰時海外旅行，從去年12月27日至今年2月29日間，赫梅蒂共出訪了非洲8國，包含烏干達、吉布地、衣索比亞、肯亞、南非和盧安達與利比亞，甚至還有2011年獨立的南蘇丹。他也會見了上述所有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作為一位非正式的國家級別領導人，能夠讓各國元首排場招待，可見赫梅蒂的外交影響力。

觀察家多認為，赫梅蒂此舉是為了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可信的領導者。蘇丹專家、智庫Confluence Advisory創始董事凱爾（Kholood Khair）告訴半島電視台：「赫梅蒂迫切需要人們認為RSF是一個執政的力量。我認為這就是赫梅蒂去會見各國元首的原因。」

在形象上，赫梅蒂雖然也是軍閥出身，但他有時會刻意穿著便服並對布爾汗將軍進行辱罵，旨在強調自己身為一位政治領導者而非軍事領導者。巴黎索邦大學的蘇丹專家Clement Deshayes也提出自己的觀察，赫梅蒂在訪問期間得到幾乎得到國家元首的待遇。

筆者梳理赫梅蒂與各國領導的會晤時也發現，他本人都會跟上述國家的領袖「匯報」戰爭情況，而大部分國家領導都希望蘇丹進入和平與穩定，有些領袖也積極表示願意提供場地，讓戰爭雙方的主角有個談判停戰的空間。對於非洲兄弟所寄予的厚望， 赫梅蒂也表示自己願意提早結束人民的痛苦，可接受與布爾汗將軍談判。消息人士稱，赫梅蒂早已同意在1月3日與布爾汗單獨會面，但後者並沒有赴約。

關於赫梅蒂可以在外交場域得到各國禮遇，來自兩個原因。就外部環境來看，獲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簡稱阿聯或阿聯酋）的支持，可能有助於解釋他最近外交成功的原因。據稱阿聯為他提供武器、裝甲車和無人機。

而在這次出訪過程中，觀察家們還表示，赫梅蒂的銀行業務、社交媒體托管都是透過阿聯支援技術，而他在旅行中也多次乘坐由阿聯的航空公司營運的飛機。畢竟這個國家擁有充裕的石油並且雄心勃勃，也想要擴大其在非洲的影響力。

在內部因素上，RSF獨立的經濟資源給了赫梅蒂巨大的財富。有觀察者稱，正是因為赫梅蒂早年與各國領袖進行黃金和武器的買賣，讓他在與布爾汗將軍競爭國家盟友時，取得上風。赫梅蒂還曾允許俄羅斯雇傭兵瓦格納集團在他所佔領的地區開採黃金，並支付其在非洲大陸的營運費用。而杜拜作為世界領先的黃金交易中心之一，也提供了RSF將黃金兌換成現金的交易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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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元首級待遇

從各國領袖在接待赫梅蒂的舉止上，也能看出他們如何重視這位軍閥強人。

烏干達總統穆塞維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在Covid-19期間嚴格遵守社交距離規定，但有記者拍到他與赫梅蒂握手時沒有戴口罩。蘇丹專家凱爾指出，就像幾位其他非洲之角的領導人一樣，穆塞維尼可能認為RSF的政治包袱比SAF少。

另外，肯亞總統魯托（William Ruto）會面時主動擁抱赫梅蒂，還稱讚他為結束戰爭所做的努力。而另一個介在意外與非意外之間的舉動，是南非總統拉瑪佛沙（Matamela Cyril Ramaphosa）的辦公室，在X上稱赫梅蒂為「蘇丹總統穆罕默德達加洛閣下」。 這條消息隨即被刪除，並替換為一條更為中立的聲明：「總統拉瑪佛沙接待了快速支援部隊指揮官穆罕默德達加洛將軍。」

「我認為這是一場非常精心策劃的公關活動，旨在賦予快速支援部隊領導人一定的政治合法性。」分析家Suliman Baldo告訴BBC。關於赫梅蒂與南非領導人碰面，凱爾則給出一個獨特的觀察，「這次與一個穩定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握手，顯示了赫梅蒂「並非只與獨裁者會面。」

赫梅蒂還敦促東非政府間發展機構（IGAD），促成蘇丹交戰雙方之間的會面。今年1月18日的IGAD峰會公報上也呼籲和平對話，可惜的是受邀的布爾汗拒絕參加這次會議。IGAD的初始參與國共8個，均位於廣義上的非洲之角，包括吉布地、衣索比亞、索馬利亞、厄利垂亞、肯亞、烏干達，以及原本的蘇丹、南蘇丹。

布爾汗將軍抨擊了那些願意接待赫梅蒂的國家，指責他們「與殺人犯共謀」。 蘇丹代理外交部長薩迪格（Ali El Sadig）宣佈，蘇丹已召見肯亞大使，抗議對方對赫梅蒂的禮遇，包括在接見他時鋪上紅地毯。更甚的是，今年1月20日，蘇丹外交部指責IGAD「侵犯了蘇丹的主權」，暫停了其在IGAD的成員資格並退出該國際組織。

從布爾汗將軍種種回應中，筆者認為他在外交場域是徹底失敗的。先不說他並非是俄羅斯或阿聯的首要代理人目標，但他拒絕出席外交場合並表達自己對和平蘇丹的期望和對策時，赫梅蒂就會全部囊括這些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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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與人權外交之辯

雖然赫梅蒂取得外交上的勝利，但我們可以延續追問，這樣的外交果實是否符合我們對普世價值的期許。赫梅蒂在出訪這麼多國家中，引起反彈最大的是盧安達和南非，兩國都積極要調停蘇丹衝突，也各自有其值得矚目的背景。

就盧安達的部分，《經濟學人》指出，當一名被指控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的人參觀轉型正義紀念館，很難想像有更具諷刺意味的事。當赫梅蒂訪問了紀念1994年盧安達災難的吉加里（Kigali）種族屠殺紀念館時，最令人訝異的情況出現了，他還表示蘇丹「必須向盧安達學習」。

雖然在參觀過程赫梅蒂臉上充滿同情，人權監督者扎卡里亞（Bedour Zakaria）則表示：「任何試圖為赫梅蒂的罪行辯護或找藉口的行為，都是在允許他繼續進行屠殺。」 扎卡里亞本人即是在西達佛省大規模屠殺中活下來的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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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又更為特殊，作為非洲少數的民主國家，總統拉瑪佛莎願意接見赫梅蒂也遭遇更強烈的批評。部分觀點可能會有這樣的解釋：南非奉行務實的外交政策，旨在促使是武裝衝突中敵對雙方也能一起坐下來參與調停，達到和平的結果。可是，在最近國際上各種大規模的戰爭事件中，南非的外交政策都無法體現出一致性。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南非第一時間就在聯合國決議中支持譴責俄羅斯的軍事行為。

至於在處理以巴衝突時，南非的動作又是非常堅定的，他們撤回了駐以色列使館人員、議會決議通過要驅逐駐南非的以色列大使，並以種族滅絕罪起訴以色列，而不是透過茶會、勸導對話和努力尋找共同點來解決問題。到底什麼時候要促成雙方調停，什麼時候只譴責一方就好，南非似乎沒有給出一個外交大戰略的說明。

南非政府因曼德拉的光環而受到外界更多期待，這位前總統對於各種暴行、暴力的不退讓，並導致南非在1990年代取消逾40年的種族隔離政策，在國際社會上頗受尊敬。

可惜的是，面對以巴衝突、因為堅守人權立場而獲得讚譽的南非，在處理蘇丹事務上則令人失望。為什麼同樣對弱勢群體的鎮壓，包括對達佛與加薩有不一樣的回應。有者稱，正是這樣的行為，令南非抨擊以色列之舉更像是出自反猶的意識形態。也凸顯出務實外交確實有其彈性，在更多時候卻無法自圓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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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