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緬甸醫生的殘酷見證：獨裁軍人該救嗎？革命中的醫師誓詞

2021/06/29 周慧儀

3月3日，緬甸軍警在實皆省的蒙育瓦縣，對反政變的示威者大開殺戒，並在血流成河的街... — 3月3日，緬甸軍警在實皆省的蒙育瓦縣，對反政變的示威者大開殺戒，並在血流成河的街道上，拉走中彈身亡的平民遺體，準備「棄屍善後」。圖／美聯社

「我保證要奉獻生命為人類服務——但若鎮壓濫殺百姓的政變士兵，出現在手術檯前...」

緬甸曼德勒4月4日晚上，24歲的Bobo以及19歲的Htet Htet Win夫婦錯過軍方規定的宵禁時間回家。當他們騎著機車趕回家的路上，卻遭軍方開槍無差別射擊，子彈貫穿Bobo的身體，打傷後座的Htet Htet Yin。Bobo帶著傷勉強逃走，但中彈後的Htet Htet Yin從後座墜落倒地。當時醫護人員判斷她可能還活著，想要即時上前救援，但附近的市民紛紛警告這或許是陷阱，「軍方會對任何靠近想要救援的人開槍。」直到過了一個小時，軍方都撤退之後，倒在原地的Htet Htet Yin已經沒有了氣息。

Aerdar（化名）接受《轉角國際》專訪時表示，他的朋友當時便是治療Bobo的醫生，「Bobo的手術很成功，但因為妻子去世，他的心情非常壓抑。」現年34的Aerdar是在曼德勒工作的醫生。自緬甸2月1日政變之後的第五天，他隨即加入公民不服從運動，離開原本工作的曼德勒綜合醫院（Mandalay General Hospital），目前在修道院醫院以及私立醫院裡服務。

Htet Htet Win與丈夫Bo Bo值班結束後返家超過規定的宵禁令時間，因... — Htet Htet Win與丈夫Bo Bo值班結束後返家超過規定的宵禁令時間，因而遭軍警開槍射擊。照片中的她當時還有生命跡象，並在街上掙扎，但開火的軍隊嚇阻醫療團隊上街救人，最終造成其不幸身亡。圖／今日緬甸

軍政府政變之際，醫護人員是最早加入罷工行列、抗議政變的群體之一。早在2月3日，緬甸30個城鎮、70家醫院的醫護人員就已宣布罷工，拒絕來自非法政權的命令。其中一位在曼德勒發起抗議的醫生Tayzar San，已被軍方發出逮捕令，至今仍在逃亡當中。這些醫護人員除了走上街頭和平抗議，同時也守在示威者與軍方激烈的抗爭前線，為受傷的示威者提供緊急治療。

這也是為什麼醫護人員成為軍方「特別」攻擊的目標——軍方襲擊醫療設備、搜查救護車、佔領醫院，透過毆打、拘留等方式威脅任何要治療示威者的醫護人員，有些醫療人員更因此索性不穿制服避免被軍方識別。

「身為醫療工作者，我們必須照顧自己，也必須承擔風險。」Aerdar說道。每天，一到夜晚八點的宵禁時間，配槍的士兵就會開始在街上巡邏，不時還會傳出真槍實彈的射擊聲。在這樣的情況下，Aerdar坦言會盡量不在宵禁時間外出，即便外出也會想辦法避開軍人或警察，「如果當晚醫院有緊急狀況，就會直接睡在醫院。」

若說街上危險，醫院也是另一戰場——軍方時而突襲醫院，導致醫護人員戰戰兢兢。Aerdar提到有時收到風聲，醫護人員可能來得及逃跑，但有時卻逃不過。「像我這樣資淺的醫生可能相對安全，軍方大多都逮捕資深的醫生或教授、或者是被認為與民族團結政府（NUG）有關聯的醫護人員。」Aerdar說道。

3月21日，緬甸第二大城曼德勒的志願醫生，在一間臨時醫院搶救抗議中被軍隊射傷的示... — 3月21日，緬甸第二大城曼德勒的志願醫生，在一間臨時醫院搶救抗議中被軍隊射傷的示威者。圖／路透社

根據紐約霍普金斯大學與相關單位製作的一份報告指出，自2月11日至4月12日之間，至少有97名醫護人員被逮捕，32人受傷，10人死亡。除了要確保自身安全，醫療人員也必須保護送院治療的示威者，尤其私立醫院也紛紛收到軍方指令：

在沒有第一時間通知軍方的情況下，不得治療受傷的平民。

換言之，對醫護人員來說，每一次的治療都是一場風險。「每當有示威者被送進醫院，我們都要掩護他們，把他們帶到安全的地方，避免被軍方逮捕。」不過Aerdar表示隨著示威遊行被鎮壓，再加上有些示威者已離開城鎮、加入鄉村地區的民兵組織接受軍事訓練後，受傷入院的示威者已逐漸減少。但這同時意味著，在鄉村地區，將會有大量與軍方激烈交戰而受傷的平民與示威者。

「有些醫生已經到這些鄉村地區服務，治療患者。我也想一起過去...」不過，電話那頭的他緊接說道，「但不行，我有妻子，她已經懷孕了。」

在現實考量之下，Aerdar表示自己會繼續參與公民不服從運動，表達抗爭訴求。然而在政變落幕遙遙無期的情況下，Aerdar和其他醫護人員一樣，擁有深切的日常掙扎：醫療工作者參與不服從運動，是否會為病人帶來傷害？尤其，在緬甸疫情升溫之際，醫療人員又如何繼續堅持「不服從」的信念？

3月9日的仰光，一名志願醫護人員，從中槍示威者身上，挖出了軍警開火的彈頭。圖／... — 3月9日的仰光，一名志願醫護人員，從中槍示威者身上，挖出了軍警開火的彈頭。圖／法新社

▌服從不服從？醫療工作者的兩難

政變前，Aerdar工作的曼德勒綜合醫院是當地主要醫院，擁有1,500個床位，數十個專科部門，以及200多位醫生。然而政變之後，隨著醫護人員紛紛離開醫院，其臨床服務、急診服務跟著急遽減少、醫院工作幾乎停擺。醫護人員的「不服從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癱瘓醫療系統，但隨之而來的也是病人的處置問題。

「我知道我快死了。」今年46歲，身患膀胱癌的農民U Hla Min告訴《紐約時報》。他在政變前會固定到曼德勒綜合醫院看診，醫生當時認為他的的病情狀況仍在控制當中，且認為有機會存活下來，然而隨著政變、醫院關門，他的治療也跟著停止了。U Hla Min在3月之時再回到醫院一趟，看看是否有機會恢復治療，不過他發現大多數的專科部門都關閉了，醫院門口甚至還站著持著步槍、檢查身分證的士兵。

結果，在無法治療的情況下，U Hla Min在一個月後過世了。他生前表示，「和在街上被警察和士兵開槍射死的年輕人相比，我的死不算什麼。」53歲患有乳癌的Moe也面臨相同處境。她在接受《BBC》訪問時表示，自己目前已經沒有在曼德勒綜合醫院回診，再加上無力負擔私立醫院的費用，她預估自己只剩下約一年的壽命。

然而，不管是U Hla Min和Moe，他們一致的表態都是：「我們永遠都不會責怪醫生。」他們把矛頭指向軍政府，「要怪就怪他們！」

圖為24歲的Ko Phyo。在一次抗爭中，他的腿遭軍方射擊，傷及三條動脈。當時一... — 圖為24歲的Ko Phyo。在一次抗爭中，他的腿遭軍方射擊，傷及三條動脈。當時一位他認識的警察把他帶到了軍方醫院，最後因忍耐不住疼痛，他請求醫生切斷他的腿。圖／路透社

看到這一些病例，Aerdar的心裡並不好過。但對他而言，參與不服從運動並不等於放棄病人，而是試著在「治療病人」和「反抗軍政府」之間找出一條可能前進的方向。目前，有些參與運動的醫護人員開始在各地建立地下的簡易診所幫助病人，而Aerdar選擇的方式則是在修道院醫院以及私立醫院裡，繼續服務病人。在修道院醫院裡，他自願、免費治療病人；在私立醫院，他和其他醫生都不會向經濟狀況不好的病人收費。

他說道，「只要我們還在這個國家，我們就一定會自願、自發地幫助病人。」然而事實上，參與不服從運動的醫療人員其實需要更大的勇氣與信念，因為被逮捕的風險相對更大。根據「人道資料交換平台」（Humanitarian Data Exchange）統計，至少有150位參與不服從運動的醫療工作者被逮捕，軍方也同時對400名參與罷工的醫生擊出逮捕令。

據Aerdar粗估，他身邊的醫護人員朋友，幾乎也和他一樣參與了不服從運動，「大概每10位裡面，只有1位選擇回到政府醫院工作。」他理解無法參與運動的同事，因為每個人的資源和能夠承擔的風險都不同，況且這也不代表他們就是軍方的支持者。例如，其中一位沒有參與不服從運動的醫生告訴《Frontier Myanmar》，他必須養活家中的單親媽媽，還有弟弟妹妹，「如果我被逮捕，全家就沒有收入了。」

Aerdar目前的生計來源全仰賴私立醫院裡的收入。他並非不知道參與不服從運動的風險，但即便害怕，他卻依然選擇繼續堅持下去的原因之一，是那群上街抗爭的示威者。

「其中一位年輕的示威者為了保護其他人，用肉身擋住了眼前的爆炸性物體，導致身體60%被燒傷。當時，外科醫生和麻醉師免費治療他，幫他包紮傷口、植皮，甚至進行了切開氣管的手術。他是家中獨子，幸好最後恢復得很好。」這只是其中一個個案，還有那一些無家可歸的示威者、被開槍射擊死亡的示威者，都一再再提醒Aerdar「不能忘記」。「不能忘記」每一位犧牲的示威者和無辜受害者，也「不能忘記」政變前的生活，以及被政變打亂、摧毀被迫重建的生活。

「我只有在工作的時候才覺得比較輕鬆。如果在家，我會更傷心，覺得自己沒在做任何事。」他緩緩說道。

希波克拉底斯醫生誓詞裡提及，「將不容許有任何宗教、國際、種族、政見或地位的考量介於醫生的職責與病人之間」，Aerdar在罷工之後堅持履行身為醫生的職責，更加盡心盡力地照顧每一位病人，不管是原先的患者或示威者。身為醫生，其首要職責是一視同仁地照顧和治療病人，然而在政變加上軍方濫殺無辜的前提之下，這份「職責」卻日漸與內心複雜的情緒產生矛盾與衝突。

「如果有一天，重傷的士兵出現在你面前，你會救他們嗎？」

嘆了一口長而深的氣，Aerdar回答：「我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他坦言無法確定自己當下會怎麼做，「軍方殺死那麼多無辜的人，我沒辦法確定我會不會救他們。」

2月20日，軍方以水炮車、催淚彈、橡膠子彈，鎮壓曼德勒上街抗議的示威者。圖／... — 2月20日，軍方以水炮車、催淚彈、橡膠子彈，鎮壓曼德勒上街抗議的示威者。圖／美聯社

截至6月27日，緬甸援助政治犯協會（AAPP）統計已有883名平民被軍方殺害，6,380人士被軍方逮捕。對於抗議政變的緬甸人而言，這一些數字裡都夾帶著對軍政府的憤怒與恨意——「如果沒有軍方政變，緬甸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緬甸辦事處負責人Alessandra Dentice告訴《紐約時報》，自己過去20年都在世界各處的「多事之地」工作，但從來沒遇過人民如此敵視政府當局，以至於拒絕所有的醫療保健服務——不願到軍方佔領的公立醫院看病、拒絕回診、拒絕接種疫苗。

「就算接種疫苗，我們也隨時會被軍方開槍打死！」

因此接下來緬甸的難題也在於，當醫療工作者和人民都如此不信任、憎恨軍政府之際，緬甸該如何面對第三波來勢洶洶的疫情？

6月23日的緬甸欽邦，身穿防護衣的醫護人員從醫院抬走一個染疫身亡者的棺木離開。 ... — 6月23日的緬甸欽邦，身穿防護衣的醫護人員從醫院抬走一個染疫身亡者的棺木離開。圖／法新社

▌第三波疫情襲來，怎麼辦？

事實上，軍政府在奪權之後，也沒有展現積極抗疫的決心。一名醫生憤怒控訴，一位確診的患者在送院急救的過程中遭軍方攔截，並將患者和醫療人員帶到警局審問，這名患者最終因缺氧而死亡。此外，軍方也在6月10日逮捕了此前負責緬甸COVID-19防疫計畫的指揮主任Htar Htar Lin，指控她與軍方定調為恐怖組織的民族團結政府合作，同時組織公民不服從運動，犯下叛國罪。

截至6月28日，緬甸累計的病例總數已達15.3萬，死亡人數為3,297人。1月31日，政變前一天，緬甸單日新增281例，但因為檢測在政變後近乎停擺，所以從2月至5月期間，緬甸病例總數瞬間驟降至雙位數。不過隨著變種病毒來襲，確診病例在六月中下旬開始直線攀升，在27日已經新增804例。

Aerdar稱目前最大的挑戰之一是採檢量完全不足，「儘管有些醫院有檢測，但只有在懷疑患者可能感染病毒時才會進行。」緬甸於政變前一週在全國平均每天採檢1萬7000人，但政變後隨著醫療系統停擺，平均每天採檢1,200人。採檢率的重大落差讓外界無法準確預估緬甸的疫情狀況，換言之，目前記錄到的病例總數或許遠遠更低。

「沒有醫務人員進行檢測、沒有人在實驗室分析樣本，也沒有人測試結果。」其中一位也曾在曼德勒綜合醫院工作的助理醫生接受《自由亞洲電視台》訪問時表示，「所以即便有人確診，醫院裡也沒有人可以提供治療，我們所有人都在參與公民不服從運動。」

部分罷工的醫療人員因此轉而在地下診所為確診患者提供簡易治療，但醫療能量也極其有限。

1月27日政變前夕，翁山蘇姬拜訪首都奈比多一家醫院，此前緬甸剛收到150萬劑疫苗... — 1月27日政變前夕，翁山蘇姬拜訪首都奈比多一家醫院，此前緬甸剛收到150萬劑疫苗，準備為民眾接種疫苗。圖／路透社

退一步而言，即便所有醫療人員回到崗位，民眾依然拒絕接種軍方提供的疫苗。緬甸人口約有5,500萬，但完整接種人口只佔了2.3%，甚至也有在政變前接種第一劑疫苗的前線醫護人員，拒絕在政變後完成第二劑疫苗接種。《Frontier Myanmar》指出，緬甸如今也難以向疫情嚴峻的印度採購疫苗，這意味著如果人民希望在與軍方毫無關聯的私立醫院接種疫苗，就只能繼續等待。

然而現實是，相比起爆發的疫情，大部分的緬甸人民或許更在乎如何讓軍政府倒台。「我們當然知道緬甸面臨疫情威脅，但我們更關心緬甸的政治進程。」Aerdar表示。

自政變開始，醫護人員便加入了公民不服從運動，成了一起抗爭的革命者和見證者。對於持續參與的每一位醫療人員，掙扎與焦慮依然存在——如何在日常而不定時的衝突與暴力之中，保護自己、病患和家人，且如何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儘管恐懼卻依然在自己能力所及範圍內，一點一滴地繼續日常抗爭，這一些都是重要且無愧於心的堅持。

Aerdar相信，只要持續參與公民不服從運動，加上其他人也做好自己的本分，未來一定可以打倒軍政府，雖然無人能預知這個「未來」有多遠，且將以什麼方式實現。讓Aerdar繼續堅持下去的理由還有一個，那就是他即將出生的孩子，他希望這個孩子未來可以在一個更民主、更安全的國家生活。

或許，無論以何種方式抗爭，都沒有最正確、而只有最接近自己信念的選擇。Aerdar是這麼說的：

「人民最終會勝利，我是這麼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