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的恐懼與代價:緬甸政變兩年...專訪仍在仰光報導的記者
編按:2023 年 2 月 1 日,緬甸政變兩週年。如今,緬甸社會的運動能量漸漸沉寂下來,77 歲的緬甸民主領袖翁山蘇姬被判 19 項罪名全部成立,總計 33 年刑期,被軟禁在首都奈比多。在大城市裡,人們繼續努力工作對抗通貨膨脹、適應停電和爆炸聲。但在邊境地區,戰火依然不斷,部分當初在大城市抗爭的示威者選擇加入民地武裝組織,或加入由平行政府民族團結政府(NUG)成立的人民防衛部隊(PDF),堅持與軍政府對抗。緬甸政治犯援助協會(AAPP)統計,截至 1 月 31 日,軍方已逮捕 17,572 人,殺害 2,940 人。
《轉角國際》跨國專訪兩位緬甸記者,分別是仍在仰光報導的記者 Paul(化名),以及已經逃離軍政府、如今人在泰國清邁的記者 Ye Mon。這兩位記者基於各自的考量,而有了不同的選擇,留下的 Paul 時時刻刻面臨被逮捕的恐懼,飛到清邁的 Ye Mon 雖然逃離了恐懼,卻也帶著軍政府留下的傷痕一起離開。身為記者,留下與離開的選擇,以及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下篇請參考:《破繭如何重生?緬甸政變兩年...專訪被軍方性侵的記者》,本篇為 Paul 的專訪內容。
緬甸記者 Paul(化名)如今身在當地最大的城市仰光。為了在政變後繼續報導,他調整了採訪方式,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新聞裝備如相機、錄音筆、手機如今成了禁忌,若被軍政府看見,等於自動宣判自己的死刑,「我不認為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如果安全部隊看到你拿著相機,我很確定你會被拘留。」
相比起政變前,如今的採訪更具挑戰,也更難以建立與受訪者的信任感。
為了保護自己,Paul 不能像以前一樣揭露記者身分,而是換個方式說明自己是某個計畫的研究員,但這有時難以獲得受訪者信任,因為受訪者也必須確認他不是軍方派來的間諜。之中,記者與受訪者可能需要來回互相試探,而若最終決定相信對方後,記者也要確認彼此都是在安全的環境下對話,且所有的資料都需要經過加密,才能保護自己和受訪者。最後,Paul 也必須銷毀敏感的資料,確保自己沒有留下任何可以被軍方追蹤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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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記者聯盟的報告,在 2022 年發生政治鎮壓的國家和地區裡——中國、香港、埃及、伊朗、緬甸、土耳其和俄羅斯等——記者是政府鎮壓行動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其中,中國和香港位居榜首,一共有 84 位記者入獄,接下來就是一共有 64 位記者入獄的緬甸。
因此,Paul 形容「未知的恐懼」無時無刻存在,自己總是害怕走在路上會不會無緣無故被攔下來檢查手機,如果軍方發現手機裡裝有虛擬私人網路(VPN) 裝置,會不會逮捕自己?自己會不會被拘留?他會擔心,「軍方是不是已經知道我是誰了?他們已經在監視我,調查我了嗎?會不會就是今天,他們會跟蹤到我住的地方,然後找到我?我不知道。」
以下是我們和 Paul 的訪談,在不失原意的情況下,經過濃縮和調整,整理了他在緬甸的觀察,談談他選擇不離開緬甸的原因,以及他如何直視內心的恐懼。
▌緬甸的日常與未來
問:這兩年來,緬甸經歷了什麼?人們的日常生活(normal life)如何呢?
Paul:要談緬甸政變兩週年,就要回到 2021 年 2 月 1 日,那個早上對每個人來說,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現在,人們慢慢地適應生活、慢慢地回歸生活,回到各自的崗位上工作。人們的生活不容易,全球經歷烏克蘭戰爭、物價變得越來越貴。如果要說 2021 年和 2022 年的不同,大概就是在大城市裡,巡邏士兵越來越少,這麼說不代表他們不在了,而是他們已經不在大城市站崗了,我猜他們可能被派駐到前線,因為民地武裝組織和軍方的抗爭也升級了。
但是,當然,生活裡依然有恐懼,人們擔憂自己被搶劫或勒索。人們正在恢復原本的生活和工作,因為他們必須要謀生、要吃飯,你不能責怪他們。
我忘了說,直到現在我們還是能聽到爆炸聲,這邊爆炸、那邊爆炸。相比起兩年前,如果你聽到爆炸聲還是會害怕,但現在爆炸聲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現在聽到,就像:哦,有東西爆炸了。
問:那對你而言,當初發現是「政變」的那一刻,你是怎麼想的?
Paul:當我發現是政變的那一刻,請原諒我的說法,我想說:該死(shit),又來了!緬甸人對大型民主示威毫不陌生,對一代來人來說,這已經是他們第三次目睹類似的民主運動。我們在 1988 年經歷 8888 民主運動、2007 年番紅花革命,現在又來一場政變。所以這是為什麼當我意識到這是一場政變時,我的腦子裡就在想:哦,該死!
我們就像要回到過去的生活:停電、賄賂、軍人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揮舞著槍枝,這很可悲。而且,在你有生之年又再次目睹政變,這太令人失望。
問:政變兩年後,有些人會認為緬甸已經逐漸被世界淡忘,尤其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關注度也隨之降低,你覺得呢?
Paul:我覺得這取決於你如何看待它。圈子裡的人例如新聞媒體,其實還是非常關切緬甸,知道緬甸如今的狀況。當然,對於一般人來說,我認為除非是重大事件,例如翁山蘇姬被判刑,否則緬甸就不在他們的視線範圍內,他們不會知道緬甸發生了什麼事。我猜,烏克蘭戰爭或許也是如此,它可能也已經不在一般人的視線範圍內,因為重大事件總是在各處發生。但是,責怪一般人並不公平,要責怪的應該是社群媒體如 Twitter 如何影響人們的注意力,是這一些社群媒體讓新聞的循環變得更快,讓人們的注意力變得越來越短暫。
回到你的問題,你說人們已經忘記緬甸了嗎?世界已經忘記了嗎?我覺得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這樣。因為當人們提到緬甸,就像:「哦,這是哪裡?發生了什麼事?啊對了,是發生政變對嗎?那現在怎麼樣了?」
是的,我們有一場政變,而且我們還在政變當中。而這也不只是一場政變,有多少人的生命被摧毀,經濟受到多大衝擊,但人們實際上並沒有對此給予關注。我認為,與烏克蘭戰爭所引起的關注相比起來,緬甸被遺忘是非常不幸的。
問:那你如何看待緬甸的未來?
Paul:我抱持樂觀態度。從某種程度上,我想人們已經達成共識,這會是一場長期的抗爭。2022 年政變一週年時,平行政府非常活躍,一切都很有推動力,事情似乎很快就會結束,但現實不是如此,我不是說平行政府如今已經不活躍,而是政變兩年後,我們看實際的狀況:經濟危機、食物價格上漲、天然氣和石油價格也飆升,人們出現疲倦的跡象,他們不能再像之前一樣把革命放在首位,人們必須要吃飯,必須要掙扎生存。當然,這不是他們的錯,如果要歸咎錯誤,那就是發動政變的軍政府的錯。
我這邊說的人們,還是大城市的人,不包括在邊境地區裡被軍政府攻擊的人,他們的生活更加艱辛,他們不得不逃跑,甚至也不知道是否還有可以被稱之為「家」的地方可以回去。
但是,儘管看起來前景黑暗,我們仍然希望民主會取得最終的勝利。
▌記者的恐懼
問:記者如今已經成為軍方的眼中釘,可否請你談談軍方這兩年來如何打壓媒體和新聞自由?
Paul:這對緬甸來說一點都不陌生。現在如果你走在街上,或者進入一家商店,你只會看到軍方支持或與親軍方的報章,你看不到獨立媒體或其他報章。不過,我這邊說的是在緬甸的報章和雜誌,如今許多緬甸獨立媒體轉戰網路,所以就算政府可以審查國內新聞,但卻難以審查網路媒體。人們現在也變得更加開放,他們不會再相信軍政府餵養的謊言,而是會開始閱讀和搜尋獨立媒體報導的新聞。
我們可以看到,軍方如今也實施緬甸《刑法》第 505(A),這不僅成為軍方針對媒體的武器,而是所有被視為反軍方的人都會被對付。
問:《Frontier Myanmar》在 2022 年的一篇報導提到:社運人士擔心獨立媒體過度聚焦於報導軍政府的暴力行為,以至於很少批評平行政府——民族團結政府(NUG),或是對 NUG 採取批判的角度,你對此的觀察是什麼?
Paul:這取決你收看哪一個媒體平台,如果你一直關注親 NUG 的媒體,那當然只會看到一樣的新聞內容。但是還有其他獨立媒體,就像你提到的《Frontier Myanmar》,試著保持公正,並且提出建設性的批評。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媒體,你應該要做好你的工作,採取平衡報導的方式。此外,我覺得這個取決於讀者本身,因為我們現在都只沈浸在自己的同溫層裡,如果我朋友贊同這個看法,那我也會一起跟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也不會踏出我的同溫層,也就會覺得身邊的人的看法都跟自己一樣,但事實並非如此。
問:那麼身為記者,這兩年下來,有沒有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Paul:如果要我單獨挑出一個感人的故事,我認為這對許多因為政變而遭受巨大苦難的人來說,是不公平的,儘管我真的很想說:「你知道,這個故事讓我掉下了眼淚。」我認為自從政變以來,很多學生被處決、人們被逮捕和拘留等——這一些都是我一直在聽到的悲慘故事,因為你看到一個家庭如何失去親人,如何失去他們的兒子和女兒、丈夫和妻子。我們看到這麼多年輕的 Z 世代,這些孩子應該擁有光明的未來,他們以前過著舒服的生活、睡在有空調的房間裡,但現在他們卻在森林裡(戰鬥)。
所以我很難單獨挑出最深刻的故事,因為 2 月 1 日軍方發動政變,我猜這就是緬甸和緬甸人民最悲傷的一天,因為人們的生活已經天翻地覆。就像,
問:政變以來,許多記者被拘留,甚至被殺害。在局勢未見好轉,記者的工作也越來越危險的情況下,你有想過要離開緬甸嗎?
Paul:當然。我認為任何有機會的人都會考慮離開緬甸。但是,當然,對於仍留在緬甸的人來說也存在各種原因,這關乎個人和經濟因素,則無法怪任何人。令人遺憾的也是,我們當初看到在翁山蘇姬的帶領下,緬甸似乎朝著好的方向前進,防疫也逐漸上軌道(以當時的情況而言)。然後 2 月 1 號,就發生政變了。我不知道民主力量什麼時候會獲勝,緬甸什麼時候會恢復,是要再花 10 年、20 年才能回到政變前嗎?我猜吧。
問:如果是這樣,是什麼原因讓你最後選擇留在緬甸呢?
Paul:基於個人原因,我留下來了。身為一名記者,也有同事一直告訴我:「你在幹什麼?你應該離開。」當然,最終的目標是離開,但是你知道,只要你還在這個國家,你就還可以見證現場,這比依靠第二方或第三方的資源來得好多了。
我不想要給予軍方任何的稱讚,說什麼:「哦,情況並不像他們說的那樣糟糕,」,但實際情況並不像國際媒體所說的那樣混亂。你知道,在仰光這樣的大城市,並沒有任何搖搖欲墜的建築物、炸彈等,人們還是繼續過生活,這邊也還有夜生活。雖然有些人對此抱持質疑,認為:有些孩子還在森林裡戰鬥,你卻在夜店裡狂歡?
但當然,只要我還在這裡,我就可以見證實際情況。我也必須說我是幸運的人之一,因為如果我身處在那些被軍政府攻擊的地區,我不認為我還可以像這樣,在下午接受你的訪問。
▌最壞的打算
問:在身心都承受巨大壓力的情況下,你怎麼照顧自己的身心健康?
Paul:我想,我的身心在某種程度上變得麻木,就像你已經對城市裡爆炸聲感到麻木。有時,你就是忙於其他工作,在整體生活上,關於自己會不會被拘留的想法有時會消失一陣,也是這樣短暫的時刻可以讓我繼續前進,你知道,就算是小時刻也好。
或者,你讀到好消息,例如 NUG 政府有一些進展,這些事也可以讓你繼續前進,讓你忘記你其實還生活在一個想要逮捕你的專制政權裡。
問:你有沒有做好最壞的打算了?我指的是:被拘留。
Paul:當然有預備計畫,但你知道,我希望我永遠都不會有面對它的一天。當然,如果你在這裡當記者,你應該總是有一個預備計畫以防萬一。這不是假設性的預備計畫,而是一個(真實的)預備計畫。萬一發生如何事情,A 計畫被打亂了,你可以直接跳到 B 計畫和 C 計畫,你需要有應急措施。
問:最後,你最近有什麼開心的事可以跟我們分享嗎?或者,可否和我們分享你最近在聽哪一些歌曲呢?
Paul:只是一些小事吧,比如和流浪小狗和小貓玩耍。它們,非常自由,也非常友好,跟它們玩耍對我來說就是快樂的時刻。
至於歌曲,我最近在聽 K-Pop(笑)。我在聽 NewJeans 的 Ditto 和 Hype Boy,這首歌非常吸引人,我想是的,
緬甸也需要全世界成為它的 Hype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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