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國防軍?緬甸軍政府如何養成濫殺百姓的「死忠士兵」
「軍隊命令你開槍,但士兵有權力把槍口抬高一厘米。」
「緬甸軍隊,難道都只有惡人嗎?」緬甸國防軍自2月1日奪權、政變以來,與民眾的衝突愈發激烈。這當中的「激烈」已在政變不久後迅速升級為流血的死亡衝突,軍方多次被目擊、被拍攝到以實彈掃射示威者和手無寸鐵的民眾;在夜晚宵禁期間,在大街上拳打腳踢路經的民眾,同時也在少數民族地區採取以激烈手段,焚燒當地人的房子。軍方種種惡劣暴行受到國際譴責,然而讓外界質疑、悲憤不已的關鍵也在於:當受害者在自己面前苦苦哀求、無辜者在亂槍掃射後倒下之際,軍人難道都沒有閃過一絲動搖的念頭嗎?惡行的背後,這些軍人的思考與面對的處竟又是什麼?
截至目前為止,緬甸至少有100位軍警死亡(未有完整統計),而根據緬甸援助政治犯協會(AAPP)統計,至少737位平民死亡、3,229人被捕。但也有消息透露,軍方在殺害後會直接「消失遺體」,因此實際死亡數字可能更高。
其實在政變一個月後的3月初,就有「抗命」的軍警逃亡到印度。促使他們逃跑的一致原因是:他們不願服從軍方命令,對示威者開槍。其中一位接受《BBC》採訪的逃亡警察Htut說,「軍方命令我們以五人為小組開槍射擊、我知道也有人被痛打,讓我徹夜難眠。」Htut透露他是當時唯一一位從警察局逃走的人,他騎著機車經過一座又一座的村莊,最後才順利逃往抵達印度邊境。
在緬甸龐大的軍方體系底下,他們是良心受到譴責而逃離體制的一群;但選擇忠誠於軍方、繼續留在體制內的另一群軍警,他們又是怎麼想的?而他們的家人又面臨什麼處境?
▌體制內外,價值觀的巨大分歧
一名也在3月逃跑的緬甸軍方上尉Tun Myat Aung,目前正四處藏匿中。他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表示,自己深愛著緬甸國防軍,但如果要他在「國防軍」和「國家」中擇一,那永遠會是選擇國家。他也是這麼告訴自己所領導的第77輕步兵師(這個師擁有過去殘忍鎮壓其他緬甸少數族群的紀錄)。對Tun Myat Aung而言,加入國防軍是為了守護國家,而非對付緬甸人民。
「大多數的士兵都被洗腦了。」Tun Myat Aung表示,軍隊在緬甸自成一個體系,擁有自己的企業、銀行、醫院和學校等,士兵們的生活與外界隔絕,包括日常的起居、社交生活和工作等等。除了上司不斷監視他們的軍營和社群媒體,平行的世界、疏離的社交生活也讓士兵們難以與民眾接觸溝通,導致他們幾乎只能接受軍隊餵養的想法,進而形塑了軍方想要「培養」的價值觀:
示威者都是罪犯;身為國家的守護者,軍方正在保護緬甸免受外國勢力干擾。
另一位投書到《Tea Circle》的緬甸示威者Rio(匿名),其父親是緬甸國防軍裡的上尉,他在投書裡訴說與父親的巨大分歧。Rio認為若要解決緬甸的問題,緬甸國防軍就必須撤離,但上尉父親認為「軍隊才是緬甸的救世主」。
在政變之前,儘管立場與價值觀不同,Rio還是有機會與父親、父親的同事們(多為上尉和少校)、乃至於其他士兵們交流。政變之後,自己最後一次和父親對話是發生在3月26日。這一天也就是緬甸軍人節的前一天,軍方在27日血腥鎮壓至少90位示威者。父子對話最後是以爭執、不愉快收場。
從過去多次交流的經驗裡,Rio從這些軍官士兵們的談話中了解到他們的政治立場,也提供了另一角度解釋軍方為何會視示威者為「罪犯」。
Rio表示:大部分的軍人對緬甸的政治和宗教議題理解相當狹隘,這些理解皆源自於反翁山蘇姬(ASSK)、反全民盟以及佛教民族主義的基礎之上。對這些士兵而言,他們認為翁山蘇姬並非真正的民選領袖,而是一位效忠於外國、和外國人結婚,且效力於穆斯林和羅興亞族的人選。而由軍方支持的聯盟團結與發展黨(USDP)及相關單位,過去也持續在宣傳散播類似的想法和仇恨言論。
長年宣傳的效果之下,軍方將所有示威者都視為翁山蘇姬——一個效忠於外國人的領袖——的支持者,他們更難以理解示威者呼籲釋放翁山蘇姬的訴求。Rio悲觀預言,這些士兵對當前局勢、示威者的錯誤理解,只會繼續加深與人民和示威者的分歧,殘忍的血腥鎮壓也只會隨之加劇。
和Rio的處境大致相似,32歲的May是一名士兵的妻子。她在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表示,「士兵們認為軍隊是對的,他們認為這場政變會在一年後結束。」政變以來,她一直遊走在軍隊和示威者之間的鋼索上,她瞞著丈夫,偷偷靠著不穩定的網路紀錄街頭抗議活動,同時還發送救助金給街頭罷工的示威者、以及逃離部隊的警察。其他士兵的妻子們紛紛警告May,她的行為會讓自己和丈夫陷入危險當中。
「許多士兵的另一半們也都認為軍方是對的。就算不贊同,她們也會太害怕而不敢表態。」不畏言的May認為,整個軍方體制都需要改革。
早在2009年,一位緬甸作者Saw Tun在《伊洛瓦底》裡提及:軍政府養成的軍人們,普遍認為一般百姓和其他公務員的生活「相對輕鬆且缺乏紀律」。於是相比起努力服務、為國家犧牲的軍隊,這些怠惰的人民和公務員,並沒有努力發展國家,導致緬甸落後於其他國家。由此延伸,Saw Tun認為這進一步對士兵們造成的效果是:基於自己的犧牲和努力,他們值得擁有行使國家政權的唯一權利(sole right)。所以在士兵們眼裡,和平的示威者就像是懶惰的機會主義者——「這些人要求權利,卻又毫不努力。」
Saw Tun的說法也印證了上述《紐約時報》的報導,被高度灌輸軍事思維的官員是與人民隔絕開來的,他們對人民的困境確實一無所知。即便被任命為文職官員,這些官員也不會與民眾往來,因為軍隊訓練裡就告訴他們:
「...不能與人民過分親密。」
相同的邏輯在此次政變中依然適用。這樣的價值觀多年來之所以難以撼動,不僅是因為士兵們長年接受有組織、有計劃的思維訓練以及隔離生活,這或許也和他們切身的生命經驗有關。某種程度上,若否定自己的價值觀,即否定自己過去在軍隊裡的一切。
「我的父親當了30年的士兵,他的思考方式幾乎都受到緬甸國防軍的影響。他認為沒有其他領導人和機構,能比緬甸國防軍更好。」對Rio而言,「軍人的兒子」和「示威者」的雙重身份讓他身陷危險,在他最後和父親的通話中,他仍希望父親可以了解緬甸國防軍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然而,他也悲觀坦言:「如果我因為抗議軍政府而犧牲,儘管所有緬甸人都將為之鼓掌;但作為父親,他應該很難為我感到驕傲吧。」
▌軍人家屬,也該受到譴責嗎?
Rio與May的例子赤裸裸地反映了身為軍方家人的矛盾與複雜情緒。現實是,不論支持或反對這場政變,軍方的家人們都將無可避免地捲進風波裡。
首當其衝的是軍方總司令敏昂萊的孩子,美國在3月中旬宣布將制裁敏昂萊的子女以及其旗下6家企業。不僅如此,敏昂萊的孫子就讀的國際學校,還收到其他學生家長的投訴信,要求校方將他開除。家長們施壓校方,如果繼續允許讓敏昂萊的孫子上課,那麼其他學生將全部退課以示抗議。校方並沒有正面回應家長的要求,但宣布將暫停所有課程。
事件也延燒到緬甸的大學校園內。緬甸多所大學的學生會宣布驅逐軍方的子女;有些校友團體也表示不會再邀請軍方子女參加活動。面對來自社交平台、現實生活的孤立與各方攻擊,有些軍方家屬也被逼得出來求情。一名緬甸退休高級軍官Htin Zaw Win的妻子在看到自己的女兒被「網路肉搜」後,在社交媒體上懇求:
事實上,這名母親口中的「社會懲罰」正如火如荼地在社群平台上展開。政變以來,一些示威者發起線上運動譴責軍方的同夥和家人,尤其集中火力譴責目前居住在國外、享受民主自由的軍人親屬們。示威者認為透過對軍方家人實施社會懲罰,有助於施壓軍方、進而扭轉形勢。示威者們還另外創建了一個網站「socialpunishment.com」,按照「菁英」至「最低」等級,詳細列出約190位軍方官員和其家屬們的個人資料,包括名字、現居地點以及與軍方的相關訊息等。
緬甸留日生Nan Lin Lae Oo是軍方中將Kyaw Swar Lin的女兒,其父親被指控下令士兵在曼德勒向示威者開槍,造成多人死亡。相關消息傳出後,許多緬甸人和留日生因此去信要求日本政府取消Nan Lin Lae Oo的簽證,也有人將印有其照片的海報張貼在東京東洋大學校園,並且要求校方開除她。此外,在東京的緬甸學生們也宣布,斷絕所有與Nan Lin Lae Oo的聯繫。
結果一位留日生Khaing Zaw Thwin就表示,自己反過來收到Nan Lin Lae Oo的威脅,「她告訴我們,如果你還關心在緬甸的家人的安全,所有人就閉上嘴。她還是人嗎?如果我是她,我會以自己是一個殺人犯的女兒為恥。」但選擇以這樣的方式來「懲罰」軍方的家人,Khaing Zaw Thwin也有過掙扎:
然而這要進一步追問的難題也是:軍人家屬就必然得受到懲罰嗎?即便是,又該如何拿捏「社會懲罰」和「霸凌」之間的尺度?
「這是人們擁有的極少武器之一。」在澳洲當醫生的緬甸人Bryan Tun認為,這種網路運動是一種有效的抵抗。Bryan Tun的父親是緬甸商務部長,他向《路透社》表示,儘管自己的名字並未被列在「socialpunishment.com」網站上、且他過去也是翁山蘇姬的支持者,但仍免不了被肉搜公審。儘管如此,他依然認為相比起軍方的真槍實彈,這種抗爭手段是人民能有效對抗的工具。
《Frontier Myanmar》分析,這些「社會懲罰」非常有效,它不僅促使被「盯上」的人士關閉臉書保持低調;同時這也讓部分與軍隊有連結的名人——不管是出於其信念,或是因為為了保護自己的形象、維持粉絲的流量等——奮力譴責政變。例如緬甸國防部前軍官的網紅女兒Nay Chi Oo就公開支持和捐款「公民不合作運動」,她也在臉書上向父親道歉,請求父親諒解其立場。
「『社會懲罰』是手無寸鐵的人民的工具。我們不是在譴責性別、宗教或族群,而是譴責侵犯人權的行為。」對於支持以「社會懲罰」作為抗爭手段的示威者而言,他們清楚知道這場「社會懲罰」存在道德倫理上的爭議,尤其這也是公然侵犯隱私的行為。
其中一位支持者告訴《泰國公共電視台》,他承認在這過程中必然會犯錯,但認為這些錯誤是無可避免的:「我知道有些人會被公審,不是因為此次的『社會懲罰』,而是來自其他人的私人怨恨。我有認識軍警的孩子,他們的行動勝於雄辯,他們很努力抗議政變。然而有些人卻只會假裝在社交媒體上抗議政變,實際上卻什麼都不做...但正義是一視同仁的,歷史將會成為這些人的法官。」
▌軍隊是否有可能分裂?
政變即將邁入第三個月,隨著不同程度的鎮壓力道,軍方內部是否有可能出現分歧,進而分裂?
軍方或許存在分歧的聲音,但若大規模的分裂並非易事,尤其軍方已經建立起由上而下、環環相扣的龐大體系,以及行之有年的思維訓練和隔離生活。因此,高級軍官會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現有的權力和金錢資源;而低階士兵即便無法享有同等資源,甚至受到上級惡劣對待,但為了繼續保住現有位置,依然會選擇服從。
即便如今難以撼動整個軍方體制,但可能已出現慢慢鬆動的冰山一角——有的軍官、警察逃離了體制,說出真相;而有些正以自己的方式支持者民主運動,就如Rio和May一樣。「緬甸軍隊,難道都只有惡人嗎?」答案不盡然是如此。但或許值得進一步思考的也是:緬甸軍方體制是否真的只是「惡人」的培養皿?而惡人的「惡」又是絕對的嗎?
沒人能預測這場政變將在何時、以什麼方式落幕。但對緬甸示威者最終極的訴求,求的即是能將軍政府,從緬甸連根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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