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雷根致敬?畫虎類犬的川普稅改法案
2017年11月29日,美國總統川普在密蘇里州聖查爾斯市發表演說,再次推銷他的稅改法案:
自從雷根之後,許多年以來,美國人民都盼不到減稅。問題在於,人們總在談「稅改」,而非「減稅」。我要說:我們需要的不是稅改,是減稅,以及——改革!
痛斥民主黨是阻礙分子之後,他向群眾宣布:「我們即將要用大而美的減稅,慶祝聖誕快樂!」
三天後,參議院以51票贊成、49票反對,通過了《減稅與促進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TCJA)。共和黨議員中,只有一人投下反對票;民主黨議員則全數反對這項法案。法案的具體內容仍有待參眾兩院通過折衷版本,再送交川普簽署發布,但這無疑已是上任一年多來未達成任何立法成就的川普政府、以及共和黨的重大勝利。
▌雷根經濟學重現?
這個法案是美國三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稅改,重要內容包括減稅約1.4兆美元、永久性地將企業的稅率從35%降到20%、重建跨國企業的稅法,以及暫時降低個人所得稅。共和黨參議院領袖米奇.麥康諾(Mitch McConnell)表示,這項法案將讓美國更有競爭力,把工作機會留在美國本土,並為中產階級提供實質利益。
推動税改的過程中,川普政府始終援引前總統雷根的減稅政績作為說帖。畢竟,凝聚保守派力量、還從民主黨手中贏得藍領階級(所謂「雷根民主黨人」)選票的雷根,早已被供上神壇,成為共和黨各派系的最大公約數。遑論「雷根經濟學」是美國政壇顛撲不破的神話,其中稅改更是雷根政府對後世美國人影響最深遠的政治遺產。
然而,川普稅改在精神與內容上,是否確實向雷根稅改看齊?三十年前的雷根神話,如今是否仍是美國應該效法的典範?最後,歸結至一個始終困惑經濟學界的問題是,雷根經濟學與1980年代經濟榮景的關係究竟為何?
▌揭開雷根神話的面紗
所謂「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是指雷根主政期間(1981-1988)宣示的經濟政策原則,奠基於有限政府與自由放任的政治理念,內涵包括四大面向:
- 刪減政府支出;
- 降低所得稅與資本利得的邊際稅率;
- 去管制化(de-regulation);
- 控制貨幣供給以降低通貨膨脹率。
透過上述措施,雷根政府的政策目標是使儲蓄及投資增加,從而使經濟成長率提升、預算平衡,降低通貨膨脹率及利率。
被歸為「供給面學派」(supply-side economy)的雷根經濟學假定,降低商業活動的障礙能鼓勵民間投資,讓市場取代政府主導經濟活動,資源能配置在更有效率的地方,生產者能以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務,消費者也會從中受益。因此,雖然稅率更低,稅收反而會增加。
雷根經濟學究竟成效如何?若從衡量經濟成長的基本指標來看,雷根政府的經濟治績無疑是可圈可點。雷根任內美國年平均GDP成長率為3.05%,超出卡特任內的2.14%。雷根任內為美國創造了一千六百萬個就業機會,年平均就業成長率為2.1%;他的第二任末期,失業率為5.4%,相較於卡特任內6.4%、福特任內7.9%來得低。通貨膨脹率也從1980年的13.5%,降至1988年的4.1%。雷根將痛苦指數(misery index)(失業率及通貨膨脹率的總和)從卡特遺留給他的19.99%,降至9.72%。
美國自1938年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後,雷根政府是至今唯一未曾調高最低工資的政府,而其「滲滴式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y)——富人更富可以惠及窮人的主張——更是飽受批評。但數字會說話,從1980年至1988年,美國高收入家庭比例自20.2%提升至25.7%,低收入家庭的比例卻從8.8%降至8.3%。
弔詭的是,雷根政府實踐其政策原則的程度似乎有限。雷根時代的聯邦政府總支出年成長率,雖從卡特時代的4.0%降為2.5%,但1989年聯邦政府支出是當年度GDP的22.1%,相較於1981年聯邦政府支出為當年度GDP的22.9%,似乎並未實現刪減政府支出的承諾。
此外,雷根雖然縮減政府規模、刪減社福支出,卻仍保留多數社福計畫,在健康、安全及環境法規上也未大幅去除管制。國防預算大幅增加的結果,更使雷根任內的聯邦赤字徘徊在GDP的2%~5%之間居高不下,國債也從9千9百億美元攀升至2兆美元,使美國成為世界最大債務國,雷根自己也承認這是任內最大遺憾。
早在1987年,同為有限政府陣營、知名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穆瑞·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就從政府支出、赤字、減稅、去管制化等面向,逐項檢視雷根政府的經濟政策,失望地批判雷根經濟學只是迷思。事後看來,雷根時代確實發生了經濟奇蹟,但雷根經濟學的幾個基本原則,基於各種主客觀因素,實踐程度不如預期,難怪不少經濟學者認為,這個成就根本不該歸功於雷根經濟學。
▌亡羊補牢的雷根稅改
然而雷根經濟學是否當真僅在1980年代的經濟奇蹟中扮演無足輕重的角色?事實並非如此。以減稅為例,雷根任內通過2項稅改法案:1981年的《經濟復興稅務法》(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以及1986年的《稅務改革法》(Tax Reform Act)。一般認為,第一次稅改不折不扣是負面教材,第二次稅改則是政治典範,更是締造經濟榮景的關鍵。
1981年稅改法案是匆促推出的產物,在完全沒有舉行聽證會且欠缺跨黨派合作的情形下通過。該法案大幅調降企業稅及個人所得稅率,很快造成赤字升高的惡果。政府急忙修補這個過錯,第二年通過《稅務衡平及財政責任法》(Tax Equity and 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將稅率調升至GDP的1%,是1968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增稅措施,暫時紓解居高不下的赤字。今天許多人都忘了,雷根也曾經加稅。
1986年稅改法案則在推動的過程中廣納各方建議,且獲得跨黨派支持。這個法案將最高個人稅率由70%降至28%、擴大租稅扣減額度,也大幅精簡過於繁雜的租稅法令。此外,法案增加企業稅及資本利得稅率,並從法規面填補了企業課稅漏洞,確保「稅收中立」,亦即不論稅率如何調整,政府的稅收總量都要維持不變,避免赤字失控。
法案也提供誘因使減稅受益者將紅利用於投資、生產或提高工資。這正是1986年稅改成功的主因:減稅有利經濟成長的前提,是確保紅利用來創造更多經濟效益。
▌畫虎不成的川普稅改
與雷根的1986年稅改比較,川普稅改明顯是背道而馳。首先,政治程序上,川普稅改毋寧是1981年稅改的翻版。要趕在聖誕節前完成立法,法案的初稿卻在兩個月前才出爐,既無聽證會也無跨黨派協商,更無法獲得任何民主黨議員支持。甚至有民主黨參議員抱怨在表決前才拿到長達將近500頁的稅改法案,而且字裡行間充滿手寫、難以辨識的註記。
其次,內容上,雷根減稅的對象是受薪階級,且讓勞工的稅率比股東的稅率低,川普減稅的對象卻是企業,而且是永久減稅,將更擴大貧富差距。雷根稅改設法讓減稅紅利用於創造總體經濟福祉,川普稅改卻讓紅利流入企業股東私囊。
此外,川普稅改不在意稅收中立,已相當驚人的國家赤字將繼續升高。川普甚至藉由減稅,夾帶一般稅改並不常見的非中立措施,例如降低教會參與政治活動的成本,嘉惠政治立場鮮明的基督教福音派;以及限縮地方財政空間,迫使州政府刪減健保及教育支出,這被視為是衝著歐記健保而來。
最後,時代背景更是大不相同。雷根推動減稅時,正是經濟蕭條、亟需短期財政刺激的時刻,而且當時國債只有GDP的30%;如今美國經濟並不需要高強度刺激(甚至一般預期聯準會將在今年12月宣布升息,以避免景氣過熱),且國債也已高達GDP的105%。此外,1980年代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擔綱勞動主力的時候,但如今這世代已面臨老化,在健保及社會安全需求大增的時刻,川普稅改卻大幅排擠相關部門的預算。
更致命的是,雷根當年享有高民意背書及跨黨派支持,川普目前卻是民調直落、黨派政治高度對立。此時一意孤行推動減稅,而且立法過程欠缺程序理性、斲傷民主政治理性思辨的精神,不僅使行政部門的偏差無法及時修正,更造成人民對於政治制度的信任危機。
▌美國的早晨,或是黃昏?
1980年代的經濟榮景是不爭的事實,但雷根經濟學的貢獻程度尚難論定。若僅以稅改而言,雷根帶來的啟發其實已經相當明確:
- 好的稅改不能僅止於減稅;
- 重大政策必須經過民主思辨、盡可能爭取跨黨派支持,才可能產生良善的結
果;
- 治國必須適時調整方向,而非恪守教條。
川普雖將自己的稅改與雷根相提並論,矢言再度迎來「美國的早晨」(Morning in America),兩者卻是天差地別。曾參與過1986年稅改的經濟學者、甚至曾任職雷根政府的經濟顧問,都紛紛跳出來批判川普稅改,認為即使雷根再世也不會贊成。
今日美國面臨的情勢與1980年代截然不同,川普稅改很可能帶來赤字激增、貧富差距擴大、基礎建設崩壞的惡果。口口聲聲看齊雷根經濟學的川普,可說是既未學到面子,也未學到裡子。美國究竟將再度迎來早晨,或是步入黃昏?答案或許很快就能見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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