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大使刺殺案：斐迪南大公暗殺的聯想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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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孫超群（The Glocal助理研究員）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巡其帝國之波士尼亞，檢閱軍事演習，此舉觸動了塞爾維亞這宿敵的敏感神經。日耳曼與斯拉夫的民族對立情緒早已高漲，這次演習更激起千重浪，最後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刺客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刺殺了這位奧匈皇儲，世界大戰一觸即發，是為「薩拉耶佛事件」。一個世紀後，上星期二（12月20日）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洛夫（Andrey Karlov）於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術館內，為「土耳其人眼中的俄羅斯人」攝影展致歡迎時，被土耳其休班警員阿爾丁塔斯（Mert Altıntaş）以無情的槍擊刺殺，諷刺地仿如正在回應攝影展的主題——土耳其眼中的俄羅斯人，猶如斯拉夫民族眼中之日耳曼人。

暗殺事件後，不少論者都煽情地把卡羅夫暗殺事件描繪為一百年前的薩拉耶佛事件，好似歷史悲劇再度上演；更甚者，主流媒體都不負責任地大肆煊染悲觀情緒，形容這次的卡羅夫暗殺事件，就像一世紀前的刺殺般，是一場戰爭災難的導火線。

卡洛夫暗殺事件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大多數人膝射式地憶起奧匈皇儲被暗殺的一剎間，但阿爾丁塔斯與普林西普在犯案動機與組織上，都能夠相提並論嗎？

雖然百年前，我們有「歐洲火藥庫」之稱的巴爾幹半島，現在則有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ński）稱之「世界火藥庫」的歐亞大陸地區。但我們都必須明白到，把安卡拉暗殺事件對比為刺殺斐迪南大公，根本言過其實。

肇事者背後的動機與組織，都揭示了兩宗暗殺事件在性質上的分野：阿爾丁塔斯行兇背後的動機並非基於大鄂圖曼大民族主義之故。若設身處地代入土耳其發俄羅斯的處境去分析，都推斷出卡羅夫暗殺事件不可能成為大戰的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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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先回顧一下阿爾丁塔斯於暗殺後的一段呼喊：

可見槍手對的情感超越了鄂圖曼的土壤，進而為自阿拉伯之春後，飽受戰火蹂躪的敍利亞去力竭聲嘶，更為阿勒頗的慘劇而咆哮。這種讀白，已經超越了一戰時期狹獈的民族主義情緒。

而高舉真主的旗幟，就等於是「伊斯蘭國」（ISIS）的同路人嗎？非也。這類暗殺事件的特徵，並沒有極端原教主旨義者濫殺無辜平民的色彩。槍手所訴諸的情緒，仿如代表著中東伊斯蘭文明，對自「塞克斯‧皮科條約」（Sykes-Picot Agreement）後外來入侵者的反抗，對其他伊斯蘭世界的悲劇產生了如民族主義般「榮辱與共、生死與共」的情緒，或是體現出對抗威權政體的人道主義精神。這種身份認同，與中東這片土地建構了緊密的命運共同體，超越了國族之分野。

俄羅斯在中東傾力支持敍利亞什葉派的阿薩德（Bashar al-Assad）獨裁政府，對阿勒頗進行一場生靈塗炭的戰事。槍手以對抗暴政的姿態，刺殺了在具有外交經驗、在中東的俄羅斯代言人卡洛夫，極具抗爭的象徵意義。這種意義，普林西普之塞爾維亞「黑手黨」（Black Hand）是無法比擬的。由此可見，卡洛夫暗殺事件，比起刺殺斐迪南大公的悲劇事件，當中的來龍去脈更是南轅北轍。

若果形容卡羅夫暗殺事件為世界大戰前夕的鐘聲，未免過於危言聳聽。事件發生後的翌日（20日），土耳其總統厄多安（Recep Erdoğan）容許俄羅斯派遣調查人員進入土國境內進行案件調查，而土耳其當局已針對該謀殺案逮捕了相關疑犯。相反地，於奧匈皇儲被刺殺後，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提出了十項要求的最後通牒，雖然十項之中塞國答應了其中八項，但仍然不肯聽命地鎮壓境內所有顛覆奧匈帝國之勢力、以及讓奧匈協助其執法，最終依然躲不過戰爭。

由此觀之，俄土兩國在衝突之後的發展，與薩拉耶佛事件後的「七月危機」（July Crisis）不同，沒有擦槍走火的徵兆，爆發大規模戰爭的機會率近乎零。

這一切並非事後諸葛，其結果的推論是有跡可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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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頗居民們，搶著印有「俄羅斯與你們同在」的救援物資。圖／路透社

筆者曾就俄土兩國關係於近年的起承轉合撰文，道出了雖然兩國關係無論在歷史上或是地緣上，都難以化解根本性的矛盾，但基於現實考慮，俄土兩國的關係猶如同床異夢。哪怕是去年11月那起，比卡洛夫遇刺事件更加嚴重的戰機擊落事件，兩國的關係如何撕裂也好，也未能爆發全面戰爭，因此剛巧意外發生的大使遇刺事件恐怕難以令兩國分道揚鑣。

兩國似是誓不兩立，最終亦能慢慢走近。要理解這段超現實主義的關係，我們必須先明白兩國之間各取所需的關係——交惡並沒有很大的益處。

俄羅斯不會對身為北約（NATO）成員國的土耳其大動干戈，因為此舉並不乎合他的利益。在理解衝突時，我們都可以透過博奕理論（Game Theory）的框架去理解當年的日耳曼強權奧匈帝國，與當今的俄羅斯所面對的國際規範有何區別。軍事聯盟的本質正在演變，改變了各國對戰爭的期望。在一戰時期，國與國之間的結盟關係基本上是秘密協議，但現在卻是相反。

在博奕論框架中，在面對資訊不明確、無法預計對方行為的情況下，各國自然會不妥協地進行所謂的利己政策，大家各懷鬼胎，因此只會選擇對自己對有利的棋步，而低估了事情的嚴重性，結果便是雙輸的局面：當奧匈在「七月危機」時向塞國宣戰，不少歐洲各國因秘密軍事聯盟之下要遵守互相防衛協定，而如骨排效應般扯入大戰漩渦之中，此情況也許是奧塞當初始料不及的。但是，現在的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直接面對北約的互相防衛機制，心中有了盤算，因此俄國不可能對土耳其發動全面戰爭——說俄羅斯會採取戰爭手段解決問題，是誇大其詞。

再者，土耳其在經濟層面上承擔不起與俄羅斯交惡的風險，因此總統厄多安並不會貿然再度惹怒普丁。自上年11月土耳其的F-16s戰機擊落了俄國的轟炸機之後，普丁以經濟制裁回應此挑釁行為。根據土耳其媒體《Daily Sabah》的報導，2016年首半年土耳其對俄國出口總值大跌至7億3000萬美元，比起去年同期下跌了60.5%。此舉令到土耳其的經濟足襟見肘，終促使厄多安在6月向俄道歉，要求撒銷對其制裁。經歷過此夢魘後，相信厄多安不敢再正面得罪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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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厄多安可以借助今次的事件清算異己，對其個人的威權統治未嘗不是一件壞事，因此土耳其政府比起薩拉耶佛事件後的塞國政府，更願意打擊國內的「極端勢力」。於事件發生後，土國警方在槍手家中搜索到多本關於流亡美國的伊斯蘭教士葛蘭（Fethullah Gülen）的書籍。而且，土耳其外長卡夫索格魯（Mevlut Cavusoglu）於事發後翌日更指「葛蘭恐怖組織」（FETO）是這次行刺事件的幕後黑手。由此可見，不論暗殺事件是否自編自演，厄多安都可以靠這次良機，繼續如七月政變後大肆清算國內異己。因此卡洛夫事件後的兩國局勢，未如坊間所想的那麼緊張。

最重要的是，自從前兩周（12月14日）敍利亞政府軍在阿勒頗大捷之後，無可避免地讓俄土兩國逐漸走近。於刺殺事件發生後的一天，俄羅斯、伊朗及土耳其的代表就在莫斯科就敍利亞局勢舉行了會談，並達成了共識：一致同意對付境內恐怖主義為當務之急，而非推翻阿薩德的政權。

參與會談，土耳其這次的華麗轉身意義深遠，因為自2011年敍利亞內戰爆發後，土國一直都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支持敍利亞叛軍推翻阿薩德政權，與俄羅斯及伊朗對著幹。今次的轉向有兩大原因：

第一，眼見敍利亞政府軍於內戰後首次收復阿勒頗，叛軍漸漸大勢已去，厄多安因此見風使舵；第二，有鑑於此，厄多安把首要任務放在確保庫德族人在敍利亞不會獲得任何領土，或在進行政治分贓時防止所有對其有利的安排，一切都為了避免對國內的庫德獨立運動產生鼓舞作用。

對普丁而言，俄羅斯需要在中東問題上找尋一個新的平衡點，避免繼續泥足深陷於敍利亞的角力上，以減輕負擔。因此，俄土兩國在敍利亞問題上，因為各取所需而慢慢走近，令暗殺事件的影響力突然變得微不足道。

無可否認，這次俄國大使被土耳其青年刺殺，不禁容易地令人聯想起斐迪南大公於薩拉耶佛被塞爾維亞愛國青年槍殺的場景。但是時移世易，這位青年暗殺的動機，已經超出了一戰前那種狹獈的民族主義情緒。至於大膽認為這次暗殺事件將會讓世界大戰的悲劇再度上演，則顯得過於虛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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