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的帝國符號：鈔票上的新帝國？

2015/12/03 李易安

我是帶著對歐元的恐懼前往歐洲的。

2009年在西班牙交換學生時，1歐元兌49台幣，不論買什麼都貴得不可理喻，交換學生的生活有大半在超市裡精打細算如何用最少錢購足一週食材；今日不同了，歐洲中央銀行學起美國佬那招多印鈔票、用貨幣供給的幻術治療經濟，也解救了背包客乾癟的荷包。

和多數人對於財富的偏執追求或許有些不同，我是真心迷戀於「錢」。從小就有蒐集異國紙鈔習慣的我，很難抗拒那些花花綠綠的鈔票，各自有著迥異主題、印著不同語言或圖像。有些清一色是嚴肅的人頭（尤其那些不管什麼面額都放上一樣的人頭，只有顏色不同的國家最為無聊），有些又有史詩場景，像細密畫那樣包含太多細節。

相較於「錢」這個充滿渴求、衝動、憧憬的抽象詞彙，「鈔票」則顯得不帶情感、純粹機能並且中性許多。於是你不太會說「他們家鈔票很多」，卻會說「他們家很有錢」。我們通常欽羨或迷戀的是「錢」可能換取的種種東西——物質的、精神的、權力的，而不是那些「鈔票」本身。畢竟如果沒有政府背書或有價金屬做後盾（以及我們沒來由的信任），那些紙鈔，充其量就是印刷比較精美的紙張罷了。

因此，人類所有偉大的發明之中，紙鈔或許是最簡單、卻最虛幻而像魔術一般的。

但鈔票還是能在其他層次裏，深深打動許多人。對藝術史學家而言，鈔票記載集體（或者至少是官方）的審美觀，並讓學究在不同年代的各個版次之間尋找樣式風格嬗變的趣味。

對文化人類學家而言，鈔票又有近似「民族語義學」的功能，從鈔票上的符號，我們可以分辨不同民族「更關注」的東西是什麼（或者至少是官方「更在意」的是什麼）。

而對於政治學或歷史學家，鈔票的廣泛流通，則像難以毀滅的證據，在政權更迭與意識型態的替換之間留下難堪的對比。比如寮國貨幣「基普」（kip）：1988年版500基普鈔票上的國徽，有象徵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的星星、鐮刀和錘子，卻在2003年版1000基普的鈔票中，被替換成了首都的塔鑾佛塔。弔詭的是，這兩個版本的紙鈔仍同時在市面上流通，為我們展示了時空錯亂的戲謔，以及政治意識形態幻滅偷換、反覆無常的荒謬。

寮國貨幣「基普」：1988年版500基普鈔票上的國徽，有象徵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的... — 寮國貨幣「基普」：1988年版500基普鈔票上的國徽，有象徵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的星星、鐮刀和錘子（左），卻在2003年版1000基普的鈔票中，被替換成了首都的塔鑾佛塔（右）。圖／作者李易安提供

總之，承載個人想望的、不指定使用/賺取方式，讓人感覺自由（或者束縛）的「錢」，有個三位一體式的分身，關乎官方制定的複數敘事、集體經驗，叫做「紙鈔」。

由此，使用歐元消費，或許也是一種體驗歐盟「帝國」的方式，而且很有意思。首先，按流通的金額計算，歐元已經超越美元，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貨幣。這樣的規模與影響力，在歐元發行之前，沒有任何一個今天的歐元國可能達到。

其次，你在歐元的紙鈔上看不到和特定國家有關的符號；為了維持辨識性，歐元紙鈔不論在哪個國家只有單一樣式。相較於紙鈔，硬幣的量值小，加上金屬已經不再是什麼便宜的材質，偽造的風險比鈔票少得多，所以歐洲銀行允許各國發行自己的版式（但僅限正面，背面仍然是格式一致的）。

因此，鈔票與硬幣的異同，似乎也是歐洲統合命運的一種隱喻：對外大體追求統一，內部卻仍在一定限度內保留各國的差異性。而這種制度設計內部隱含的衝突與張力，從今年稍早希臘的債務危機，到近期申根國因應難民危機、開始對於國界開放政策的重新調整，都表露無遺。

回看歐元鈔票，既然只有一種樣式，紙鈔的設計就成了一個尷尬的難題：設計者必須找到足以代表「歐洲」的圖案與符號，卻又不能有太明顯的地域風貌或國家特質，以免牽動加盟國敏感的民族情緒或歷史遺緒。

最後，歐洲中央銀行只選了「門窗」和「橋樑」兩種符號，印在歐元的紙鈔上。從面額最小的5歐元，到最大的500歐元，建築物與橋樑的風格，依據時序分別是古典、羅曼式、哥德式、文藝復興式、巴洛克式、工業革命時期，以及現代主義的樣式。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同時期的建築物或橋樑，實際上都只是各個時代風格的「理想型」，更像是「歐洲建築設計指南」中虛構的完美範例，而不是真正存在於現實中的某個建築物，避免「被人指認出建築物位於某個國家」的風險。

巧合的是，這種「理想形式」的引用，在概念上也近似於「民族」這種人為建構出來的虛幻產物。每個民族完美的樣貌，以及形塑那樣貌的神話事跡、共同記憶，永遠只能出現在教科書、政治人物的演說之中——或者還有鈔票上。

另一個有趣的點，則是羅馬帝國在此幽靈般地再現。為了兼顧這些歐洲老牌民族國家的國族認同，又想要另闢蹊徑、建立新的歐洲認同，唯一可取的符號，也許就只剩下過去曾經橫跨今日國界的羅馬帝國。何況，羅馬人的輝煌久遠，不只不用擔心會與晚近的西伐利亞民族國家系統衝突，還曾是許多歐洲國家都搶著繼承的頭銜。

此外，羅馬人對拱結構技術的掌握，剛好與他們發展出一個超大帝國的時間點吻合。我們或許也可以說，正是因為帝國的存在，才造就了大型運輸網路的必要性；以拱為結構主體的橋樑，除了表達工程技術、藝術形式、文明結晶的意義，其實還是個代表帝國主義的符號。

於是有些矛盾的是，歐洲人追求統合，小心翼翼地避免讓某個國家背上「創造帝國」的嫌疑，最終卻無可避免，還是得回過頭來，在符號的使用上請求過往帝國的應援。於是我們也能看出，歐盟其實也是人類政治史上的一次偉大實驗：他們正試圖以「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尺度為名，將傳統的帝國現代化，並相容進民族國家的政治框架之中。

人類是唯一一種使用貨幣生活的生物；對我們而言，「買到」幾乎快要成為「得到」的同義詞。但貨幣不只在個人消費中出現，他同時還是國家內調控經濟生產的工具，也是國家間彼此競爭的武器。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手握鈔票感到滿足安全的我們，也許還正在無數的柴米油鹽與收支出納之中，目擊一個嶄新帝國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