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旦「難民煉金術」（上）：不停擴張的國中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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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和法魯克約在約旦首都安曼北郊的百貨商場前，他依約準時出現。初次見面，卻沒有一句噓寒歡迎，法魯克只用手勢示意我們跟他走，然後默默領我們坐上他那輛線條剛硬、和他年紀外貌都很匹配的小轎車。前往他家的一路上，法魯克一言不發，我們以為他是個不苟言笑的嚴父。

進了家門、剛放下背包，法魯克就邀我們到飯廳坐坐；餐桌上，一碟碟盤子裡已經整齊裝好椰棗、橄欖油、堅果以及麵包。房子裡四處掛著家庭合照，卻沒有年輕人日常雜沓的痕跡，一派老人獨居的格局。聽我們講話時，法魯克總要把左耳湊過來；原來他不是寡言，而是重聽。在外頭人多聲嘈，就算說了話也聽不太到別人回應，於是他乾脆不說。但法魯克不只耳朵不太好，他有些不合時宜的黑色幽默也需要一點時間適應。

我們在餐桌旁等著他把玉米餅雜燴端上桌的時候，他突然語帶戲謔地說：

法魯克是車臣人的後裔；若不是已經年邁，他的頭髮其實是高加索地區常見的深褐色。車臣人居住的高加索山北麓，從十七世紀開始，成為沙俄和鄂圖曼帝國的交鋒處；車臣人擋在沙俄向南擴張的門檻上，抵抗沙俄併吞的鬥爭持續了將近一世紀，直到1860年代，車臣及其周邊區域遭兼併成為捷列克州、才正式被納入俄羅斯版圖。接續的政權，不論是蘇聯或俄羅斯聯邦，都對車臣地區軟硬兼施，大抵上脫離不了綏靖和鎮壓的循環；上個世紀末的車臣戰爭，便是又一輪循環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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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約旦境內的難民，一般人免不了要想到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以及最近因為內戰而至的敘利亞人。但若要論近代難民族群的「資歷」，車臣人無疑是鼻祖之一。像是法魯克的祖父母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從高加索地區、輾轉途經安納托利亞高原，最後在當時仍是鄂圖曼帝國領土的約旦落腳。

今日，上萬個車臣人後裔仍居於約旦。和後來抵達的其他難民族群不同，車臣人雖然也是穆斯林，卻不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份子；直到現在，車臣人依舊習慣說車臣語、吃車臣菜，並且保有車臣人的認同和習俗。安曼附近最大的車臣人聚居地，也在北邊的郊區，距離法魯克的家不到半小時車程。

隔天吃早餐時，法魯克翻出1970年代時他在德國發表的博士論文，興奮地指著斷層線與等高線和我解釋地下水的流動方向。法魯克幼時家境並不富裕，但因為難民後裔的身份，獲得了一筆獎學金前往德國留學，專攻水文地質學。

我們問他為什麼選擇這麼冷門的專業，他挑了一下眉毛，反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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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東西比水還重要——或者，至少一樣重要。

二戰結束之後，海灣地區許多在戰前就已探勘發現的油源，開始如火如荼地開採；眼巴巴看著鄰居暴富，約旦政府當然也沒有放棄開挖石油的希望。挖石油不能只靠老天保庇、盲目鑽井，還得有地質學家四處勘查；法魯克當時覺得，水文地質學的關注雖然不同，但到底仍是地質學門下的分支，如果哪天想分石油熱潮的一杯羹，或許也不會太難。

但終究，約旦沒有靠石油致富，法魯克自己也沒有。拿到博士學位之後，他回到約旦，在安曼某個大學教書，直到幾年前才退休。沒有石油，也沒有充沛勞動力發展工業，那麼約旦拿什麼發展經濟呢？

「靠難民賺錢」，聽起來當然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恐怕也只有像法魯克這樣的難民後裔才能如此坦然嘲諷。但約旦能透過收容難民在國際社會尋租，其來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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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身為老牌的難民接收國之外，在「請求外援」這件事情上，約旦也是經驗充足的老手。自從1921年成為英國的保護國，約旦每年便名正言順地從女皇手中接下白花花的英鎊。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之後，和大量巴勒斯坦難民一起湧入的，則有來自聯合國和美國的美元／美援；一直到1970年代，移轉性的外援資金，都是約旦國際收支帳中舉足輕重的一欄。

1990年代，巴勒斯坦「難民」歸國時程遙遙無期、逐漸成為約旦「居民」，外援金額也降至低點；此時外援的角色儘管不再像過去那樣吃重、其他產業也開始足以支撐經濟，但外援仍然是約旦政府最重要的財政來源之一。

除了經濟利多，難民議題當然也能帶來政治紅利。「人道」、「發展」這些字眼，在約旦請求外援時，提供了說服力；而扮演好一個接納難民的東道主，也有助於約旦政府在國際社會的聲望與能見度。難民，於是就這樣成為約旦經濟發展和政治談判時，支撐訴求的重要槓桿。

2003年，約旦迎來另一個轉捩點。當年美國出兵攻打伊拉克，難民和外援重新湧入，約旦的「難民經濟」再次復活。豈料伊拉克戰事未平，2011年「阿拉伯之春」又開始席捲阿拉伯世界，並在敘利亞引發內戰；相對穩定的約旦，無法避免受到波及，以往高度仰賴的出口市場深陷戰火、邊境關閉，通往大馬士革和土耳其的道路受反叛軍控制，使得陸路的跨境貿易也只能被迫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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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約旦這樣一個從二戰結束之後，就一直夾在戰場之間的國家來說，難民對於人口結構的影響，也一直都是令王室傷腦筋的課題。約旦的國土面積只有台灣兩倍多大，人口不到千萬，卻已經收留了百餘萬的敘利亞難民，沈重壓力可想而知。就絕對人數而言，約旦是現今世上收留敘利亞難民人數最多的國家；就「難民人口和本國人口比例」而言，約旦承受的相對衝擊也僅次於黎巴嫩。

除了敘利亞難民，從1947年第一次中東戰爭，到1967年的六日戰爭之間，約旦前後接收了約一百萬名巴勒斯坦人；時至今日，約旦人口有超過兩成，是這些巴勒斯坦難民的後裔。

隨著巴勒斯坦族群在約旦越來越壯大，原本用來安置他們的難民營，在約旦政府的默許之下，於1960年代逐漸成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大本營；時日一久，這些難民營也越來越像個擁兵自重的「國中之國」。當時，巴解甚至在難民營附近設置檢查哨、自行收稅；約旦國王胡笙一世見狀如坐針氈，擔心巴勒斯坦人要的不只是客居約旦、反攻回鄉這麼簡單而已，而是奪權篡位、成為約旦的新統治者。

1970年，在美國的居中牽線之下，約旦決定追隨埃及腳步，與以色列政府和談；此舉，自然引來了巴解的強烈不滿，將胡笙視為「背叛者」。在巴解暗殺約旦國王胡笙失敗、以及一連串劫機事件之後，胡笙決定出擊清剿巴解，爆發了日後被稱作「黑色九月事件」的內戰。對於約旦王室來說，巴解在難民營中坐大，簡直是「飼老鼠、咬布袋」；而「黑色九月」的慘痛教訓，也改變了約旦政府後來對難民的態度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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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碟裡最後一塊麵包送進嘴裡後，法魯克開始談起難民經濟不那麼光彩的一面。

2011年來到約旦的敘利亞難民通常無法獲得合法工作證，但為了養家活口，除了得忍受低薪與長工時，還要被指責「搶了本地人飯碗」、被指為推高失業率的元兇。此外，巴勒斯坦難民營造成的「國中之國」殷鑑不遠，約旦政府於是決定捨棄「難民營模式」，讓大多數新來的敘利亞難民居與約旦本地人混居。問題是，民間住房的增長速度難以趕上難民湧入的速度，導致房租不斷上漲，搞得當地人也苦不堪言。在民怨的壓力下，約旦政府不得不在2014年關閉敘利亞邊界，停止接納難民。

對於約旦的難民經濟，外界也不是沒有批評。比如有些組織便曾指控，約旦政府會浮報難民人數、只為了多拿點外援，或者將原本應該用於救濟難民的經費，挪撥給約旦本地人使用。甚至，面對難民援助物資，約旦政府會順手揩油「抽黑稅」的行為也時有所聞。

一起收拾碗盤時，法魯克出了這個考題給我。我當時隨口拋出了幾個假想，卻沒有猜到，約旦的難民經濟，後來已經升級到全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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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下篇／約旦「難民煉金術」（下）：戰亂經濟特區的搖錢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