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韁的「自由」：為何歐洲極右政黨也譴責川普與新納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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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尹子軒（The Glocal副總編輯）

美國夏綠蒂鎮（Charlottesville）新納粹主義者與白人至上主義者（white supremacist）的遊行，除了讓川普治下的美國在歐洲又一次成爲醜聞之外，極端份子無異於恐怖主義的行徑，亦讓一位反抗議者喪生在車輪下。

此事引起歐盟各國領導人的同聲譴責，固然是意料之中，但是美國總統川普先是未有即時反應，然後又語焉不詳地「譴責雙方暴力行爲」，他的處理方式與態度，在三K黨全副武裝的敬禮、口喊納粹口號與揮舞邦聯旗幟下，顯得極爲無力卻也算不上意料之外。

真正讓人意外的，反而是歐洲極右派的政治人物，如英國獨立黨（Ukip）前黨魁法拉吉（Nigel Farage），以及法國民族陣線（FN）的副主席菲利波（Florian Philippot）等，紛紛跳出來，對川普曖昧的態度做出了批評，並對美國出現「納粹」感到意外。

這些歐洲極右者，即便他們去年在川普當選的時候都一樣彈冠相慶過，而且一樣是以煽動排外和針對特定少數族群作爲招徠，但任何與納粹或者種族主義有關的官方聯繫，卻又似乎都是他們極力想撇除的。

為何會有這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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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和奧地利等國，對納粹的箝制是有法源作為基礎的，例如明文禁止展示納粹的口號及徽章，德國法院亦曾經根據憲法解散過新納粹政黨。雖然德國對納粹嚴格的限制仍屬特例，像是法國就沒有如此嚴格的規範，但整體而言，無論有法律限制與否，歐洲極右的政黨都很清楚，要在真正被極端主義重創過、瞭解歷史重量的歐洲土地上參與政治，唯有「重新包裝」，針對新的「他者」——穆斯林移民——才能獲得選民支持。

相反的，美國一些強調保障「發表仇恨言論的言論自由」的立場，則明顯地反映了歐美之間，對於極端主義態度的分野——從川普競選時一步步試探公衆對排外到種族主義的底線，可見美國人選擇回避自身種族問題歷史的程度，為極右白人至上主義者以及新納粹，創造了一個危險的灰色地帶，而正是這個極端主義生存空間的膨脹，造就夏綠蒂鎮的騷動與悲劇。

在大西洋的彼端，即便雙重標準仍會出現，但在二戰後的歐洲（德國尤其），因公衆和法制雙重監管，都不存在有任何極端政黨可作為跳板操控政府的曖昧空間。

或許，美國人該開始思索如何面對過去、比照歐洲正視過自身種族歧視的醜陋歷史，來檢討美國憲法第一條中所保障的「言論自由」——當最極端、會損害和威脅到少數族裔的言論出現時，憲法要包容到什麼程度？或者，比照德國憲法中以保護人的尊嚴（human dignity）爲限，在保障所有政治觀點都有表達機會的同時，以干預手段去保護一些社會不可或缺的基本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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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納粹瘡疤，今日歐洲的警惕

種族主義和新納粹於二戰後的歐洲被消滅，不過和美國不一樣的是，即便同樣受到這些邊緣組織的影響，在近年右翼崛起的勢頭下，歐洲各國選舉中均未見有任何政黨願意接受這些邊緣分子。原因除了政治制度和法律規範，更是因爲民衆源於二戰和納粹的國民記憶，並不容許執政黨對新納粹有哪怕是含蓄的同情。

首先，戰後歐洲國民身份架構的重建，大部分都是建立於反抗納粹的記憶上。最明顯的當然是英國，這個一直以戰勝國姿態在歐洲同儕面前顯得高傲的民族。當然，英國主流民族主義分子崇拜的是邱吉爾和大英帝國已逝的榮光，不是希特勒和他所謂的「千年帝國」。

英國唯二可以勉強和新納粹扯上關係的，是極右組織「英國國家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和「英格蘭捍衛者聯盟」（English Defense League）。但這兩個組織所舉辦的遊行，下場多是是被反對的居民追著打。

其他國家如法國、比利時跟荷蘭，對於近代國民身份的認同，亦是建立在反抗納粹的論述上。尤其在戰後，作爲被侵略回憶的補償，法國、荷蘭和比利時都在國民之間，都以「納粹反抗者」作為國民身份認同的一個元素。尤其是荷蘭，在政府中央支持下，每一個鎮均有自己的戰爭紀念碑；而於戰後1945年成立的國家戰爭文獻研究所（State Institute for War Documentation in Amsterdam），則為荷蘭塑造了一個統一、反納粹的身份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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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展示納粹徽記、於公衆場合行納粹敬禮，或甚至是質疑反人類罪行（不僅限於納粹大屠殺）等行爲，在法國可依「蓋索法」（Gayssot Act）被判處巨額罰款（老勒龐就被罰過），在德國或奧地利更可被判監禁。像美國夏綠蒂鎮那種公開展示納粹徽記和敬禮的極端鬧劇，根本很難於歐洲土地上重演。

當然，這並非說歐洲大陸已不存在任何新納粹分子；實際上，在美國夏綠蒂鎮事件後不久的8月18日，德國柏林斯潘道（Spandau）也有新納粹分子上街遊行、紀念1987年在這裡死去的希特勒副手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然而，他們的遊行受到嚴格限制，遊行不僅需要事先被審核與受批准，在政府的要求下，他們更不能夠展示「卍」字徽，同時從口號到示威舉牌上的文字，也都被受監管。

這種「控制」，是德國以至歐洲從納粹瘡疤中重生時，所獲得的一個重要的經驗：言論和集會的自由必須被保護，但前提是不能建立於踐踏人類尊嚴上。

2016年逝世、為第一位領導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女性法官林芭鶴女士（Jutta Limbach），曾將這項原則定義為德國民主法制的基石之一，更認爲這個原則是德國在歷經納粹經驗後，淬煉而成對歷史的回應，同時與「法治」、「維持公義政體」（social state）和「聯邦制度」等德國憲法中不可質疑和被立法機關否決的原則，並駕齊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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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之餘，來自制度的箝制

美國與歐洲的極右分子都試圖重新包裝自己，將原本極具針對性的反猶、反少數族裔的種族主義，擴大轉移到和更主流的右翼保守主義價值，如反多元文化主義、反多元成家和反跨性別平權等；但是，歐洲的極右政黨始終受到制度上的嚴格限制，而美國卻非如此。

首先，除了英國，大部分的歐洲國家都使用「比例代表制」或「多輪投票制」。這種政治制度注重多黨派的跨黨合作，導致極端組織難以成為主流。

的確，英國獨立黨（Ukip）的冒起，將極端保守主義注入政府，並引領英國步向脫歐和固步自封，但是該黨針對穆斯林的排外綱領，卻始終未有被當前執政的保守黨吸納；保守黨從Ukip那撿走的，只有疑歐立場，以及被稀釋過、回歸階級立場針對「低技術移民」的經濟排外主義而已。

而Ukip作爲一個在脫歐中脫穎而出的邊緣政黨，之所以得以如此影響政局，其中很大原因在於英國政治版圖局限於兩個大黨，倘若Ukip今天是在其他比例代表制的國家，雖然可被容忍，但是成爲執政黨的機會卻依然微乎其微。就像荷蘭自由黨（PVV），儘管迫使主流政黨稍往右傾，但在沒有其他政黨願意和它組閣的情況下，PVV的極端思想只能影響政局一時。

此外從法國勒龐父女的例子亦可看出極端政黨在選舉政治上的侷限。即便勒龐努力擺脫其父否認納粹大屠殺的陰影，但在多黨派競爭之下，民族陣線終究只能從傳統黨派手中，取得少數極端票源；而與其他崛起的新黨派相比——如梅郎雄的極左派和馬克宏的「中間路線」——他們也缺乏優勢。

在能容許廣泛政治主張的歐洲大陸上，極右的極端政黨仍必須繞過任何與納粹野蠻的關聯，才能有機會接近中間選民、靠近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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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自由」社會，脫韁的「自由」

與二戰後的歐洲恰恰相反，美國自南北戰爭遺留的種族問題，及其後親納粹的歷史，從未在與歐洲相同的政治「高度」上，在法治與公民社會前受到檢視，因為美國總是將「自由之土」（Land of the Free）口頭禪掛在嘴邊，並擺在社會公義之前。

由於内戰的歷史，美國的種族問題源遠流長之餘，在言論自由的大旗下，極右分子長期在美國有其一席之地。雖然在六零年代民權運動之後種族衝突有緩解的跡象，但在南部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始終一直被回避著，再加上共和黨在近年強烈右傾，種種因素都給了潛藏在美國社會的極右分子「重出江湖」的機會。

從川普的當選到夏綠蒂鎮事件，正是共和黨縱容極端主義依附的結果：今日共和黨和川普以及他内閣的鬥爭，是共和黨昨日種下的果。

夏綠地鎮事件發生後，川普的第一反應，居然是譴責「來自多方面的暴力」，然後短暫的在媒體壓力下譴責新納粹分子之後，又再次回到堅持「雙方都有錯」這種和稀泥，甚至可説是刻意誤導的言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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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看出，川普還是那個口不擇言，只向他死忠支持者服務的川普。他「始終如一」地貫徹競選以來一貫的作風，並再次以他拙劣、毫無技巧可言的的公關，在推特上火上加油、製造更多對立，並讓將自己的内閣和共和黨掉入更大的分裂與麻煩中。

在他的言論出來後，共和黨大老們如泰德·克魯茲（Ted Cruz）, 保羅萊恩（Paul Ryan）以及米奇·麥康諾（Mitch McConnell）等，隨即發言譴責3K黨、白人至上主義、種族主義者，以及他們作爲暴力的始作俑者。

但大家可別忘記，克魯茲和保羅萊恩去年在爭取參選總統時，所使用的反移民、反平權論調，和川普本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克魯茲曾稱黑人平權運動的「#BlackLivesMatter」不過是「在歌頌殺警」，並在布魯塞爾恐攻之後，呼籲美國要加強對穆斯林社區的監控；至於保羅萊恩，曾攻擊具移民二代背景的法官庫里爾（Gonzalo Curiel），說他的「墨西哥血統讓他判案有潛在利益衝突」。而在爭取參選失利後不久，保羅萊恩就向川普「投誠」了。

川普本人，對於少數族裔而言，「墨西哥邊境築墻」 、「穆斯林禁令」等言論固然刺耳，但是要以此作爲川普支持白人至上主義，論據稍顯薄弱。他作爲一個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只不過是很成功地利用了，隱藏在美國社會深處的種族主義傾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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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另類右派」

夏綠蒂鎮事件後，本已殘缺不全的川普政府又更是迎來一波的「離職潮」。或許是因為與內閣內的將軍及川普女婿內鬥失敗而離去，也或許是因為夏綠蒂鎮事件而被黨內同志逼宮而走，這次離開的「國師」班農（Stephen Bannon）和總統顧問顧問高卡（Sebastian Gorka），他們離職的原因或已不重要，重要的是：

班農、高卡以及更早離去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Michael Flynn），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除了都是強烈的陰謀論者和民族主義者之外，他們也都是所謂的「另類右派」，以反穆斯林、反移民、反平權為主軸，並介乎共和黨內的極右翼，及新納粹／白人至上主義者之間，。

班農跟高卡最為人知的就是「布萊特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這個惡名昭彰、作為美國「另類右派」的大本營的媒體，自是在班農與高卡離開白宮後，歡迎他們回鍋繼續擔任創辦人和資深編輯的角色。這群極端份子當初能進入白宮，本身就是一件極爲荒謬的事情。

共和黨對於川普等人的縱容，讓該黨自己的反平權和排外主義言論，不意外地被「另類右派」視爲擴展政治影響力的平台，更自我感覺良好的以為這是社會對他們的廣泛支持。

今日極端分子橫行，共和黨無論如何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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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去年的總統大選中，川普獲勝的州份在傳統上與種族主義淵源深厚，他的支持者中，亦不乏道道地地的種族主義者，例如曾在路易斯安那州參選參議員失利的大衛杜克（David Duke），除了本身就是3K黨的前「帝國巫師」 （無比中二的名字，代表領袖），更曾在大選中表示，川普選情越高漲，同時「越代表我正在贏」。

他甚至曾在訪談中表示，認爲共和黨候選人的排外言論是「由衷的」，而他的立場和川普不過是「暗示和明示」 （“He's talking about it in a visceral way...... Donald Trump is talking implicitly. I'm talking explicitly.”, LA Times,29.Sept）的差別而已。而川普在夏綠蒂鎮事件後的發言，更是令這位前3k黨欣喜若狂，在推特感謝川普：

種族主義本身，在保守郊區居多的共和黨南部州份票倉，比如阿拉巴馬，本來就極爲根深蒂固，3K黨直至80年代在美國這一部分，依然有針對黑人的私刑發生。

白人至上主義、美國内戰歷史、以及後來和納粹親近所糅合而成的極右主義，在這些州份一直沉淤。這些鄉鎮居多的州份靜謐的反面，意味著進步思想在這裡的傳播遠慢於城市，一些在紐約／洛杉磯／芝加哥「見怪不怪」的觀點，比如接納移民、種族平等以及多元成家等，在這裡並不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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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細看美國兩黨在2012年總統競選的版圖，便可以看出，藍色的民主黨主要集中在東西岸的加州、麻省、紐約州及伊利諾州等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而共和黨則是中部以及南部的一大片血紅。所以，與其說川普是要領銜打造一個白人至上主義的美國，倒不如説川普繼承了共和黨飽含種族主義情緒和日漸右傾的平臺，依靠打「經濟牌」和利用「另類右派」領銜的媒體製造對立，以推進自己的選情。

川普的支持者當然不都只是種族主義者，但是美國未曾正視與解決的種族問題，在他當選後，成功地讓一群不置可否，甚至不介意和3K黨和新納粹爲伍的政客和選民，被順理成章地帶進主流的環境。

我們的世界或許永遠不可能徹底消滅新納粹和種族主義者，畢竟，建立於天生皮膚顔色所產生的廉價優越感，不需要太多的論述成本就可以成公的被利用，並成為團結群衆的工具；而人們對於強權的崇拜，也是源自於人民自古以來對於無法控制自己命運的無力感。

如何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避免重蹈悲劇，減低極端主義對選舉政治的毒害，是美國和歐洲在這個騷亂的年代裡，各自需要面對的課題。過去大半個世紀裡，大西洋兩岸在處理極端思想方面的分歧，造就了今日雙方對於民主制度不同的詮釋，在這層面上，歐洲或許對於美國在憲制原則上，有許多值得藉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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