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白人至上主義（下）：當「捍衛州權」成為種族歧視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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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尹子軒（The Glocal副總編輯）、曾朗天、朱啟政（The Glocal助理研究員）

二戰，對白人至上主義者（ White Supremacist ）來説，訴說的不是戰爭的殘酷，而是指引了他們納粹黨做為國家救贖的「明路」。

如同前循道宗牧師衛斯理（Wesley A. Swift）備受反猶主義啟發，在20世紀40年代左右開辦提倡種族主義的「耶穌基督教會」（Church of Jesus Christ–Christian），宣稱只有歐洲白人才有機會接觸耶穌福音；而一位名為威廉．蓋爾（William P. Gale）的二戰軍人信徒，因極端反對政府提倡民權運動，而成立民間武裝組織「Posse Comitatus」（意為國家的力量），大力主張幫助黑人等於是國家僭越道德底線，而民間有理透過武力「改正」國家的違法行徑。

同時，從德國納粹的反猶主義衍生出的恐懼，亦慢慢被白人至上組織挪用，作爲「保護」自身社群武力的合法藉口；再加上美化內戰時期南方白人至上社會、以及對廢奴北方的抗拒，美國白人種族主義於是糅合出一套包含國族主義和歷史餘恨的社會憧憬。

日前發生在在夏綠蒂鎮的白人至上主義遊行，其中一個口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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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昔日南部對蓄奴的堅持，被扭轉成維持體制純潔的行為，而非一個根本上道德錯誤的行為，就不難想像白人至上主義者會用「捍衛州權」，作為內戰開打的理由，刻意淡化奴隸的關鍵角色，並把內戰搬弄成州捍衛自己權力，對陣中央強勢聯邦政府的戰爭。

白人至上主義的歷史根源，在其信徒眼裡便無縫焊接在時空錯置的內戰脈絡之上——南方開戰是保護白人的最後途徑。

從南方白人對州的想像與期盼，慢慢質化成對南軍邦聯物件如銅像、州旗的膜拜，白人主義者在1950年代方把內戰囊括在種族論述中。尤其在第34任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任內對黑人組織的親近力挺，地下活躍的極端白人分子透過學生團體、社區組織甚至在賽車比賽上高舉南軍文化，大幅使用邦聯州旗和軍人儀禮，在內戰記憶中與主流論述抗衡。

白人主義者除了用文化緬懷南軍的英勇作戰，更創出一套白人勇於持守奴制的神話。如史學家布萊特（David Blight）的觀察，這些信徒在大眾文化下有意地崇拜邦聯州旗，令內戰變異成南北軍人維持各自權益的州權之爭——內戰不再糾結於廢奴問題；而重建計劃則是刻意摧毀南邦的復仇計劃。

幾經數十載，白人主義者為內戰染上弔詭的州權論色彩，而捍衛南部內戰遺物則成為白人主義的當代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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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的後果：延綿到近代的制度性種族歧視

尾大不掉的種族問題，到此於是成爲了積極政客試圖回避、馬基維利派的政客，企圖操作的主題。直到經過二戰這個外來因素洗禮之後，種族問題方再次成爲一個有政黨偶然試圖去「解決」，而非獲取選票的社會議題。

制度性的種族歧視，於是從内戰以後一直在公衆的眼皮底下進行著，直到60年代才稍有改變，但就算是我們身處的2017年，距離真正的平權依然遙遠。

首先，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為這種結構性矛盾添磚加瓦。内戰以來第一位來自南方的總統——第28屆總統民主黨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是第一個對黑人族群進行政治動員、卻在當選後背棄這個群體的政客。

威爾遜在許多方面，比如美國工人權益以及反托拉斯法等等的進步，確實大有貢獻，但是對美國的種族政策絕對是負面的。他在選舉前擺出開明的姿態，吸引了包括杜波依斯（W.E.B. Du Bois， 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創建者之一）等黑人領袖的支持，而順利獲得了白宮之鑰。但上任後卻本性盡顯，在華盛頓特區聯邦政府裡，原本内戰結束後所破除的種族隔離政策馬上遭重新樹立，從洗手間到食堂，有色人種和白人一律被分隔開。

而當他被一位黑人平權領袖Monroe Trotter質問時，卻講出「隔離政策是為了黑人福利著想」，這樣一個即便在1914年也是非常不禮貌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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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遜的髮夾彎掀起了本就在萌芽的黑人民權運動的反彈，但同時也讓共和黨人看到操作種族議題能帶來的選票，於是在威爾遜之後的三位共和黨總統（尤其是1929年上任的胡佛），都刻意將政策「漂白」、忽略日益無法調合的種族問題，讓共和黨種下了現今被少數族裔摒棄的遠因。

共和黨作為一手廢除奴隸制度的林肯所屬的黨派，在美國内戰結束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是黑人投票首選。但是今日的共和黨已面目全非：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們獲得的非裔美國人選票，自1936年以來已不超過四成，在1964年的〈民權法案〉經由民主黨籍總統甘迺迪之手通過之後，更是從未高過15%。

由此可以看出美國政客對於種族問題的態度絕非漠視，而是將它看作既定的歷史一部分。直到民權運動開始以前，利用種族問題引起的分裂去獲利，是一個有意爲之的選擇，而非從根本上解決這種分裂。在這種偽善的態度下，制度性的種族歧視植根深厚，即使是到了二戰之後，雖然民權運動獲得了一定成果，但依然是有色人種身上看不見的枷鎖。

在20年代至60年代，美國黑人受到的待遇雖然日趨改善，但權益始終與白人有頗大的差異，種族隔離政策的影子處處可見，在房屋、教育和經濟三方面影響最深。當時的房屋政策就被認為是對種族隔離合理化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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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作為爲羅斯福新政的一部分，美國政府開始推行聯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FHA）並向國民承保貸款保險，目的是透過協助國民置產以刺激經濟，但黑人和少數族群卻在此政策下被視為一項會對房價有負面影響的因素，明顯是要在居住問題上區分白人與非白人：一區適宜投資與否，在當時取決於該區的族裔分佈，而非償還貸款的能力，黑人和其他少數族群（如猶太人）居住的地區會被劃上紅線作識別，代表不宜投資，故又被稱為 「劃紅線」（Redlining）。

與此同時，黑人要置產也非易事，當時的發展商會在房契上訂明「不能轉讓予黑人，或供其購買、使用或租住」一類的條款，而且在1948年之前，此舉是合法行為。這些都反映出黑人在當時的美國社會是被針對和故意貶低的一群。

二次大戰期間，將近二百萬黑人在工廠工作，佔當時黑人人口約五分一，由於對國家有貢獻，黑人地位得到短暫改善，而且政府也開始有意改善黑人權益。原本有望藉此機會爭取向上流動，但實際上這個如意算盤卻敲不響。因為在戰後，推行的政策雖不再明目張膽地打壓黑人和少數族裔，但卻不自覺地變成偏袒白人，教育政策正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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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給予退伍軍人各項福利津貼的《美國軍人退伍安置法案》（G. I. Bill）推行下，人口基數相對大得多的南方黑人，從該法案中所得津貼不及白人和北方黑人（在1950年，南方黑人人口達一千萬，但其他地方只有不足五百萬黑人），其中一個原因是南方黑人可就讀的學校能提供學士課程的很少，更有超過四分一的學校能提供的最高學歷低於學士學位，導致比例上白人比黑人更能受惠於政府支持而就讀大學，變相令白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比黑人多。

即使該法案的本意是減低白人和黑人之間的差距，結果卻事與願違，反而拉大了差距。換句話說，白人有較高的機會成為白領，相反的黑人大多只能繼續從事低技術或以工業為主的工作，加上國內工業開始轉移到亞太地區，更是進一步打擊了黑人的生計和社會地位。爭取向上流動機會對黑人來說，仿如天方夜譚。

及後隨著大批殖民地獨立，間接激發了美國黑人對自身權利的追求，在50年代開展了一系列爭取平權的運動，並在1968年馬丁路德金的演說成為高潮。然而，有學者發現，1940至1950年間，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的收入差距有所拉近，但其後的十年間，收入差距卻再無變動；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更有文章指出，自1954年將種族納入指標以來，黑人的失業率都保持在白人失業率的兩倍。

種種跡象都顯示，即使種族隔離政策在法律上已被廢除，但黑人白人之間的不平等餘毒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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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主義陰魂不散

今日的白人至上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問題，是美國從內戰結束以來都一直處理不當的病灶。雖然二戰之後隨著納粹德國戰敗，新納粹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跟著失去在主流社會立足的理據，其後民權運動的興起、和冷戰過後的經濟起飛，又給予了歌舞昇平的假象，但是美國種族問題不過是被掩埋在沈悶的法案和公文裡面而已。

軟性的制度性種族歧視，以至更極端的新納粹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者假借「紀念歷史」去威脅和傷害其他國民，歸根究底出現的原因，還是因為美國依然未能夠表裡如一地正視自己國家仇恨的歷史。在這一點上，相比起自詡發達國家領袖的美國，反倒是真正受過納粹主義荼毒的德國和歐洲諸國更先進得多。

雖然今日有色人種在美國的生活，經過許多人多年的努力已經大有改善，但是只要美國人未能擁抱和接受自己仇恨的過去，如同它們擁抱和接受美國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的話，白人和有色人種之間的鴻溝只會越來越大。今次夏綠蒂鎮的事件，希望可以成為美國人開始正式審視自己過去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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