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別史到地域史:打破國家疆界的《東亞關聯史》,如何帶出亞洲新視野
編按:《轉角國際》專欄作者許景雅為《東亞關聯史:超越國界,綜覽比較、地域、民族的新歷史》(聯經,2026)譯者,本文為譯者為本書撰寫的專文介紹。
重新思考「東亞」
近2、30年來,「東亞」已逐漸成為臺灣學界與歷史教育中相當熟悉的概念。從東亞史、東亞文化交流、東亞海域世界,到近年的108課綱,都可以看見「東亞」這個指稱地域的詞彙逐漸取代過去以中國史或國別史為中心的敘事方式。然而,我們很少追問為什麼今天會開始用「東亞」來理解歷史?所謂的東亞史,又究竟與過去的中國史、日本史或韓國史有什麼不同?
今天談起東亞,我們很容易直接聯想到中國、日本、韓國、臺灣等政治實體的總和,並依照今日的國界,將東亞近現代史分別理解為中國近代史、日本近代史、韓國近代史與臺灣史。然而,若回到19、20世紀的歷史現場,便會發現這些邊界不僅沒有今日這般固定,甚至許多現代國家本身都尚未形成。因為當時的東亞,是由王朝、帝國、殖民地、租界、港口城市與邊疆地帶交錯構成的複雜空間。
例如在近代早期,清朝統治著廣大的多民族疆域,朝鮮仍處於王朝體制之下,琉球維持著自身的政治秩序;而香港、澳門、上海等地則在西方帝國勢力的介入下,逐漸成為租界、通商口岸與跨境貿易的樞紐。進入20世紀後,日本帝國的擴張又將臺灣、朝鮮、庫頁島、滿洲乃至位於東南亞的南洋群島納入同一個跨越海陸的殖民體系。至於今日被視為大一統政治空間的中國疆域,在近代也長期處於王朝崩解、列強侵略、租界治理、軍閥割據與地方政權並存的狀態。
換言之,東亞近現代史並不是幾個邊界清晰的國家彼此交往的歷史,而是各種地域、政權、帝國與跨境網絡不斷分裂、重組與相互形塑的持續變動的過程。正因如此,若始終以民族國家作為分析單位,許多原本彼此連動的歷史過程,便容易被拆解為各自獨立的國家史。
日本的近代化,通常被放在日本國內政治與制度改革的脈絡中理解;朝鮮與臺灣被日本殖民的經驗,則被分別收編進韓國史與臺灣史;滿洲、租界與通商口岸又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部分章節。然而,日本近代國家的形成與帝國擴張本來就是同一歷史進程,殖民統治也並非只發生在單一殖民地內部,而是透過軍事、交通、教育、資本、語言與人口移動,將不同地域重新組織成一套不平等的關係。
同樣地,關於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等主張革命、獨立、自治的思想潮流,也不是在各國封閉的社會中各自生長。而是透過留學生、商人、通譯者、新聞人與政治運動家在東京、上海、北京、首爾、臺北、香港等城市之間移動,使這些思想與知識不斷轉譯、改造並重新流通。此外,發生在近現代東亞地區的一連串的戰爭更不是可以依照國界分割的事件。清日戰爭、太平洋戰爭、國共內戰、韓戰與越戰各有其在地脈絡,也共同參與了東亞政治秩序的重組。
因此真正需要思考的問題,不只是「東亞各國或各地區分別經歷了什麼」,也不只是將不同國家的發展加以對照就能詮釋整個東亞,而是這些地域究竟在什麼樣的關係中形成?某一地區的政治變化,又如何改變另一地區的歷史條件?我們所稱的「東亞」,究竟是個原本就已存在、等待歷史學者描述的客觀區域?還是一個由貿易、移民、帝國、殖民、戰爭與思想流動不斷建構出來的歷史空間?《東亞關聯史》此書正是從上述這些問題出發,不再將東亞視為既定的地理區域,而是視為在歷史互動中持續生成的關係空間,並透過「關聯與比較的地域史」,重新思考東亞近現代史的書寫方式。
從共同歷史認識到東亞史的方法
也正是對這些問題的持續追問,使「東亞」一詞不再只是歷史發生的地理範圍,而成為重新組織近現代史的一種方法論。此書的誕生,並非只是單一本教材編纂計畫的成果,而是韓國歷史學界30餘年來持續反思歷史書寫方式的累積。韓國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歷經冷戰終結、民主化,以及與過去作為敵對陣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韓國社會需要重新思考自身在東亞的位置,這本書就是韓國社會自20世紀末以來重新思考民族史與東亞史的回應。
在過去,韓國近現代史研究主要圍繞殖民統治、民族解放、國家分裂與民主化等議題,以韓民族為中心的民族史(민족사)研究方法論,不僅是韓國學術研究的主要框架,也深刻形塑了韓國社會大眾理解近代歷史的方式。然而隨著國際局勢的改變,韓國學界逐漸意識到,許多近現代的重要歷史現象,本來就不是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框架可以獨立解釋的。
日本帝國的形成、殖民統治的擴張、人口的跨境移動、資本與知識的流通,以及冷戰秩序的建立,都跨越了既有的國境線,也共同塑造了東亞各地的歷史經驗。如果始終僅以單一民族國家作為唯一的分析單位,這些原本相互連結的歷史過程,反而會被切割成彼此孤立的國家/國族敘事。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90年代韓國學界興起了一陣所謂「東亞論」的討論。以白樂晴、白永瑞、崔元植等人文、歷史學者為代表的研究者主張,「東亞」不應只是地理區域或文明概念,更應成為一種重新思考歷史的方法。這並非否定韓國史的重要性,而是希望將韓國重新放回與中國、日本及其他亞洲地區和世界的互動關係之中,藉此理解近現代東亞如何在帝國、殖民、革命與冷戰等共同歷史進程中逐步形成。
這股思潮也影響了當今韓國的歷史教育。2001年,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因淡化過去日本對朝鮮的殖民統治與對東亞的侵略戰爭,引發東亞各國強烈批評,也促使韓、中、日3國學者共同推動編纂歷史教材,希望透過跨國合作,建立共享的歷史認識。2005年出版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又名《開創未來的歷史》)等教材,正是這一階段的重要成果。這套教材突破了各國各自書寫近代史的模式,嘗試讓不同立場的研究者共同面對殖民、戰爭與歷史記憶等敏感議題,為東亞歷史對話開啟了新的可能性。
然而過了不久,韓國歷史學界很快便發現,共同書寫歷史,並不等於找到更好書寫東亞的方法。即使教材由3國學者共同完成,書中的敘事仍多半依循中國史、日本史、韓國史等國別史架構,再尋求彼此的對話與比較。換言之,這類教材真正解決的是「如何共同理解歷史」的問題,而非「如何書寫東亞史」。東亞在其中仍主要被視為若干民族國家的集合,而不是一個由帝國、殖民、人口移動、跨境交流等歷史關係共同形塑的空間。也因此,本書進一步追問:如果東亞本身就是在歷史互動中逐漸形成的區域,那麼,東亞近現代史究竟應該如何書寫?
關聯與比較的地域史
如果說,1990年代以來韓國學界的東亞論重新提出「東亞」作為歷史研究的視野,韓中日共同教材嘗試建立跨越國界的歷史對話,那麼《東亞關聯史》一書更進一步追問的是,東亞究竟應該如何作為歷史書寫的單位?本書提出的答案是:作者所稱的「關聯與比較的地域史」。
在這本書中,所謂的地域史,並不是先在地圖上劃定一個範圍,再將其中發生的所有事件收集起來。地域也不是小於世界、大於國家的固定尺度;相反地,地域的界線和範圍會隨著問題、時間與歷史關係而改變。例如,若討論19世紀的朝貢與冊封體制,東亞的範圍可能圍繞清朝、朝鮮、琉球、越南與日本展開;若討論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臺灣、朝鮮、滿洲、樺太與南洋群島便形成另一套關聯空間。如果論及冷戰,東亞又必須與美國、蘇聯等兩個超大強權,以及東南亞和其他第三世界相互連結。
東亞並沒有固定不變的邊界,它會隨著不同歷史問題、不同時代與不同互動關係,呈現出不同的範圍與樣貌。
在這套方法中,各區域的「關聯」先於「比較」。傳統的比較史經常先假定若干彼此獨立的單位,再比較它們的共同點與差異。例如比較日本、中國與韓國如何進行近代化,或比較臺灣與朝鮮經歷的殖民統治。若這些社會的近代轉型原本就是互相影響的結果,一開始便將它們視為彼此獨立的事件再進行比較,反而容易忽略它們之間原有的歷史聯繫。
例如,日本的明治維新不只改變了日本,也透過甲午戰爭(清日戰爭)、日俄戰爭與帝國擴張,迫使清朝、朝鮮及其他地域重新調整政治制度與國際位置;朝鮮與中國知識分子對日本近代化的觀察,又進一步影響各自的改革論述。
另外再舉一例,殖民地臺灣與朝鮮雖然可以比較,但兩者並非只是恰好遭遇相似命運的兩個地域,而是在同一帝國制度中,透過官僚、警察、教育政策、農業技術與資本流動彼此關聯。唯有先重建這些歷史關係,比較才不會停留在表面上的異同整理。
這並不意味著本書否定民族國家在近現代史中的作用。民族國家仍是動員人口、制定法律、發動戰爭、界定國籍與重組社會生活的重要力量。問題在於,國家不應被視為自古存在、內部一致且邊界不變的自然單位。近代的民族國家本身也是帝國競爭、地方統合、戰爭動員與跨境互動的歷史產物。地域史不是以東亞取代國家,而是將國家重新放回更廣泛的歷史關係中重新理解。
因此,本書並未依照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別安排章節,而是以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民族主義、革命、戰爭、冷戰、經濟發展、民主化與社會運動等主題重新組織歷史。這種編排法並不是單純將國別史打散,而是希望讀者看見:同一歷史力量如何在不同地域產生不同效果,而各地域的回應又如何反過來改變整個區域。
就譯者本人看來,本書最重要的價值並不在於提供一套完美的東亞史定論,而是將「東亞應該如何書寫」重新開拓為可以持續討論的問題,邀請讀者一起來共同參與、構想新的東亞史的書寫可能性。在不抹除地域差異的前提下,我們如何看見差異背後的關係?在承認國家仍具有現實力量的同時,我們又該如何避免將國家疆界當成歷史認識的邊界?
從臺韓比較到東亞關聯的視角
譯者本人最初前往韓國留學時,是希望透過比較研究,理解臺灣與韓國近現代歷史和文學之間的異同。兩地都曾經歷日本殖民統治,也都在戰後面對威權體制、民主化與殖民記憶等問題,因此,臺韓比較自然成為我理解兩地歷史經驗的起點。
然而,隨著旅居韓國近10年,從碩士一路攻讀到博士,我的研究逐漸集中於殖民統治末期至戰後初期,我也開始意識到,真正吸引我的不只是臺灣與韓國之間的相似與差異,而是1930年代末期到50年代東亞整體秩序的劇烈變動。
東亞地區在這短短的數十年間,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日本帝國瓦解,到國共內戰與韓戰,東亞的政治版圖在短短數年間重新劃分,人們的國籍、法律身分、政治認同與生活空間也隨之改變。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人與朝鮮人,在日本戰敗後不再具有日本臣民的身分,前者由中華民國接收/代管,後者則迎向民族解放與國家建立;然而,緊接而來的國共內戰與韓戰又立刻使臺灣與朝鮮半島捲入新的遷徙、分裂與冷戰秩序之中。
也正是在研究這段歷史的過程中,我逐漸將視野從單純將臺灣和韓國並列比較,擴展到整個東亞,也開始關注身分認同上持續流轉於「兩個中國」、臺灣與日本之間的在日臺灣人,以及意識形態上在日本與南北韓之間不斷來回擺盪的在日朝鮮人。
這些位於民族國家邊界的少數群體,往往經歷多次政權更替、國籍變動與身分重組。他們出生於日本帝國的殖民體制之中,戰後又必須在不同國家、政治制度與認同之間重新定位自己。他們既無法完全被歸入日本史,也難以被任何單一的中國史、臺灣史或韓國史完整容納。唯有將他們置於帝國瓦解、殖民終結、民族國家建立與冷戰形成彼此交錯的過程中,才能理解其移動與選擇的歷史意義。
這些研究經驗使我逐漸意識到,真正需要重新理解的,不只是臺灣與韓國,而是「東亞」本身。若僅從各自的國別史出發,我們固然能看見不同社會內部的變化,卻難以說明帝國瓦解如何同時改變不同地域居民的身分、殖民地人民如何在戰後重新界定自己的歸屬,以及冷戰如何跨越國界,重新組織整個區域的政治與社會生活。
因此,當我閱讀《東亞關聯史》一書時,最吸引我的並不是它同時討論多個國家與地域,而是它提供了一種不同於國別史並置的方法,使我們得以重新理解東亞如何在帝國、殖民、戰爭、人口移動與冷戰的交互作用中形成。
在臺灣閱讀東亞近現代史
對臺灣讀者而言,本書所提出的方法尤其具有啟發性。臺灣近現代史本來就是多重地域關係交會的產物。清帝國的邊疆治理、海洋貿易、歐美列強的通商活動、日本殖民統治、中華民國的接收、國共內戰與接下來長期的冷戰和威權體制,先後改變了臺灣的政治位置與社會結構。
若只從單一國家的連續敘事出發,臺灣的歷史便容易被描述為不同政權依序統治同一塊土地的過程。但若從關聯與比較的地域史出發,則可以進一步追問:臺灣在不同時期被納入了哪些區域秩序?臺灣與中國沿海、日本帝國、南洋、美國及東亞之間的關係,如何共同形塑臺灣的近現代經驗?
這種視角並不是要削弱臺灣史的主體性,實際上正好相反:只有不再將臺灣視為某個更大國家歷史的地方性附錄,並同時把臺灣放回它實際參與的跨境的世界關係之中,臺灣歷史的複雜性才能更加清楚地顯現。以臺灣為主體,與將臺灣放入東亞,並不是彼此矛盾的方向。歷史主體性不等於把臺灣封閉起來,而是能夠從臺灣的位置出發,重新理解其與周邊世界的關係。
當然,任何以「東亞」為名的歷史書寫,都必須面對自身的界線與盲點。誰被納入東亞,誰又被排除在外?為何某些國家與地域總是居於敘事中心,而沖繩、北海道、蒙古、西藏、香港、澳門、滿洲與東南亞華人社會等地,經常只在特定議題中短暫出現?東亞史若只是以區域之名建立另一個新的中心,同樣可能重蹈覆轍單一民族國家史的問題。
也因此,本書最重要的價值,並非在於它提供一套完美無缺的東亞近現代史,而在於它將歷史書寫的方法開放為問題,並提醒我們「東亞」不是地圖上不證自明的區域,也不是中國、日本與韓國歷史的簡單加總。東亞之所以能夠成為歷史,是因為不同地域在帝國擴張、殖民統治、戰爭衝突、人口移動、思想傳播與經濟交流中持續發生關係。
《東亞關聯史》一書希望帶給讀者的,不只是更多東亞近現代史的知識,而是一種不同的閱讀方式。當我們不再以今日的國界作為理解歷史的起點,開始追問不同地域如何彼此連結、相互影響時,「東亞」便不再只是地圖上的區域,而成為一個可以重新理解近現代歷史的方法。當我們不再以今日的國家疆界和既定歷史敘事理解過去,東亞也就不再只是歷史發生的背景,而成為一個在歷史互動中不斷生成、重組,並等待我們重新書寫的空間。
作者:柳鏞泰、朴晉雨、朴泰均
譯者:許景雅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26/07/09
內容簡介:《東亞關聯史》講述自17世紀起至1990年過後,長達400餘年的歷史,主要分為海禁時期、帝國主義時期、冷戰時期和後冷戰時期。探討的國家分為:東亞的中心(中國)、以中國為模仿對象並承繼小中華意識的小中心(朝鮮、日本、越南)和帝國化過程中被合併、統合的周邊地區(蝦夷、琉球、占婆、臺灣、內蒙古、西藏等),以「關聯」與「比較」的方式,並陳各國歷史、編織出並時行進的脈絡,並鋪展出串連其中的文化、宗教、貿易的網絡,探詢中心與邊緣的複雜性。
綜觀現今紛亂的東亞局勢,現在也許是時候反思扎根已久的東亞帝國意識,尋思另一個更宏觀的視角,也是時候試圖擺脫長期支配歷史敘述的歐洲史觀、跳脫各國中心的觀點,將單一國家的歷史擴展為更為完整、壯大的東亞地域史。
責任編輯/張郁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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