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作為懲罰襲產：《困難東亞》透出殖民地的多重記憶

編按：本文為《轉角國際》專欄作者許仁碩為《困難東亞：重構日本帝國殖民地刑務所記憶》（左岸文化，2025年）撰寫的專文分享。

身處民主時代的我們，是如何使用與記憶殖民時期留下來的監獄的呢？

我曾在2013年初，帶一群海外學者走訪當時抗爭中的台北華光社區。當他們看到台北監獄圍牆下的紀念碑，是紀念美軍戰俘而非台灣人囚犯時，便問道：「所以對你們來說，只有美軍戰俘值得紀念，台灣人不需要嗎？」

我當下啞口無言，不知該如何回答。

所幸在十幾年後，黃舒楣和李炫錚的《困難東亞：重構日本殖民地刑務所記憶》一書，給出了初步的回應，也帶出了更複雜的提問。本書的研究主軸，環繞在4座由日本殖民政權建立的監獄：旅順日俄監獄、首爾西大門監獄與台北、嘉義監獄，其作為「懲罰襲產」——亦即曾乘載國家懲罰機制的襲產（Heritage）——是如何形成的，在今日又如何被使用。

記憶的形塑與懲罰

監獄作為高度展現國家獨佔懲罰權力的機制，這不僅體現在監獄運作本身，也使得關於監獄作為襲產的使用與記憶形塑，亦高度受到國家權力與史觀的左右。受刑人作為監獄的主要使用者，除了政治犯以外，無論在監獄實作或是襲產記憶形塑上都是缺席的。而政治犯關於監獄的記憶，即便在脫離威權統治後得以公開言說，但仍高度受到當代政治的影響。上述困難使得殖民地監獄即便成了對公眾開放的博物館，其展現出來的記憶與忘卻，仍經過複雜而刻意的選擇及矯正。

書中的第一條軸線，是討論「懲罰」本身如何延續與擴張。日本殖民政權所建造的監獄，在殖民統治結束後，幾乎均被後續政權沿用。雖然戰後韓國政權對日本殖民歷史抱持高度否定的態度，但戰後的韓國政府，仍持續在西大門監獄監禁政治反對者。這提醒了我們：「懲罰」並不會隨著政權或是國族主義的變動而自動消失或轉型，反而經常繼續為新的國家權力所服務。

而除了歷史的縱向延續之外，懲罰也並不僅存在於監獄的圍牆之中，而是存在於整個社會當中。許多襲產都會碰到土地開發的挑戰，而在台北監獄以及周邊的華光社區面臨拆除時，面對反對的居民及抗爭群眾，台灣政府選擇了透過民事與刑事訴訟，以高額的不當得利以及妨礙公務的刑罰，最終順利推平了華光社區。

此外，懲罰不僅存在於監獄內，也存在於政府的迫遷行動中，二者不僅在當下受到懲罰，也出現在日後關於襲產的記憶當中。例如：華光社區日後變成了主打日式風情的「榕錦園區」，囚犯、住戶與抗爭者仍持續被排除在外。

對於懲罰的討論，亦與本書的另一條軸線——襲產記憶的矯正與對話——相互連結。

中國大連的旅順監獄先是被閒置，而後成為愛國教育基地。韓國的西大門先是透過表揚戰前的政治犯，彰顯韓國的國族主義，而後雖加入了戰後轉型正義的內容，但仍排除了左翼、「慰安婦」與囚犯支援者的記憶。

台北監獄則僅被作為都市開發對象對待。嘉義監獄雖成功保留下來，並改為以「監獄建築、法治矯正教育」為題的獄政博物館，其定位及經費的缺乏，也使得嘉義監獄的展示顯得既單一又破碎。透過爬梳與揭露這些矯正記憶的過程，我們得以穿透矯正者的意圖，進而發掘出更複雜的記憶地層。

襲產記憶的跨國對話

而在襲產記憶的對話方面，由於旅順監獄曾經囚禁過韓國抗日運動者安重根，因此成為了與韓國與中國一同紀念抗日歷史，推動襲產外交的節點。但中國的愛國教育與韓國的國族主義敘事之間仍舊存在落差，最後因中、韓政府間的關係惡化而無疾而終。

而西大門監獄作為「西大門獨立公園」地景敘事的一部分，可看出韓國欲從中國藩屬及日本殖民的歷史中獨立出來，但以「獨立」作為主軸，卻也成了排除左翼與慰安婦的主因。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西大門監獄有大量日本遊客到訪，也代表西大門已成為跨國襲產記憶對話的重要場域。

這些對話顯示出殖民地襲產，不僅是外交的一環，也具備了離岸襲產的特性——襲產縱使雖位於海外，但對某國人民仍具有歷史上的意義。殖民地的複雜歷史，也使得襲產經常與複數國家有所關聯。

若從前述離岸襲產的觀點出發，應能發現本書所蘊含著的更多可能性。日本作為殖民母國，在書中主要被定位為建立懲罰襲產的歷史背景。然而，就旅順而言，即便館方並不重視來訪的日本觀光客，但如渡邊浩平在《聖地旅順與帝國的半世紀》一書中所揭示的，日本政府在戰前曾將旅順定位為戰勝俄國的「旅遊聖地」。

旅順的「白玉山塔」原為日本政府為紀念日俄戰爭死者而建造的「顯忠塔」，現在和旅順監獄同樣成為中國指定的愛國主義的教育基地。而除了安重根之外，在日俄戰爭中建功的乃木典希、有清朝貴族血統的情報員川島芳子等日本近代史的重要人物，均曾與旅順有關。如果加入日本的歷史記憶，應更能闡明研究對象作為離岸襲產的重要性與複雜性。

襲產的民間對話與在地實踐

而在襲產記憶的形塑方面，即便如書中指出，日本政府並不樂見中、韓兩國對安重根的重視，但正如有許多日本人造訪西大門監獄一樣，日本公民對於殖民襲產的看法，未必均與日本政府一致。事實上，亦有許多日本民間人士，關注及參與東亞殖民襲產的研究與運動。雖然在聯合國及襲產外交上，不免以各國政府的立場為主導，但跨國民間對話的積累，也應能提供解開地緣政治難題的一些線索。

例如在韓國，即便不是如西大門監獄一般濃厚政治性的建築，日本殖民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日式建築也被稱為「敵產家屋」（적산가옥），其負面意象不言而喻。但實際上這些建築雖背負「敵產」的標籤，也在戰後被在地民眾持續活用，而成為了在地社會的文化資產。松井理惠的《大邱的敵產家屋：在地社群與公民運動》的田野研究，就描述了大邱的草根文史運動，如何在2000年以後透過在地實踐，對抗資本開發以及僵化的國族主義，進而將「敵產家屋」轉化為在地社群以及歷史的一部分。

這一方面說明了殖民歷史所帶來的「困難」，固然存在於象徵國家懲罰權力的監獄，也一定程度影響了商店或民宅等民間日式建築上。

而在另一方面，《困難東亞》一書中雖提及了韓國「慰安婦」、支援巷運動以及台灣華光社區反迫遷運動，但似多著重於行動者對國家權力的抵抗與挫敗。而松井理惠聚焦於在地草根行動者的取徑，更提醒了我們在批判國家推動矯正式記憶的同時，也不能將行動者僅侷限於國家，亦應同時關注民間社會的能動性。

當襲產遇上娛樂與觀光產業

若再次回到本書所探討的懲罰襲產，藤野陽平與芳賀惠在〈監獄博物館與懷舊：暗黑觀光的光與影〉（收錄於上水流久彥編《從大日本帝國時期的建築看近代史：過去、現在、未來》）一文中，一樣比較了西大門、網走、台北與嘉義四座監獄。除了與本書一樣探討了當代政治對襲產記憶的影響之外，也強調了網走監獄作為漫畫《黃金神威》的主要場景之一，網走監獄博物館目前以懷舊與娛樂為主要調性，淡化了過往曾被稱為「地獄」的陰暗面。

這提醒了我們，民間的參與固然有助於打破國家對襲產記憶的壟斷，但並不是所有與襲產有關的民間行動者，都是出於國族主義、國際政治或轉型正義等政治或文史相關的動機。娛樂與觀光產業的邏輯，既將台北監獄一帶都更成了文創園區，也把網走監獄形塑成了有趣的動漫聖地。

書中雖在最後帶到了網走監獄，並將其歸因於日本記憶政治的策略。但該如何看待觀光、娛樂產業對襲產的複雜影響，從宜蘭監獄的案例亦可得知，這樣的現象並非僅限於日本，而應是更加普遍性的議題。

兩位作者鑿開了殖民統治時期建造的高牆，揭露了懲罰襲產議題的實踐與困難。當監獄成為了公共空間，其所乘載的記憶就不再為特定政權所壟斷，而是在政府、居民、學者、遊客及觀光業者等不同主體之間，透過跨界對話持續形塑與更新。當然正如書中所示，當破牆而出的記憶光影彼此交織時，並不代表溝通就此水到渠成，反而會浮現出許多新的困難。本書提供了開啟對話的重要起點，並期待有更多的行動者與研究者，會繼續加入這場未竟的對話。

《困難東亞：重構日本帝國殖民地刑務所記憶》

作者：黃舒楣、李炫炅

譯者：李易安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5/3/19

內容簡介：近年國際間興起一股暗黑旅遊的熱潮。在這一波浪潮裡，集中營、監獄、不義遺址成為觀光主題。面對這些不願面對的暗黑過去，東亞又有獨特的歷史脈絡。

本書聚焦於台灣、韓國、中國自日本殖民時代留存下來的刑務所。這些刑務所建造於日本帝國邁向現代化的二十世紀初，原本象徵著日本有能力追上歐美大國，以更人道的方式對待罪犯，躋身列強之林。

但二戰之後，有些案例裡的刑務所卻轉而被記憶成日本帝國殘酷、不人道的證據；有些案例的刑務所則脫離原本殖民脈絡，成為美學的靈感來源。兩位作者將監獄視為一扇窗，而我們可以透過這扇窗來理解現代東亞國家的建構和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