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戰爭錯誤就是不夠愛國？為何在日本上一堂「慰安婦」的課如此困難？

▌本文為張郁婕為《上一堂「慰安婦」的課：一位日本中學教師的戰鬥紀實》（黑體文化，2025）撰寫之推薦序，原文題名〈在大阪，我重新認識「慰安婦」〉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日本和韓國雙邊外長達成「日韓合意」，也就是雙邊就「慰安婦」問題達成「最終且不可逆」的協議。當時人在日本大阪留學的我，看到這則新聞時簡直難以置信──「慰安婦」問題並非日、韓雙邊的問題，為什麼雙邊政府能夠就此達成協議？台灣或是其他國家的「慰安婦」倖存者，她們的權益會不會因此被「不能代表自己的外國政府」給犧牲掉？

當時我急著想和身邊的日本同學討論，沒想到緊接而來的又是另一衝擊──身邊的日本同學，先不說沒有人知道台籍「慰安婦」的存在了，有的人甚至連台灣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都不知道。大阪大學是舊帝大體系的學校，在日本也算數一數二的大學，應該聚集日本各地「很會唸書」的人，但對我而言理所當然的常識，卻不是身邊這些同學印在腦中的事情，有如晴天霹靂。後來我才意識到，他們也是升學主義下的受害者──考試不考的就不會放在心上（例：台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同時他們也是在求學階段，正好經歷各出版社陸續刪除課本中關於「慰安婦」相關敘述的受害者。不是所有老師都像本書作者平井老師這麼熱血，當學校老師沒有特別提，又或是同學上課「聽過就忘」，大家對於「慰安婦」一詞的印象或了解，就只能從新聞中一探究竟。

這起事件成了我日後持續探索「慰安婦」相關議題的契機，也讓我學會拋開成見、把自己歸零，跟著身邊的人一起重新學習。因為我實在太想知道日本的教育體系和媒體生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也在接觸各國「慰安婦」議題的過程中發現，我以為自己「已經知道的」並不是制度的全貌。從那天的晴天霹靂，到本書中文版上市歷經了十年，每一年我都還是會有新的發現。

既然這本書的中文書名叫做《上一堂「慰安婦」的課》，那第一課應該就是為什麼本文寫到這裡，「慰安婦」一詞全部都有加上、下引號？使用上、下引號標註，表示這個說法具有爭議，但保留這個用法是將「慰安婦」作為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用語來使用，而非認同這個詞背後所帶有的含義，平井老師在本書正文中也都是如此標註。大家可以試著想想看這個詞的問題出在哪裡，稍後再說明理由。

大阪是最適合接觸「慰安婦」議題的地方

或許是上天的旨意，我當年留學的大阪（也是平井老師的生活據點），正是最適合鑽研這些問題的地方。

舉例來說，在日朝鮮．韓國人社群在大阪歷史悠久，而他們在日本「慰安婦」運動中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在日朝鮮．韓國人不只是穿梭在日、韓兩地，協助雙邊社運團體交流的重要推手，也是在日本境內陪伴韓裔「慰安婦」倖存者（例如：戰後被留在沖繩的裴奉奇、以及戰後選擇逃離家鄉和受害地點來到日本的宋神道）的人。

另外，大阪在日本似乎是獨樹一格的保守右派搖籃，大阪有塚本幼稚園和大阪維新會。塚本幼稚園稍後會在本書登場，大阪維新會的存在則更能凸顯出，像平井老師這樣的人能持續在大阪的公立國中教歷史，是多麼珍貴的事情。

對於台灣讀者來說，「塚本幼稚園」可能有些陌生，但如果說他們就是森友學園經營的幼稚園，可能就有印象了。森友學園是學校法人的名字，原本傘下只有塚本幼稚園。塚本幼稚園有如戰前的軍事化教育風格，致力於復興戰前的《教育敕語》，過去常是外媒拍攝日本右翼洗腦教育向下扎根的最佳寫照。後來森友學園想成立「安倍晉三紀念小學校」，讓塚本幼稚園的學童們還能繼續接受他們理想中的「菁英教育」，但森友學園疑似假借和首相夫人安倍昭惠關係友好的名義，以遠低於市價的價格取得國有地，引發爭議。全案爆發之後，森友學園不只小學開辦不成，財務狀況也出問題，塚本幼稚園於是跟著倒閉。

大阪不只有塚本幼稚園／森友學園，還有積極談論「慰安婦」議題的大阪維新會。

大阪維新會的創辦人橋下徹，二○一三年擔任大阪市長期間就曾主張「任何人都知道『慰安婦』制度是必要的」，引發爭議。以此為契機，大阪維新會開始將「慰安婦」的歷史教育視為「問題」。大阪維新會執政的大阪府在二○一五年率先推出「慰安婦」補充教材，要求府立學校配合府方論述指導學生。大阪維新會不只將觸手伸向教育，城市外交和媒體也是他們的論述戰場。二○一八年，大阪市長吉村洋文甚至為了民間團體捐贈「慰安婦像」給美國舊金山市，單方面和舊金山市斷絕長達六十多年的姊妹市關係。二○一九年愛知三年展展出象徵「慰安婦」倖存者的「和平的少女像」時，當時大阪維新會的代表、同時也是大阪市長的松井一郎跨縣市聲援名古屋市長，聲稱「『慰安婦』問題是假的」，再度引發爭議。像大阪維新會這樣積極參與和「慰安婦」有關的論述，爭奪媒體版面的政黨及旗下政治人物，在日本也實屬罕見。

歷史修正主義再起

雖然森友學園／塚本幼稚園已經倒閉，大阪維新會「暫時」沒有更多舉動，但日本保守右派試圖「恢復」戰前教育體制的勢力並沒有完全式微。

歷史修正主義者將日本學界在戰後對戰爭的反省與檢討貶為「自虐史觀」，認為這樣的歷史敘述「不夠愛國」。但這些歷史修正主義者的「愛國」論述在學界站不住腳，所以只能利用媒體陳述、擴散他們心目中的另類事實，聲稱這段歷史「還有不同的聲音」，進而干擾一般大眾對史實的認知。

以本書中文版出版的二○二五年為例，自民黨籍參議員西田昌司關於沖繩戰的發言，再度引發歷史修正主義捲土重來的擔憂。西田聲稱，沖繩的姬百合之塔將歷史篡改成「日軍進入後姬百合隊就死了，之後美國來了便解放沖繩」，但紀念碑旁的和平資料館根本沒有這樣的敘述。西田還批評沖繩戰的教育內容，並主張：「我必須做出自己能夠接受的歷史，不然日本就無法獨立。」西田的發言獲得極右派新興政黨參政黨黨魁神谷宗幣力挺，並強調這是參政黨的歷史認識。提出不同於史實的另類見解，著重對日本有利的一面，正是歷史修正主義的本質。

值得關注的是，參政黨在二○二五年參議院選舉中席次大有斬獲。參政黨號召「尊重《教育敕語》」的政治立場，已經引發文部科學省的擔憂。文部科學大臣阿部俊子選後已經明言，日本明治天皇頒布的《教育敕語》，在戰後制定主權在民的《憲法》後已失去法律效力，不允許以違反《憲法》或《教育基本法》的形式使用《教育敕語》。這段發言就是擔心參政黨取得席次後，會進一步要求教育現場「須尊重《教育敕語》」的主張。

在保守右翼抬頭的情況下，執政者以各種手段施壓教育第一線必須遵循特定立場指導學生，由國家主導、學校及教師也必須揣摩上意的「戰前」軍事化教育，隨時可能捲土重來。

是「慰安婦」？還是戰時性暴力受害者？

回到引號的問題。一般來說，現在習慣將一九九一年韓國「慰安婦」倖存者金學順女士的現身記者會視為「慰安婦」運動的起點，但其實在這場現身記者會之前，社會上並非完全沒有相關討論。

千田夏光出版的《從軍慰安婦》一書是一例，裴奉奇為了守住在沖繩的居留權而曝光「慰安婦」身分也是一例。化名城田玲子（城田すず子）的日籍「慰安婦」倖存者，也早在一九七一年便出版個人回憶錄《瑪麗亞的讚歌》，可以說至少在日文世界裡面並非完全沒有「慰安婦」的存在，只是缺少當事人現身說法而已。金學順女士會成為「第一位」在鏡頭前現身的倖存者，也是因為有人先知道她曾是「慰安婦」，才能循線找到她。

各國陸續有「慰安婦」倖存者接連現身之後，緊接著面臨的問題就是，該如何稱呼這群人？

「慰安」一詞是從日本軍方視角出發，認為這些婦女是來「撫慰」、提振士氣的人，才稱她們是「慰安婦」（comfort women），有美化日軍行為的疑慮。另一方面，「慰安婦」制度就是一種戰時性暴力（wartime sexual violence），所以「慰安婦」倖存者就是戰時性暴力的受害者，英語世界另有「性奴隸」（sex slaves）的說法，或寫作「日本軍事性奴隸」（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y Japan）。但又有誰會想聽到自己被稱為、被當作是奴隸？韓籍和台籍「慰安婦」倖存者們更希望使用「慰安婦」這個說法，因為這就是當初稱呼她們的方式；中國的「慰安婦」倖存者則相當排斥「慰安婦」這三個字，認為這是一種蔑稱，使用「慰安婦」稱呼中國籍受害者，反而會造成二次傷害。

最終取捨結果，目前傾向保留「慰安婦」的說法，因為這是當時實際使用過的歷史用語，也是韓裔「慰安婦」現身後實際使用的說辭，但必須加上引號，註明這具有爭議。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韓裔或台籍等前殖民地出身的「慰安婦」倖存者們，即便在戰後能使用自己的語言訴說自身經歷，但提到當年的受害過程時，依舊只能使用殖民者的語言，用日文稱自己是「ianfu」，這是否也是殖民統治下的遺毒？對多數地區來說，「母語中沒有對應的單字」也就代表當地不曾遇過這種狀況，這或許是件值得高興的事情。但對於台灣或朝鮮半島這些前殖民地來說，我們似乎無法用同樣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情。

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台灣

台灣和朝鮮半島在二戰期間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也因此，台籍和韓籍「慰安婦」不同於占領地的受害者，有相當高比例「慰安婦」受害者是被帶到遠離家鄉的前線（這已涉及人口販運的問題），成為殖民主義與戰時性暴力的受害者。台灣和朝鮮半島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受害者，這點無庸置疑，但我們似乎常常忽略，台灣早在太平洋戰爭開打之前就被納入日本帝國版圖，所以我們在這場戰爭中也具有加害者的性質。不論台灣的人、事、物是直接或間接參與這場戰爭，台灣確實曾是日本帝國向外擴張時的共犯。

一九四一年日軍襲擊珍珠港後，日本在同一天向荷屬東印度宣戰。當時帝汶島被一分為二，東半部是葡萄牙殖民地，西半部則是荷蘭的殖民地。隔年（一九四二）日軍正式進攻帝汶島，花了半年的時間拿下整座島嶼。而當時參與這場戰役並駐點在帝汶島的第四十八師團就包括「台灣步兵連隊」。台灣步兵連隊原屬台灣軍，負責管轄台灣。取名「台灣」僅代表在台灣成立，不表示整個連隊都是台灣人，但派駐帝汶島的日軍當中，確實曾有台灣人身影。台灣現代詩社「笠詩社」發起人陳千武（本名陳武雄），就是其中一人。陳千武曾以帝汶島上的台籍日本兵與印尼華裔「慰安婦」為題材，寫成短篇小說〈獵女犯〉。雖然這只是一篇小說，故事情節不代表陳千武的親身經歷，但文中歷歷在目的描述，對照東帝汶「慰安所」的狀況，幾乎可以確信當時台灣人就在其中，台灣人也是日軍戰時性暴力共犯結構的一環。

《上一堂「慰安婦」的課：一位日本中學教師的戰鬥紀實》是平井美津子教學歷程的分享。雖然平井老師的課程內容是以日本的情況為主，但希望大家在閱讀本書的時候，能謹記當時日本帝國所及範圍都可能有台灣人牽涉其中。有了這個想法之後，再跟著平井老師的腳步，和學生們一起思考老師在課堂上拋出的問題（例如：怎麼樣才算達到「真正的和解」？），應該會有更多感受。

在名為「慰安婦」制度的集體暴力下，不只出現台籍受害者，台灣人也必須要負擔部分的加害責任。即便這個加害責任的根源，是來自於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面對日軍占領對當地造成的迫害，我們不能視若無睹、全身而退。在戰後八十年的今天，或許我們也該正視台灣在二戰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建構屬於台灣的二戰史。

《上一堂「慰安婦」的課：一位日本中學教師的戰鬥紀實》

作者：平井美津子

譯者：黃昱翔

出版社：黑體文化

出版日期：2025/09/10

內容簡介：

1990年代，亞洲各國倖存的「慰安婦」陸續現身，揭開深藏多年的二戰傷痕。此後，日本有七家出版社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中載入了「慰安婦」的敘述。然而，隨著右翼勢力對教科書出版社的攻擊和施壓，至今僅剩兩家教科書仍保留這段歷史，而在課堂上教導這個議題的教師也寥寥無幾。

本書的作者平井美津子是一個例外。她是大阪一所公立中學的社會科老師，曾親赴韓國訪問年邁的「慰安婦」、到沖繩聽取「姬百合學徒隊」倖存者的證言，並將這些歷史化為教材，與學生共同思索戰爭的真相與記憶的責任。二十多年來，她挺住右翼政客的抹黑與校方要求「不准教」的壓力，持續地教授「慰安婦」議題。

當台灣的「慰安婦」已全數離世，如何讓下一代理解戰爭與性暴力的關聯？如何讓加害與受害的歷史不再沉默？如何喚起學生對歷史議題的興趣，鼓勵他們自主思考和辯證？本書作者以懇切反思的筆調，豐富扎實的課堂經驗，寫下自己與學生教學相長的心路歷程，提供給所有關注「慰安婦」議題的人們，一份寶貴的實踐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