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海外各地的「引揚」者與台灣引揚者：在台日人戰後《告別南國》的比較與對話

讀好書、做好人——轉角國際編輯台的新書文摘選讀。

2026-09-16

1945年11月24日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在美國境內的日本人（含日裔美國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被遣返回日本，也就是日文所謂的「引揚」。圖／美國國家檔案館（NARA）

編按：本文為群馬大學名譽教授所澤潤為《告別南國：在台日人「引揚」研究》（允晨文化，2026）一書撰寫的編者序，原標題為〈來自海外各地的引揚者與台灣引揚者〉，由本書共同編者林初梅翻譯。林初梅為大阪大學人文學研究科教授，亦為大阪大學台灣研究講座計劃主持人。

本書雖以台灣引揚（譯註：從台灣歸國、返鄉）為主題，但為使朝鮮引揚、中國大陸引揚、南洋群島引揚等相關人士閱讀時更易理解，本文特此介紹3種可與上述地區產生對話的研究視角。

首先，將談到「引揚」一詞在日本社會的使用方式，此詞並非譯自中文，其起源並不明確—究竟是自然形成的用語，抑或為將日本人集結送回本國等政治目的而創用的？尚待求證。但無論是從中國、朝鮮或戰場歸國，日本人皆普遍採用這個用語。

值得一提的是，終戰後集體疏散的學童從疏散地返回母校時亦使用此詞，足見當時「引揚」應屬相當普遍的行政用語。本書第三章曾引述日本戰敗後，部分日本民眾懷抱「台灣已非日本領土」的想法，而這些想法中亦提及持續居留當地的可能性，他們的心情，彷彿被歸結到「引揚」一詞所蘊含的某種含義中。

第二，要談的是台灣殘留孤兒的議題，此為既有研究未曾關注的面向，但與中國相同，台灣也存在殘留孤兒問題。1970年代，隨著中日邦交恢復，滯留中國的孤兒成為日本社會的重大議題。筆者於1979年結識台灣留學生時，在談及中國殘留孤兒議題之際，才知曉台灣同樣存在此類孤兒，當時確有家長因無法攜子返日，而將子女託付友人獨自歸國的案例。

台灣殘留孤兒返日的時間點，從年齡推斷應是1952年8月5日，日本與中華民國簽署的《日華和平條約》生效之後的時期，但中國殘留孤兒問題浮出檯面，則是在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後。或許當時中華民國全境以及台灣，存在著某種促使人們收留他人子女撫養的社會氛圍，而從日本同樣存在收養戰災孤兒的案例來看，這種臨危救濟的行為或許本就是人性使然。

本書研究企劃階段，本應覓得相關研究，結果未能納入這類研究誠屬遺憾。筆者曾聽聞多位留學生及其父母提及此事，推測人數應該不只是2、30人的規模，至今未能釐清真相實屬憾事，此應成為未來研究課題之一。

第三將談及台灣引揚與朝鮮引揚的相關性，以下，這個議題著墨較多，因為我認為有必要將筆者母系家族朝鮮引揚的經歷，與本書所述的台灣引揚進行比較。對朝鮮引揚者而言，台灣那般平穩的引揚過程簡直難以置信。

母親的娘家在京城府內經營西服店，母親1925年出生於當時稱為京城的首爾，高等女學校畢業後，到東京求學，在學校迎來終戰，除母親外，其餘家族成員終戰時皆住在京城。

筆者的祖父母、母親的兩位姊姊及其中一位姊姊的兒子，皆屬朝鮮引揚者。就母親所知，全家5人大概是在戰後8月或9月返抵日本，當時若從當地銀行提領紙鈔，常遭尾隨並遭竊賊侵入，住宅搶案頻頻發生。母親提及自家亦曾遇劫，遂於次日立即啟程返日。不過她亦聽聞，由於當地還有遣散後的日本士兵，曾發生眾人合力毆殺入侵劫匪的事件。

所持現金在離開朝鮮前已全數用罄。筆者直接聽祖母描述，原因並非遭竊或被搶，而是從京城前往釜山途中，為確保平安抵達不得不花的過路費，據稱是沿途一點一點地拿出錢來，才得以撐過那段路程，這段經歷與許多朝鮮引揚者的描述存在共通之處。

相較於朝鮮半島的動盪，台灣引揚過程顯然平靜許多。雖然仍有刑警遭襲遇害或是一般平民遇襲事件，第一章也提及，留用者子女上下學途中，有段時期屢遭台灣當地孩童丟石子，家長會長遂委託當地熟識的地痞流氓保護學童上下學。但就台灣全島觀之，即便有這些事情發生，也只是極為少數的偶發事件而已。

本書的基礎源於2024年10月6日於大阪大學中之島中心舉辦的研討會，該研討會結束後，一位與會者問筆者：台北四中的老師為何沒有遭到台灣學生的暴力對待？提問者對台灣情況並不熟悉，因此對於助長歧視的那位教師，竟未遭報復感到不可思議。細想之下，這問題確實有其道理，甚至可視為對所有海外殖民統治的提問。筆者長年採訪台灣相關議題，過去也曾懷抱相同疑問，一個可能性是，或許只是口述訪談的受訪者顧慮筆者的日本人身分而未盡言辭。

在朝鮮與中國東北三省教授當地學童的教師中，是否有人於戰爭結束後遭受報復？東亞地區教師是否存在橫向跨域的共通價值觀？此類議題或許值得深入研究。

圖片僅供示意。圖為台北高等學校（即現今的國立師範大學）第15屆文甲班的學生熊本進（左）與第16屆理甲班學生岡山光雄（岡山光男，中）和第17屆文甲班學生久松康二（右）於宿舍七星寮合照留影留念。圖／維基共享

至於歸國後的同窗會，筆者母親及其姊姊就讀的小學與高等女學校同窗會，乃至京城同鄉會，每年皆在日本定期舉辦。而以韓國人為主的小學同窗會，是否同台灣一樣曾邀請日籍教師出席呢？筆者並無相關資訊可供參考。但為免誤解，在此需補充說明的是，韓國在戰後也有歡迎日籍校友的案例。

1980年代筆者母親的一個同學造訪首爾，這位同學是母校─京城府南山小學時期的同學，因懷念故地重遊南山小學，恰巧遇見校長，校長深受感動，召集全校學童至操場，介紹道：「各位的前輩日本校友來看母校了」，還請這位校友登台向全體學童問好。據說這位校友對此事感到意外，並在同窗會時與大家分享。但其實台灣引揚者初次造訪台灣母校受到歡迎時，也有不少人感到意外，或許是朝鮮半島南北分裂的現狀，使得日韓地理距離雖近，卻難以與當地交流，這件事才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期間，在京城（即現今的韓國首爾）三越百貨京城支店（現今的新世界百貨本店）前的街景。圖／維基共享

本書所收錄的訪談紀錄中，曾提及財產相關話題。據筆者母親描述，娘家在京城經營的西服店，於終戰後撤離時，全部轉讓給一名朝鮮男性員工。返日後，該員工持續與祖父母保持聯繫，直至韓戰爆發才斷了音訊，但從日本國內已無從找尋他的下落，推測對方也有可能在韓戰中喪生。

台灣在戰後混亂時期亦發生諸多財產糾紛。聽過一些案例，例如新政府啟動土地登記前，有日本人將土地房屋轉讓給台灣人，因而免遭政府徵收的案例；又或是受日本商家委託保管家產，卻始終沒有歸還，而在台灣人之間被冷嘲熱諷的案例。

朝鮮引揚與台灣引揚，有關兩者之間的差異，從上述案例，當然無從歸納出結論，惟一些難以置信、是非糾紛等現象，也在台灣某一時期發生過，但若論及兩者之間存在多少共通性，筆者現階段仍難以回答。

綜合以上所述，本序文提及「引揚」一詞的使用、台灣殘留孤兒的問題，以及朝鮮與台灣之間的比較，這些雖非本書核心論述，但筆者認為這些都可視為理解日人自台灣平穩返國的線索。

最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筆者認為引揚研究具有闡明日本國家樣貌的延展性。諸如日本自明治以來所建構的國家體制，在瓦解後，如何面對海外領土喪失的問題？甚而在與周邊國家進行國際談判的過程中，國家樣貌如何轉型的問題？日本敗戰後的引揚，正是讓這些問題具體浮現的重大議題，筆者認為以此切入進而拓展的研究，今後也將持續進行，就此觀點而言，本書可以視為前置性階段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