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角月影花怪談／愛情也難敵瘴癘之地，日治台灣〈百斯篤怪談〉中的鼠疫問題

在日治台灣的治理當中，最重要的一環，想必就是傳染病的預防。日本帝國一入主台灣，在1895年的乙未戰役中，作為日軍最高統御者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就因為瘧疾，最後病戰死於台灣。也因此在後續的治理中，疾病防治成了當時的重中之重，更引進了各種現代化的衛生與防疫設施。

除了上述日治時期，現代性防疫與衛生系統的引進外，熟悉台灣民俗的讀者勢必知道，各種地方信仰或祭典，也都與疫病有關，例如：深入民間的五府王爺與知名的送王船等等，皆是有趣的例子。而在過去，《台灣日日新報》竟然也有與疫病相關的怪談，是刊載於1911年5月25日的〈百斯篤怪談〉（百斯篤と怪談）。

〈百斯篤怪談〉中的女性復仇

「百斯篤」為外來語「ペスト」（德語：pest）的音譯，也就是所謂的鼠疫。鼠疫在日治時期，仍是令人聞之色變的疾病，其中更隱含了當時台灣成為帝國領土後，台、日人口流動下的歷史背景。

〈百斯篤怪談〉故事的主角，是一名遭到女子怨念追逐的男子前田松次。女子名叫桂留（かつら とめ），是住在大阪東區東平野町桂正七的女兒。桂留年幼時母親便去世，由父親獨自扶養長大。父親 正七雖然勤奮工作，但他累積家產的基礎，其實是當年將桂留賣到神戶福原遊廓所得的錢。

流落風塵的桂留即使身處遊廓，始終沒有放棄對未來生活的期待。她最大的願望，是熬過契約期，與心愛的人建立家庭，奉養年邁的父親，重新過著平凡安穩的生活。後來，桂留在遊廓認識了情人前田松次。松次表面上善於交際、能言善道，不斷以甜言蜜語取得桂留的信任，甚至許下一生相守的承諾。

雖然桂留身邊不少人知道松次的為人，暗中勸阻兩人，甚至譏笑桂留，她卻始終相信對方是真心相待，深信只要彼此相愛，終究能迎來幸福。桂留甚至曾經表達，願意為這段感情不計代價與松次殉情。

1911年3月，桂留終於期滿得以離開福原遊廓，不過這時，松次已經前往嘉義從事裝裱業。桂留追隨松次來到台灣，在台北車站附近的宿屋（旅店）與便利屋（即什麼業務都接的萬事屋）工作。松次也來到台北與桂留見面，但久別重逢的兩人卻爆發激烈爭吵。

桂留希望兩人一起回到日本，松次卻不願意離開台灣。爭執之中，松次甚至以桂留曾從事妓業一事羞辱她，使她對這段感情徹底死心，兩人因此不歡而散。

不久後，桂留帶著僅有的旅費和一只皮箱，於當年5月11日搭乘讚岐丸返回日本。不料，當時正有一波由嘉義蔓延至台北的疫情，桂留在返鄉途中感染了百斯篤（鼠疫），上岸後被送往紅十字醫院治療，不久便病逝。

據說，桂留臨終前在劇烈痛苦中發出最後一聲悲鳴，隨即斷氣，在場眾人無不震驚。桂留火化後，處理後事的人曾寫信詢問在台灣的松次如何安置桂留的遺骨，卻始終沒有得到明確回覆，最後只收到草率地要求將她的骨灰寄回大阪老家的答覆。

桂留離世後，松次離開嘉義，想前往台北謀生，途中曾在台南停留，之後搭乘夜車北上，不久後也感染了鼠疫。交往中的男女前後感染當時最猛烈的傳染病，雖然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但真正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反而是人們無止境的迷信與幻想吧？

然而，故事並未就此結束。相傳桂留死後怨念未散，始終無法安息。地方開始流傳，松次的染疫正是背棄桂留、欺騙她感情所遭到的報應。更有人聲稱，一名負責照顧松次的看護女子遭到桂留附身，並藉由附身者之口，道出了整起悲劇的始末。於是，一段原本因鼠疫流行與男女情感糾葛而起的悲劇，最終演變成流傳於日治時期台灣的一則「百斯篤怪談」。

防疫的理性與迷信和邊緣女性流轉史

回顧台灣近代公共衛生的發展，疫病帶來的不只是醫療與行政上的挑戰，也深刻影響了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隨著西方公共衛生制度與近代醫學經由日本傳入台灣，官方開始建立檢疫制度、隔離措施與傳染病防治體系。然而，疾病所帶來的未知與恐懼，並未因為現代醫學的出現而立即消失，而是持續存在於民間社會之中，並反映在各種怪談、傳聞與靈異敘事裡。

若從19世紀末的戰爭來看，無論是牡丹社事件、清法戰爭或乙未戰爭，真正造成大量死亡的往往不是戰鬥，而是疫病。外來軍隊來到台灣時，首先面對的不是敵軍，而是鼠疫、霍亂、瘧疾與各種傳染病。這些經驗促使日本統治台灣後，逐步將公共衛生納入殖民治理的重要工作，建立港口檢疫、醫療制度、傳染病預防規則與隔離措施，希望透過制度化管理降低疫病對社會的衝擊。

然而，近代公共衛生制度的建立，也衝擊了台灣原有的疾病觀。對許多人而言，疾病並不只是細菌感染，而可能與瘟神、亡魂、風水或各種超自然力量有關。日治初期推動社區消毒、火葬、遺體解剖等措施時，便曾引發地方社會的強烈反彈，「冷水害人」、「燒人屍身」、「破人屍身」等說法，都反映出傳統信仰與近代醫學之間的碰撞。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知識轉變，也反映在日治時期的怪談書寫之中。明治44年（1911年）《臺灣日日新報》刊載的〈百斯篤怪談〉，便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報導。事實上，這篇怪談的導言是這樣寫的：

「舞台上敲下一記拍子木『喀！喀！』的聲音響起，緊接著傳來陰森刺耳的鐘聲，四周逐漸暗了下來。就在這時，一名慘死的幽靈突然大喊：『好怨恨啊！』這樣的畫面，大概就是那些作惡多端、心中有鬼的人，因心虛而產生的精神幻象。

根據當時心靈研究會的說法，許多靈異經驗都只是幻想自戲劇情節，例如：披頭散髮的鬼魂、充滿怨氣的哭喊聲等，不過是人們茶餘飯後談論的故事。然而，最近台北卻流傳著一則據稱真實發生的怪談。」

其中最有趣的，即是該導言也提到前篇探討騷靈現象的文章中，淺野和三郎成立的心靈科學研究會，是當時日本知識界試圖以科學方法探討靈異經驗的重要組織之一。在這樣的知識背景下，怪談不再只是民間奇談，而成為可以透過心理學、物理學甚至醫療哲學加以分析的研究對象。〈百斯篤怪談〉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誕生。

換言之，這篇怪談並非只是描述鬼怪，而是建立在鼠疫流行所造成的集體恐懼之上。疫病帶來的不只是死亡，也伴隨大量流言、誤解與各種超自然想像。當未知迅速蔓延時，人們往往試圖透過怪談理解無法解釋的現象，而知識分子則開始以近代醫學、心理學與心靈研究重新詮釋這些故事。

如果說公共衛生制度試圖管理的是疫病本身，那麼怪談書寫所反映的，則是社會如何理解疫病所帶來的恐懼。兩者看似分屬不同領域，實際上卻共同構成近代台灣面對疾病的重要歷史經驗。政府透過檢疫、現代醫療制度與傳染病防治規則建立新的公共衛生秩序；報刊新聞、小說與怪談則記錄了人們如何在傳統信仰與近代知識之間，重新理解疾病、死亡與未知。

不過「怪談」除了作為新知識體系介入的媒介之外，在〈百斯篤怪談〉這則故事中，我們依舊無法迴避當時在台灣的女性經驗，其中最微妙的就是桂留一心希望與愛人重新回到日本的這份心情。

當代台灣所接觸的灣生經驗，大多是在台灣出生的第2、第3代日本人，於二戰結束後，被盟軍遣返回陌生祖國後，對台灣的懷鄉心情。不過若是日治時代初期因為政務調動或各種非自願原因來到台灣的日本人——特別是被人口販運到台灣的花街女性，或者是因為在日本有了「瑕疵」，而在內地被刻意排擠至殖民地的邊緣人，他們最大的心願，反而是想賺夠錢離開台灣，風風光光回去日本。這些內容，在日治台灣度過少女時代的日本作家真杉靜枝，其作品都有深刻描述。

真杉以〈站長的少妻〉與〈南方之墓〉為核心，描寫了殖民地台灣南部日本中下階層的生活。作品中的女性多嫁給站長、副站長或鐵道職員，看似擁有穩定的生活，實際上卻長期受困於經濟拮据之中。〈站長的少妻〉描寫嫁給舊城車站站長的美那子，每日操持家務、節省開銷，夫妻二人辛苦工作卻始終無法累積積蓄，最大的願望便是存夠錢返回日本；〈南方之墓〉中被日本醫師贖身的藝妓則遭受虐待，最後慘死於異鄉。

真杉靜枝筆下的殖民地台灣並非實現帝國夢想的樂土，而是日本中下階層謀生的邊陲空間。這些在台灣的人們雖然身為日本人，卻因經濟困頓與社會地位低落而淪為「帝國邊緣者」，始終懷抱著離開殖民地、返回日本的願望。這份信念，相信也存在桂留的心中。

雖然我們已沒有更多資料，也難以論斷桂留與松次的私人情感，但兩人如果對留在台灣發展沒有共識，那情感走向終點，似乎也不難理解。惟後續兩人接連染疫甚至喪失生命，僅留下〈百斯篤怪談〉這則報導，作為當時明治台灣在鼠疫疫情籠罩下，愛恨交織的浪漫逸話。

回頭來看，〈百斯篤怪談〉真正值得注意的，並不只是日治時期流傳的一則靈異故事，而是它完整呈現了近代台灣面對疫病時，理性與迷信並存的歷史景象。當時，日本殖民當局試圖以理性的近代公共衛生制度控制傳染病，不過，民間仍透過怪談、附身與報應等敘事，理解疾病、死亡與人際情感所帶來的衝擊。

對今日的讀者而言，這則故事以鼠疫流行下的社會記憶為主題，更是關於殖民地人口流動與邊緣女性命運的紀錄。好不容易從花街解放的桂留，最後始終未能回到她所期待的新生活，松次也未能逃離疫情與流言，留下的只有一篇刊載於報紙上的怪談。也正因如此，這才讓我們得以重新看見，日治台灣的怪談從來不單單只是鬼故事，而是殖民主義、近代知識與人性糾葛交會下的一段歷史見證。

參考資料：

• 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臺北市：聯經出版。2013。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