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防疫隔離到「種族屠殺」？德國的瘟疫小史，黑死病與大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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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4. 19 德國】

從防疫隔離到「種族屠殺」？德國的瘟疫小史，黑死病與大流感

「那些『世紀瘟疫』...改變了什麼？」隨著歐洲部分國家的武漢肺炎疫情，出現放緩的跡象，德國總理梅克爾本周已宣布：將階段性放寬限制、緩步復工。為了阻遏病毒蔓延，各種軟硬不一的「隔離封城」手段，對當代德國人來說起初似乎難以想像，甚至引發爭議討論。面對人類近代史上的重大瘟疫，梅克爾曾公開喊話：「我們必須挺住！」但回頭看德國歷史上經歷過的大流行病，從中世紀黑死病到上世紀初的西班牙流感，德國是怎樣挺過的？

德國總理梅克爾本周宣佈：「社交限制令」原則上仍將至少延長至5月3日，但由於疫情已見放緩，全國也將逐漸鬆綁復工。比如：從4月20日開始，允許中小型商店在遵守防疫規範下恢復營業、賓士與福斯車廠將陸續恢復歐洲生產線、自5月4日起，各級學校階段性復課；唯大型聚眾活動、餐廳與酒吧等社交場所，當前仍將持續關閉禁止，以免防疫努力功虧一簣。

從3月22日德國全國宣布社交禁制令開始，儘管相較於武漢式的硬性封城，德國的社交禁制令相對軟性彈性，但為了抵禦病毒、限縮個人自由的防疫政策，也在德國社會掀起不少討論。許多醫藥史學者也紛紛將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與另外兩起世紀性的傳染疾病——黑死病與西班牙流感——對照討論。

德國《明鏡》就提到，當前德國與許多國家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隔離手段，其實有其歷史殷鑑可以追溯。儘管許多西方國家的民眾，初聞武漢、義大利隔離封城時，對於這樣的防疫政策感到難以想像，但事實上在歐洲瘟疫史上這卻遠非新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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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於歐洲大爆發的黑死病（Black Death），從14世紀在歐洲大流行以來，反覆來襲，在西歐要一直到18世紀以後才絕跡，在東歐則延續至19世紀。

根據後世的科學家與史學家研究推論，黑死病事實上是透過鼠類動物身上的跳蚤，傳播至人體身上。寄生在鼠類跳蚤身上的細菌，不只導致鼠群大量死亡，其後也導致人類經由跳蚤感染，染上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甚至可能惡化為敗血性鼠疫（Septicemic plague）或肺炎性鼠疫（Pneumonic plague）。

當中，肺炎性鼠疫是已知會人傳人的黑死病鼠疫類型，但在黑死病大流行中，大多染病者主要是經由鼠群跳蚤感染。

但即便在中世紀，人類對於黑死病知之甚少，當時仍直觀地發現並認為，黑死病在歐洲的大流行，極可能與日漸頻繁的商業貿易往來有緊密關聯。從1348年開始，義大利便有了「隔離檢疫」（quarantine）的概念與相關措施，禁止疫區船隻入港、在港口口岸設置隔離所等等。這樣的觀念也影響了神聖羅馬帝國，並沿襲至今日的聯邦德國。比如：今日德國北部港口城市漢堡（Hamburg），其設置港口醫療站檢疫外來船隻是否感染傳染疾病，便是源於中世紀時期的黑死病防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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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檢疫隔離，防疫封鎖線（cordon sanitaire）也是另一個黑死病瘟疫下形成的防疫概念。18世紀法國爆發嚴重鼠疫時，就曾在馬賽建造「瘟疫牆」（Mur de la peste），透過防疫警戒線來控制疫情擴散。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也曾在黑死病肆虐時，從喀爾巴阡山脈到亞德里亞海岸線的東部邊境，劃設長達約1,900公里的防疫封鎖線，設置隔離檢疫站。不過這是否有成功起到防疫作用？卻有所爭議。

德國醫藥史學家艾卡特（Wolfgang U. Eckart）就向《明鏡》表示，這道防疫警戒線並沒有起到多少作用——畢竟「有錢人付了錢，仍能允許通過，繼續進行貨物運送。後來普魯士亦採取類似措施應對霍亂，但也沒效。」

在一般歷史通說中，大多認為儘管黑死病的精確死亡數據難以考究，但至少約奪去了歐洲三分之一、3,000萬的人口。艾卡特表示，這劇烈地改變了當時的社會結構，也導致了遠早於納粹猶太大屠殺之前，因瘟疫而針對猶太人發起的另一場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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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ünster）的猶太歷史學者蕭爾（Christian Scholl）亦向媒體表示，在1348年的復活節前後，當時人們因為無法解釋黑死病，於是在歐洲整體瀰漫的反猶氛圍下，乾脆指控是猶太人在井水下毒，這才導致這場瘟疫浩劫。

在神聖羅馬帝國、法國南部等地，包含現今屬於德國領土的弗萊堡（Freiburg）、科隆（Köln）、特里爾（Trier）...等，都有針對猶太人的暴力攻擊，甚至摧毀了當地整個猶太社區。

18、19世紀以後，包含德國在內的西歐國家度過黑死病威脅後，德國在19世紀末，迎來了一次嚴重的霍亂疫情。當時漢堡由於自來水系統的霍亂汙染，導致近萬人死亡。而這次霍亂的災難，對當代德國的公共衛生觀念，有了很大的影響。比如：開始規律地洗澡、使用肥皂洗手、完善建設自來水與汙水處理系統，還有在1900催生為了抑制傳染疾病的《帝國疾病法》（Reichsseuchengesetz）。

然而在這之後，下一場更慘烈的大規模死亡瘟疫——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卻又狠狠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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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流感是當前人類歷史上已知最致命的傳染疾病之一，普遍被認為僅次於黑死病。儘管俗稱為「西班牙流感」，但事實上病毒源發地至今仍眾說紛紜，並參雜了各種陰謀論，美國、中國、法國等都曾被指是瘟疫起點，卻始終未能確切證實。

由於1918年大爆發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許多參戰國家——包含德國在內——都在戰時狀態下嚴格管制新聞媒體，當時中立的西班牙，因此成為大量報導疫情的主要國家之一，以訛傳訛下也漸漸地被外界誤認為疫情原爆點。儘管西班牙曾經抗議但最終無果，仍被俗稱為「西班牙流感」。

根據後世估算，西班牙大流感死亡人數最高可能達到5,000萬之譜。相較之下，截至4月中，武漢肺炎全球累計確診已超過218萬人，死亡病例全球突破14萬，學界亦普遍認為這次疫情雖然嚴重，但應不至於發展至當時的地步。不過，若以德國為例，兩次大流行病卻有著不少相似之處。

艾卡特教授表示，兩次大流行都產生了對科學的無力感（無疾病解方），同樣都出現恐慌性囤貨（西班牙流感主要為搶購食物；武漢肺炎則為衛生紙等民生物資），也都面臨了限制群聚等社交禁令的掙扎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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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曼漢姆（Mannheim）的人們就曾經很猶豫，到底要不要關閉電影院還有劇院？之所以沒這麼做的原因是，他們認為人們總是要找點樂子，戰爭已經很糟了，然後又是西班牙大流行，『我們可不能奪走他們的娛樂』。」

艾卡特解釋，1918年一戰正要落幕，西班牙流感的瘟疫殘酷實況，一方面被戰爭烽火沖刷蓋過，另一方面也因為戰爭後百廢待舉，國家社會陷入體制及心靈脆弱的劣勢，也因此部分影響到了當時的防疫措施。

關於限縮個人自由與公共生活的防疫手段與掙扎，在過去數百年的德國歷史上都有跡可循。不過在當代討論中，將威權國家與民主國家的治理手段，完全並置與比較，並斷然聲張「封城隔離」即是最佳方法，卻也仍存在危險盲點。

在德國與其他許多民主國家，防疫政策仍基於民主法治的基本原則。政府可以限縮人民權利到何種程度？如何解封復原？也是輿論至今未停止的討論焦點。對此，德國總統史坦邁爾在復活節談話中就強調了民主制度下，監督、批判、透明，還有公民責任的重要性：

「這段時間，我們所採取的有力行動，並不是因為有雙鐵腕強迫我們；而是因為我們是個民主國家與負責任的公民。我們彼此信任，聆聽事實與批判，理性行動、選擇做對的事——這就是我們的民主，每個人都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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