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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防疫隔離到「種族屠殺」?德國的瘟疫小史,黑死病與大流感

2020/04/19 轉角24小時

圖為中世紀瘟疫地獄圖像。 圖/維基共享
圖為中世紀瘟疫地獄圖像。 圖/維基共享

【2020. 4. 19 德國

從防疫隔離到「種族屠殺」?德國的瘟疫小史,黑死病與大流感

「那些『世紀瘟疫』...改變了什麼?」隨著歐洲部分國家的武漢肺炎疫情,出現放緩的跡象,德國總理梅克爾本周已宣布:將階段性放寬限制、緩步復工。為了阻遏病毒蔓延,各種軟硬不一的「隔離封城」手段,對當代德國人來說起初似乎難以想像,甚至引發爭議討論。面對人類近代史上的重大瘟疫,梅克爾曾公開喊話:「我們必須挺住!」但回頭看德國歷史上經歷過的大流行病,從中世紀黑死病到上世紀初的西班牙流感,德國是怎樣挺過的?

德國總理梅克爾本周宣佈:「社交限制令」原則上仍將至少延長至5月3日,但由於疫情已見放緩,全國也將逐漸鬆綁復工。比如:從4月20日開始,允許中小型商店在遵守防疫規範下恢復營業、賓士與福斯車廠將陸續恢復歐洲生產線、自5月4日起,各級學校階段性復課;唯大型聚眾活動、餐廳與酒吧等社交場所,當前仍將持續關閉禁止,以免防疫努力功虧一簣。

從3月22日德國全國宣布社交禁制令開始,儘管相較於武漢式的硬性封城,德國的社交禁制令相對軟性彈性,但為了抵禦病毒、限縮個人自由的防疫政策,也在德國社會掀起不少討論。許多醫藥史學者也紛紛將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與另外兩起世紀性的傳染疾病——黑死病與西班牙流感——對照討論。

德國《明鏡》就提到,當前德國與許多國家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隔離手段,其實有其歷史殷鑑可以追溯。儘管許多西方國家的民眾,初聞武漢、義大利隔離封城時,對於這樣的防疫政策感到難以想像,但事實上在歐洲瘟疫史上這卻遠非新鮮事。

隔離封城等防疫政策,在當代德國令人感到難以想像,但事實上在歐洲瘟疫史上這卻遠非新...
隔離封城等防疫政策,在當代德國令人感到難以想像,但事實上在歐洲瘟疫史上這卻遠非新鮮事。 圖/維基共享

中世紀於歐洲大爆發的黑死病(Black Death),從14世紀在歐洲大流行以來,反覆來襲,在西歐要一直到18世紀以後才絕跡,在東歐則延續至19世紀。

根據後世的科學家與史學家研究推論,黑死病事實上是透過鼠類動物身上的跳蚤,傳播至人體身上。寄生在鼠類跳蚤身上的細菌,不只導致鼠群大量死亡,其後也導致人類經由跳蚤感染,染上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甚至可能惡化為敗血性鼠疫(Septicemic plague)或肺炎性鼠疫(Pneumonic plague)。

當中,肺炎性鼠疫是已知會人傳人的黑死病鼠疫類型,但在黑死病大流行中,大多染病者主要是經由鼠群跳蚤感染。

但即便在中世紀,人類對於黑死病知之甚少,當時仍直觀地發現並認為,黑死病在歐洲的大流行,極可能與日漸頻繁的商業貿易往來有緊密關聯。從1348年開始,義大利便有了「隔離檢疫」(quarantine)的概念與相關措施,禁止疫區船隻入港、在港口口岸設置隔離所等等。這樣的觀念也影響了神聖羅馬帝國,並沿襲至今日的聯邦德國。比如:今日德國北部港口城市漢堡(Hamburg),其設置港口醫療站檢疫外來船隻是否感染傳染疾病,便是源於中世紀時期的黑死病防治概念。

儘管黑死病的精確死亡數據難以考究,但普遍認為至少約奪去了歐洲三分之一、3,000...
儘管黑死病的精確死亡數據難以考究,但普遍認為至少約奪去了歐洲三分之一、3,000萬的人口。圖為德國埃爾萬根(Ellwangen)出土的黑死病瘟疫埋葬骨骸。 圖/Max Planck Institute

除了檢疫隔離,防疫封鎖線(cordon sanitaire)也是另一個黑死病瘟疫下形成的防疫概念。18世紀法國爆發嚴重鼠疫時,就曾在馬賽建造「瘟疫牆」(Mur de la peste),透過防疫警戒線來控制疫情擴散。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也曾在黑死病肆虐時,從喀爾巴阡山脈到亞德里亞海岸線的東部邊境,劃設長達約1,900公里的防疫封鎖線,設置隔離檢疫站。不過這是否有成功起到防疫作用?卻有所爭議。

德國醫藥史學家艾卡特(Wolfgang U. Eckart)就向《明鏡》表示,這道防疫警戒線並沒有起到多少作用——畢竟「有錢人付了錢,仍能允許通過,繼續進行貨物運送。後來普魯士亦採取類似措施應對霍亂,但也沒效。」

在一般歷史通說中,大多認為儘管黑死病的精確死亡數據難以考究,但至少約奪去了歐洲三分之一、3,000萬的人口。艾卡特表示,這劇烈地改變了當時的社會結構,也導致了遠早於納粹猶太大屠殺之前,因瘟疫而針對猶太人發起的另一場大屠殺。

圖為羅馬尼亞1911年防止霍亂的防疫牆,示意圖。 圖/維基共享
圖為羅馬尼亞1911年防止霍亂的防疫牆,示意圖。 圖/維基共享

明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ünster)的猶太歷史學者蕭爾(Christian Scholl)亦向媒體表示,在1348年的復活節前後,當時人們因為無法解釋黑死病,於是在歐洲整體瀰漫的反猶氛圍下,乾脆指控是猶太人在井水下毒,這才導致這場瘟疫浩劫。

在神聖羅馬帝國、法國南部等地,包含現今屬於德國領土的弗萊堡(Freiburg)、科隆(Köln)、特里爾(Trier)...等,都有針對猶太人的暴力攻擊,甚至摧毀了當地整個猶太社區。

18、19世紀以後,包含德國在內的西歐國家度過黑死病威脅後,德國在19世紀末,迎來了一次嚴重的霍亂疫情。當時漢堡由於自來水系統的霍亂汙染,導致近萬人死亡。而這次霍亂的災難,對當代德國的公共衛生觀念,有了很大的影響。比如:開始規律地洗澡、使用肥皂洗手、完善建設自來水與汙水處理系統,還有在1900催生為了抑制傳染疾病的《帝國疾病法》(Reichsseuchengesetz)。

然而在這之後,下一場更慘烈的大規模死亡瘟疫——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卻又狠狠撲來。

19世紀末漢堡由於自來水系統的霍亂汙染,導致近萬人死亡。而這次霍亂的災難,對當代...
19世紀末漢堡由於自來水系統的霍亂汙染,導致近萬人死亡。而這次霍亂的災難,對當代德國的公共衛生觀念,有了很大的影響。 圖/維基共享

西班牙流感是當前人類歷史上已知最致命的傳染疾病之一,普遍被認為僅次於黑死病。儘管俗稱為「西班牙流感」,但事實上病毒源發地至今仍眾說紛紜,並參雜了各種陰謀論,美國、中國、法國等都曾被指是瘟疫起點,卻始終未能確切證實。

由於1918年大爆發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許多參戰國家——包含德國在內——都在戰時狀態下嚴格管制新聞媒體,當時中立的西班牙,因此成為大量報導疫情的主要國家之一,以訛傳訛下也漸漸地被外界誤認為疫情原爆點。儘管西班牙曾經抗議但最終無果,仍被俗稱為「西班牙流感」。

根據後世估算,西班牙大流感死亡人數最高可能達到5,000萬之譜。相較之下,截至4月中,武漢肺炎全球累計確診已超過218萬人,死亡病例全球突破14萬,學界亦普遍認為這次疫情雖然嚴重,但應不至於發展至當時的地步。不過,若以德國為例,兩次大流行病卻有著不少相似之處。

艾卡特教授表示,兩次大流行都產生了對科學的無力感(無疾病解方),同樣都出現恐慌性囤貨(西班牙流感主要為搶購食物;武漢肺炎則為衛生紙等民生物資),也都面臨了限制群聚等社交禁令的掙扎討論。

根據後世估算,西班牙大流感死亡人數最高可能達到5,000萬之譜。圖為澳洲當時防疫...
根據後世估算,西班牙大流感死亡人數最高可能達到5,000萬之譜。圖為澳洲當時防疫戴上口罩。 圖/澳洲國立博物館

「1918年,曼漢姆(Mannheim)的人們就曾經很猶豫,到底要不要關閉電影院還有劇院?之所以沒這麼做的原因是,他們認為人們總是要找點樂子,戰爭已經很糟了,然後又是西班牙大流行,『我們可不能奪走他們的娛樂』。」

艾卡特解釋,1918年一戰正要落幕,西班牙流感的瘟疫殘酷實況,一方面被戰爭烽火沖刷蓋過,另一方面也因為戰爭後百廢待舉,國家社會陷入體制及心靈脆弱的劣勢,也因此部分影響到了當時的防疫措施。

關於限縮個人自由與公共生活的防疫手段與掙扎,在過去數百年的德國歷史上都有跡可循。不過在當代討論中,將威權國家與民主國家的治理手段,完全並置與比較,並斷然聲張「封城隔離」即是最佳方法,卻也仍存在危險盲點。

在德國與其他許多民主國家,防疫政策仍基於民主法治的基本原則。政府可以限縮人民權利到何種程度?如何解封復原?也是輿論至今未停止的討論焦點。對此,德國總統史坦邁爾在復活節談話中就強調了民主制度下,監督、批判、透明,還有公民責任的重要性:

「這段時間,我們所採取的有力行動,並不是因為有雙鐵腕強迫我們;而是因為我們是個民主國家與負責任的公民。我們彼此信任,聆聽事實與批判,理性行動、選擇做對的事——這就是我們的民主,每個人都至關重要。」

圖為美國堪薩斯州的軍營醫院,確診西班牙流感的軍人塞滿了醫院。 圖/美聯社
圖為美國堪薩斯州的軍營醫院,確診西班牙流感的軍人塞滿了醫院。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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