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迷宮》：中國大饑荒時期的「上海孤兒」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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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1959年開始的三年大飢荒及其後一段時期，大量棄嬰被拋擲在常州、無錫、蘇州和上海一帶各大城市、之後因棄嬰數量過於龐大、加上糧食供應日漸短少，大城市福利機構無力負擔，這些棄嬰又由中國政府出手，將其轉移至內蒙古和華北地區安置。這些棄嬰，就被稱為「上海孤兒」。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21年兩會期間曾提到「三千孤兒入內蒙」。

中國拍出了2019年電視劇《國家孩子》，把悲劇描述成了黨國佳話，用以包裝上海孤兒們的殘酷身世。而這群在時代悲劇中迷失自我的人，年華老去之後試圖尋找落葉歸根之地，記者楊猛作者亦跟隨他們的尋親腳步。

▌本文為《上海迷宮：一段以人性丈量中國的旅程》（二十張，2025）書摘

追隨著尋親者的腳步，最後一站我來到上海。

比起其他省市的檔案館，位於外灘的上海市檔案館是我遇到的最為規範的窗口單位。這裡提供了更多的開放服務，體現了與國際大都市地位相符的水準。這裡也有審檔，但規定都寫在紙上，有據可查，程式透明，基本杜絕了隨意的人為因素。好的制度可以培養公眾信心，執行很差的制度則相反。

在上海檔案館，我有了一些特別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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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一份《關於加強對流浪街頭和流散小船上的外來人口的收容遣送工作的請示報告》中提及：

「某些地區」自然指的是報告提到的江蘇、安徽、浙江、山東。這是重災區，也是流民主要來源。一萬人流浪上海街頭，規模驚人，印證了饑荒的嚴重。出於求生本能，災民到大上海尋求幫助，相信在這裡能找到活路。戶籍制度不允許自由流動，他們當時被視作「盲目流入人口」，簡稱「盲流」，這個詞彙帶有對流動人口的制度性侮辱，計畫時代烙印鮮明，後來的市場經濟取消了對人員流動的限制，「民工」、「農民工」、「進城務工人員」才次第取而代之。

我記起了呂順芳講過的話。「為什麼我們把孩子都扔到了上海？因為我們這裡的人腦子活，大家知道上海有吃的。你送我也送，好像生怕吃虧似的。」

起初我不理解「怕吃虧」的含義，現在才恍然大悟：這是非常時期中國人的生存智慧，說白了就是為了活命。農村人口是最大的受災群體。如果呆在原籍，就會無聲無息死去。既然糧食優先供應給了上海這些大城市，那麼就把孩子丟去上海！某種意義上，這是對城鄉二元分配體系發出的抗議。

隨著流民大量湧入，上海不堪重負。一九六○年二月五日上海市民政局的通知顯示：為了應對江蘇等地的流浪人員和棄嬰的增加，上海尋求組織協調說明。

《關於去江蘇磋商動員遣送盲目流入本市的農民回鄉生產工作的幾點意見》顯示，「全市約有臨時人口三十二萬人，其中盲目流入的十多萬人。絕大部分是農村人。其中來自江蘇的約占70%，安徽占20%，浙江、山東等地的約占10%。江蘇流入的以揚州專區興化、商郵、太（泰）州、江都等地為最多。70%以上是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其中還混雜有一些地富反壞分子。」

比照第一份報告可以印證，上海的流浪人口主要來自江蘇、安徽這兩個相鄰省，占了90%，其中占70%的人口是青壯年勞動力，正值生育年齡，應該大都拖家帶口，基本可以判斷是棄嬰主要來源。

「農村人口盲目流入，帶來糧供治安問題，特別是少數地富反壞分子和二流子等流入本市後，造謠破壞，汙蔑人民公社，攻擊農業『大躍進』。」

「此外有些農村人口在流入城市後，把帶來的嬰幼兒遺棄在車站、碼頭，最近一個時期本市收養的嬰幼兒急增。今年一月一日至十八日，全市收養棄嬰和兒童七百九十人，平均每天收養四十四個人，較去年同期增加十倍多。在收養的嬰幼兒中，80%以上是農村人口，據對二十九個七歲以上的兒童談話得知，除兩人原籍安徽外，其餘均是蘇北農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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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些資訊得出判斷：棄兒絕大部分來自江蘇和安徽，少部分來自浙江和山東——都是上海近鄰。這應該就是今天五湖四海的「上海孤兒」們的主要來源。

這個關鍵資訊點明了上海孤兒群體的主要構成。就像呂大姐所說，「上海孤兒並不是上海人，只是經過上海流出的」。

「為減少社會棄嬰，除本市積極採取措施外，要求江蘇結合勸阻工作，對農民進行宣傳教育，發現有遺棄嬰兒的問題，要進行適當處理。」

各地開始相互協調應對越來越大的棄嬰潮，目的是保證上海正常運轉。但是對於這些饑餓的流民，只強調「宣傳教育」，並沒有進一步的救助和解決方案。

到了三年困難時期結束，情況趨於好轉。《育兒院一九六二年上半年認領處理情況》記錄，上海育兒院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大收容以後，收容量逐年減少，據當年一到四月的統計，平均每月只收容五十一名，「情況基本上是穩定的」。

至此，可以勾勒一幅比較清晰的棄嬰遷徙圖：

上海地區的棄兒，主要來自江蘇，其次是安徽，少部分來自浙江和山東。流入上海、無錫等地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地方有慈善傳統，父母們聽說過那裡有育兒院，可以收留孩子。

上海和無錫等地，無力承受越來越多的棄兒，於是大部分被發現的棄兒，在上海、無錫做了短暫停留之後，順著隴海線繼續送去了沿線各地省分，偶然成為「國家的孩子」之後，又成了青島人、河南人、河北人、內蒙古人、東北人、西北人，成了漂泊一生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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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上海前，我來到外灘。渾濁的黃浦江靜默無聲，江面蒸騰著溽熱濕氣。遊人如織，大都在以漂亮的風景和建築為背景拍照、散步。大運河最粗壯的一條支流，流入了黃浦江。那些被遺棄在上海的孤兒們，當年也是沿著密如蛛網的水系，分散到天涯海角。

上海是東西方文明交匯的前沿，這裡也是中國人的命運發生激烈變動和碰撞的地方。眺望對岸的浦東，那裡是我外公與外婆的故鄉，我母親的出生地，我生命二分之一的來源之處，熟悉又陌生。我童年時曾經隨外公、外婆到浦東探親，印象中還保留著農田、池塘、泥濘小路的鄉村模樣，那時流行的話是「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如今浦東已經成為寸土寸金的金融區，看著對面的上海明珠和陸家嘴大廈，今昔比照，令人仰視。

這是一個不圓滿的尋親故事。我在中國迷宮中行走，尋找一個並不確定的路徑，在這個過程中，看見過去、看見自己、看見命運。

我帶著遺憾的心情返回了倫敦，有一天我跟在濟南的媽媽通話，我們少有地談到了遺忘已久的家族遷徙史。

媽媽似乎記起了許多事情，我第一次從她那裡得到確認：外公當初從上海來到濟南並不是國家分配——那只是一個一廂情願的故事，而忽略了故事背後小人物的掙扎。

「他那個時候應該是失業了，在上海生活不下去了。」媽媽肯定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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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當時在上海淮海路的一家服裝店做裁縫，主做女裝，靠此收入養活妻女。但是在公私合營的浪潮中，這家私營裁縫店被關，於是外公這樣的小民就失去了飯碗，一家人生計受到了影響。媽媽推測，外公應該是在別人那裡得知濟南新建的服裝廠需要技工的消息，才千里迢迢遠赴山東的。外公那年三十五歲，外婆比他大一歲。準確地說，他們是不得已背井離鄉。這和那些棄兒們的命運並無二致。

一九五五年的那個春天，媽媽十歲，她和外婆在上海浦東的家裡收拾行囊，準備前去濟南投奔外公。一年前，外公在濟南安頓下來，在當地一家國營的呢絨服裝廠謀到了新工作，據說待遇還很不錯：工資一百元——後來困難時期又減到了八十元。那會兒，外婆接到外公口信，讓她們去濟南，並且「記得帶些碗來」。

外婆帶著媽媽，真的是帶了包括碗在內的家當，經過南京轉車一路奔波來到了濟南。「一出濟南火車站，你外婆那個後悔啊。看到山東人手裡拿的碗居然都是黑的，才明白外公捎話帶碗的緣由，真的是一無所有啊，山東人吃的煎餅就像是黃裱紙一樣薄。」媽媽回憶說。

「他們後悔過嗎？」我問。

「當然。」媽媽說，「不知道哭過多少次。」

他們棲身在大緯二路一個胡同的大雜院裡，開始了艱難的異鄉生活。中途因為生活挫折，曾經申請回上海，沒有得到允許。生命已經不再屬於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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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迷宮：一段以人性丈量中國的旅程》

作者：楊猛

出版社：二十張出版

出版日期：2025/05/14

內容簡介：飢荒、內亂與外患構成了四○、五○年代以降的中國敘事，在歷史洪流中被逐次掏洗的人性，最後如何與命運和解、共生？中國從來不缺乏精彩故事，而是缺少對於歷史的忠實記錄。睽違十年，楊猛又一中國觀察力作，盡現非虛構寫作名家風範——本書是楊猛以記者分身行走中國，三次跨越「時」「空」的旅行。從上海孤兒的尋親迷宮，到白修德筆下的昔日中國，最後再進入西南邊境的法外之地，楊猛以獨特視角發揮記者筆工，以步行丈量中國，書寫出對過往中國隱藏於表象的人性面，真實而令人悚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