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旋在強權之間的伊朗：反共陣營的務實外交，與中華民國曖昧邦誼50年
▌本文為《石油、伊斯蘭與自主追尋：周旋在強權之間的伊朗(1800-1989)》（三民，2025）書摘
伊朗是中華民國在二十世紀初期第一個西亞友好國家。二戰期間，因為伊朗被英蘇佔領之後，被迫由中立國家轉為反軸心國成員，中伊雙方將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雖可象徵伊中關係更加穩固，但也是為了因應時局。然而，情況總是有很多的變化，導致伊中之間並沒有因為外交關係建立而有進一步的發展。
1949年中共建立，隨後中華民國失去大陸領土，被迫遷移至臺北。但伊朗駐華大使館並未遷至臺北，出現了在德黑蘭有中華民國大使館、臺北卻沒有伊朗大使館的情況。伊中之間的關係又各自面對自己的問題，例如伊朗的石油國有化政策，衍生出首相穆沙迪克與巴勒維國王的勢力對抗，最後是美國介入推倒穆沙迪克政府；中華民國則是受到蘇聯與中共對其在聯合國代表權之質疑與挑戰，也捲入1950年韓戰的風暴之中。
▌承認中國的早期跡象
伊朗在這時出現承認中共的輿論，因為中共人口眾多，伊朗又與這國家有地理與政治方面的利害關係，伊朗不應該只跟隨美國的路線。其實前文提到杜魯門的「第四點計畫」也適用在伊朗，但問題在於伊朗沒有感覺到有明顯的支援。這反而使得伊朗認為要盡快和緩他們與蘇聯的關係，承認中共也是讓蘇聯信任的方式。而且，伊朗與中共並沒有衝突，不似中華民國看到中共那樣的敵對態度。
不過，伊朗還是告知中華民國駐伊朗大使館，因為中華民國如伊朗一樣都是聯合國會員國，所以會支持中華民國的代表權。中華民國駐伊朗臨時代辦許紹昌向巴勒維國王提到，希望能夠復派大使，但得到的回覆只有考慮派代辦的可能性，1954年伊朗外交部才決定要派遣駐日本且兼駐中華民國大使。不過在該年10月，原本伊朗駐日大使前來臺北一事，也因臺海戰爭爆發而取消。
對於中華民國而言，伊朗能否在臺北復派大使是相當重要的事情，此代表伊中兩國關係能維持正式的聯繫，但當下臺北的情勢不穩，是否有必要在那時刻在中華民國派駐大使，也是讓伊朗躊躇猶豫的可能因素。此外，中華民國很可能在短時間內會被中共消滅，所以伊朗更沒有必要急於在臺北復設使館。
然而，二戰期間伊朗身處日本的敵對陣營，卻在二戰後願意在日本派駐大使，而不在中華民國這個較早建交、也是二戰同陣營的國家復派大使，可看得出來伊朗或許考量情況危急的中華民國不是首要的接觸對象了。除了戰爭問題之外，伊朗外交部也表示目前預算有限，所以仍無法在臺北復設駐華使館。因此，時任中華民國駐伊朗臨時代辦蔡以典認為可採取折衷辦法，即兼任大使是較為容易的替代方案。
1955年伊朗欲參與萬隆會議，蔡以典向伊朗表示，若是中共對臺灣停火，伊朗出席會議比較不會有爭議。但是當下亞洲地區承認中共的氣氛逐漸明顯，印度不認為中國國民黨可參與國際會議，印尼認為中共的經濟力正在提升，埃及也有意出口商品到中共。伊朗最終仍決定出席萬隆會議，對中華民國表示萬隆會議屬於對抗帝國主義的性質，這與伊朗的立場相符，所以出席這場會議不代表伊朗會改變對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
同一年，伊朗參與《巴格達公約》，看似讓中華民國可感到安心，但1956年6月巴勒維國王出訪莫斯科，又導致了中華民國不安，也對伊朗的立場抱持質疑的態度。蘇聯一再對伊朗表示，《1921年蘇伊友好條約》仍然有效力。在中華民國駐伊朗大使的電報裡，提到蘇聯對於伊朗充滿誠意的招待「處處露著笑臉」，有意改變伊朗對於蘇聯的惡劣形象，對伊朗進行「笑臉外交」，蘇聯的駐伊朗大使佩葛夫（Nikolai Alexandrovitch Pegov）也表現討好伊朗的態度。
1956年底，時任中華民國駐伊大使吳南如，向伊朗首相阿拉阨（Hossein Ala'）提到在臺北復設使館一事，阿拉阨卻是很訝異，竟然在「自由中國」（指中華民國）沒有伊朗的使館或代辦，或者兼任代表。伊朗首相不瞭解自己國家在某國沒有設館，其實頗啟人疑竇。無論這是否為推托之詞，吳南如希望伊朗至少考慮暫時派任兼任大使。不過，吳南如認為伊朗或許還有其他政治考量，可能因為大致上伊朗與美國的關係較近，而美國對於臺海兩岸的情勢改變立場，已有重視中共的傾向，導致伊朗也可能有這樣的改變，或者「容納匪幫」。
吳南如的擔憂並不誇張，如伊朗很重視對中華民國的關係，復館不見得是很大的問題，既然復館一事遲遲沒有下文，很可能就是有不方便啟齒的考量。即使伊朗外交部長向吳南如提到，伊朗目前的政策是支持中華民國的，但是否只是「目前」而已，不是「以後」都支持？
▌反共陣營的務實外交
在1957年5月初，巴勒維國王決定派兼任大使到臺北。可能是該年先有伊朗商貿團前往臺北參訪，獲得相當好的招待，回國之後做了相當多對中華民國非常正面的宣傳。也可能是因為那一年年初，美國總統艾森豪聲明要協助西亞地區國家的獨立與完整，以對抗共產勢力的壓迫，即前文提到的「艾森豪主義」。
既然伊朗支持「艾森豪主義」，也可能因為中華民國也在美國的反共陣營之中，伊朗對中華民國的態度遂轉而較為積極。伊朗雖不盡然就此斷絕對蘇聯的關係，但至少表現出與中華民國保持關係的意願。當該年年底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出訪西亞諸國的時候，在伊朗停留了三天的時間，巴勒維國王稱讚中國為進步國家，對蔣總統表示推崇之意。
此後，吳南如致力於邀請巴勒維國王前往臺北。1958年初，巴勒維國王安排了前往日本的行程，很可能也安排到臺灣的計畫。巴勒維國王向吳南如說道，「中國與伊朗兩國文化相近，而政策相同，所以兩方有認識的必要性。自由中國相當進步，值得觀摩。」儘管巴勒維國王的說法頗為客套，畢竟伊中兩方的文化怎麼可能相同，但若是願意與中華民國接觸的話，就算是最實際的回應了。
新任伊朗駐日兼駐中華民國大使阿蘭慕（Abbas Aram）在3月5日於臺北呈遞國書的時候，提到伊中自古以來即和好無間，應也是客套之語。時任行政院長的余鴻均回覆說，伊中兩方堅決反共，往後更應站在同一立場，團結合作。以客觀的情勢看來，伊朗與中華民國都受到共產勢力的壓迫，但當下伊朗不如中華民國一樣直接受到共產勢力的武力攻擊，巴勒維國王還有時間與空間思考如何形塑其對外關係，致力於平衡美蘇兩方；反觀中華民國面對的是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必須裡裡外外都要表現出堅決反共的姿態。伊中其實差異甚大，政策也不相同。
巴勒維國王終究決定5月前往臺北，進行五天訪問。在這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對內做了許多巴勒維國王是反共鬥士的宣傳，其目的應是為了加深臺灣社會對於伊朗的認同，或有在面對中共壓力之下，讓國內民眾認為伊朗是中華民國反共伙伴的印象。吳南如對媒體說道，巴勒維國王出訪臺北有三面意涵：
1.伊朗國王對自由中國有深刻的印象，願意前來觀摩；
2.伊朗與自由中國的反共政策相同，伊朗國王認為有更進一步瞭解的必要性；
3.伊朗國王欽佩蔣總統的偉大人格，願意與我們的元首結識。
然而巴勒維國王出訪臺北，或許沒有太多意涵，但這都讓中華民國宣傳為反共陣營結合的盛會。吳南如也把伊朗加入《巴格達公約》、認同「艾森豪主義」，形容為是英明果斷的決策。巴勒維國王前往臺北，作為中華民國宣傳反共氣氛的重要工具了。
當巴勒維國王抵達臺北那天，媒體報導寫道：1949年巴勒維國王遭到共產黨人士槍擊，「有一顆（子彈）射空了，兩顆穿過他的禮帽，一顆擦過他的背部，一顆擦過他的上肩，結果他只受了傷，後來把那套染上了好些血跡的制服，陳列在德黑蘭公務員俱樂部的一個玻璃櫃子，提醒國人那次共黨企圖奪取政權。」
這次刺殺事件，在巴勒維的《回應歷史》裡也有提到：「當攝影師們集中準備拍照時，只見一個男子撥開人群向我衝來。在距離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他舉槍朝我射擊。三顆子彈颼颼地穿透我的帽子，帽子掉了卻沒有碰到我一根頭髮。當他開第五槍時……子彈打中我的肩膀。」
巴勒維國王認為這是真主保佑，而且還有經歷其他事情他也是大難不死，可見那些無神論者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中華民國的報導藉此強調他的反共形象，也有報紙社論寫道，「伊朗國王對西亞安全的重要性，如同蔣總統對於東亞安全的重要性一樣，如果西亞沒有伊朗，共產主義早已席捲阿拉伯全境。」另外媒體也指出，巴勒維國王抵達臺北，代表開啟了兩國合作共同前進的道路。
▌國王巴勒維訪台
蔣總統在臺北圓山飯店宴請巴勒維國王時，提到了伊中兩國自古代時期就已建立關係，到了二戰之後，也都在國際組織與會議上合作，維護國際的正義與和平，所以巴勒維國王來到臺北，必然讓伊中兩國關係更加緊密，也是對自由世界的重大貢獻。
然而，巴勒維國王的致詞則是沒有提到這些事情，甚至表達了有意與蘇聯和平相處的態度。或許巴勒維國王確實不認同共產主義勢力，但並不等於他不與蘇聯接觸，也不是訪問中華民國的目的，這很明顯與中華民國的反共立場有很大的差距。雖然1958年巴勒維國王出訪中華民國五天，在和諧的氣氛之下進行，但也很明顯伊中並不同調，巴勒維國王應沒有把外交重心放在中華民國。或許出訪臺灣只是出於禮貌，巴勒維國王整個行程的重心還是在之後的日本、美國。
巴勒維國王曾不滿意美國對臺灣過多的援助，如同前文提到，巴勒維國王也不滿意美國給土耳其比較多的支援。1958年巴勒維國王才到過臺灣，接受熱烈的款待，看來並沒有讓他對臺灣的態度比較友善。當然這是一國領導人要爭取國家優勢的作為，但其實從當下的局勢來看，美國若投注較多心力在臺灣也是有其原因。1950年代，臺海兩岸局勢相當緊張，美國擔憂中共跨越臺灣海峽，所以不能讓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地位陷入岌岌可危的狀態。
反觀伊朗在那個年代並沒有太多狀況，跟臺灣比較起來情況顯得安穩許多，即使與西亞的局勢比較起來，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激烈衝突，伊朗也是沒有緊迫的戰爭風險。蘇聯支持埃及與伊拉克固然是個事實，但還未在伊朗掀起戰爭。巴勒維國王對美國的要求並非太過貪婪，美國若比較不關注伊朗其實也不算誤判情勢。
▌聯合國決議案
對於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代表一事，伊朗輿論在1960年代之後表現出偏向於中共的立場，認為要與中共建立關係，不應認為中華民國為合法的外交代表，中共這樣擁有龐大人口的國家，遲早會獲得世界承認。但伊朗外交部長向時任中華民國駐伊朗大使沈覲鼎說道，他們對於中華民國的立場並沒有改變。這也是從1949年以來埃及、黎巴嫩等西亞國家承認中共後，伊朗一再對中華民國表示的態度。
可是，似乎區域情勢已影響了伊朗的立場。例如巴基斯坦，在前文可看到其與印度水火不容的情況，所以當1962年中共與印度因邊界問題而爆發戰爭之後，巴基斯坦與中共便因而立場相近。而伊朗與巴基斯坦同為中部公約組織、區域合作發展組織的成員國，其立場偏向中華民國，導致巴基斯坦向伊朗呼籲應與中共靠攏。如此一來，促進了中共與伊朗接觸的機會，1965年時已有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與伊朗首相哈維達通電話的傳言。
1965年11月，伊朗在聯合國的中華民國代表權案，投下棄權票。這對於中華民國來說相當震撼，因為這是伊朗第一次沒有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沈覲鼎發給中華民國外交部的電報中，只是猜測這其中必有目前尚未明確的原因，伊朗外交部回覆說，有些友邦請伊朗贊成中共加入聯合國，有些友邦持反對意見，他們再三考量之下，「預測中華民國終究能夠確保代表權」，所以投下棄權票，這樣不會對中華民國的地位有所影響。其實伊朗應已經有意傾向中共，畢竟整個世界局勢的趨勢已是如此，更何況伊朗與中共沒有相互對立的問題，伊朗依循世界趨勢來決定與誰為伍，也屬於合理的策略。
但是，對於中華民國而言，眼下的情況是一票都不能少，此刻少掉一票，即使是棄權票，在數據上對中共並沒有幫助，但伊朗畢竟是20世紀中華民國第一個建立關係的西亞國家，在情感與利益而言都是對中華民國相當大的傷害。
伊朗外交部表示，其實伊朗對中華民國的政策沒有任何改變，即使棄權也不代表他們有意承認中共。同年12月，伊朗外交部長阿蘭慕對沈覲鼎說，伊朗在聯合國的決定是情勢使然，希望中華民國這方暫時別再追究。由這樣的對話來看，伊朗已表達了不想再討論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代表權一事。伊朗政府方面也強調重視對中華民國的友好關係，伊朗還是反對讓中共加入聯合國。
只是說伊朗在那時期強調自主外交，很可能會更加考量他們自己的利益，也如前文所述，伊朗與美蘇都有接觸，也可能就不見得一定要堅持對中華民國的友好態度。看似伊朗處理對外關係，就是以「獨立國家政策」為基本原則，目的就是保障自身權益，不受外來強權的影響。
美國其實早有「兩個中國」的政策，因為要把中共排除在聯合國之外，似乎是越來越不容易了，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讓聯合國裡有兩個中國，可是問題在於中華民國不願意。即使伊朗的「獨立國家政策」可說明其政策不見得受美國影響，但1966年11月聯合國的中華民國代表權案表決，伊朗再次投下棄權票。中華民國雖然最後還是保有代表權，但也可見伊朗這個既有的伙伴應該在不久後會離去。
中華民國外交部認為，伊朗主張的自主外交，雖然是要擺脫美蘇的束縛，但中華民國仍要提高警覺，爭取伊朗的支持。1967年1月，伊朗外交部長薩賀迪發表了外交政策聲明，強調伊朗會以世界和平、《聯合國憲章》、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為原則，發展穩定與和平的對外關係。因此，伊朗如果尊重與接納中共，其實並不傷害任何國家利益，只是中華民國不樂見而已。伊朗對許多問題表示中立，本來對中華民國而言沒有問題，但在中華民國於聯合國代表權案的棄權票，反而對中華民國不利了。
巴勒維國王在國際媒體中說過，伊朗贊成中共加入聯合國，但並不會排斥中華民國。巴勒維國王並不反對兩個中國存在聯合國內，而且他認為中共若在聯合國裡，就有需要接受聯合國的各項管制，那反而對世界局勢的穩定會有保障。伊朗主張，現在應該要與不同主義的國家和平共存與密切合作。巴勒維國王的「獨立國家政策」，其實表達得非常清楚，沒有要關注特定國家，只求各方相互尊重與交流合作。1967年11月底，伊朗對中華民國代表權案又是投棄權票。
伊朗第三次表示棄權，這對於中華民國而言不只是個警訊了，還是非常嚴重的打擊。儘管1969年伊朗外交部長薩賀迪到臺北參訪，是為第一位來到臺北的伊朗外交部長，時任伊朗駐日本兼中華民國大使的努爾丁基亞（Nur alDin Kia）也抵達臺北，而且1971年1月中華民國也派駐了新任大使吳世英到德黑蘭，向巴勒維國王呈遞國書，可是似乎這一連串的互動對中華民國並沒有帶來優勢。伊朗外交部長哈拉特巴里（Abbas Ali Khalatbari）雖反對聯合國排斥中華民國，但他們還是贊成中共加入聯合國。8月，伊朗與中共建交。
▌「中」伊斷交與「中」伊建交
無論伊朗是否還對中華民國友好，中華民國已無意再與伊朗保持外交關係，因而立即宣佈中伊斷交。這樣的關係轉變過程或許過於快速，但因為目前可獲得的資料還不夠支撐本節的論述，尚難表現出其中細部的變化。而且，時任伊朗宮廷部長的阿拉姆所出版的日記裡，有關1971年的紀錄卻只到2月中，以致於難以得知是否有關於伊朗與中共建交的過程。
目前所得資料，暫且可見大概1971年4月中，伊朗的阿希拉芙公主（Princess Ashraf）出訪中國大陸，與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碰面，5月中，法蒂瑪公主（Princess Fatemeh）與伊朗首相夫人萊拉（Leyla Hoveyda）也前往中國大陸，顯見兩方已有非官方接觸。部份關於伊朗與中國的研究，大致都是討論伊朗與中共在1971年之後的事情，反而伊朗與中華民國的研究相當少見。
往後的「中」伊關係，成了「中共」與伊朗的關係，在國際間比較受到注目，反而「中華民國」與伊朗的關係較少學術的研究成果。不過，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有大量的檔案，是為瞭解1971年之前中華民國與伊朗關係的重要史料來源。
眾所皆知，巴勒維王朝在1979年遭到推翻。以這樣的結果來討論巴勒維政府時期的事情，均以巴勒維國王施政失敗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如葛拉罕姆（Robert Graham）早期的著作《強權幻象》（The Illusion of Power），指出巴勒維時期的伊朗，只有作為強權的表象，即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內。但這屬倒果為因的論述，沒有以公允的角度來看待伊朗實際發展的本質。伊朗要作為強權的話，絕對不會是幻象，畢竟其在1970年代的確已經有相當好的發展機會，在那個年代確實也會有人認為伊朗在西亞佔有主導地位。
1979年巴勒維王朝崩潰，不代表國王的所作所為一無是處。儘管很多事情都是巴勒維國王主導，但沒有任何標準可說這是負面的政治形態。即使今日人們一切都朝美國或歐洲看齊，卻也不代表歐美的制度與觀念就沒有任何問題，其民選領袖、社會價值觀、對外關係也都有可商議之處。學者阿勒凡迪的研究提到，巴勒維國王的歷史定位，或許不一定再如以往一樣都以他的政權垮臺做結論，不妨視他為伊朗近代歷史上最好的外交部長。
《石油、伊斯蘭與自主追尋：周旋在強權之間的伊朗(1800-1989)》
作者：陳立樵
出版社：三民書局
出版日期：2024/04/23
內容簡介：本書從伊朗角度出發，回顧近代伊朗與外界互動的歷史，不僅觀察伊朗與列強之間的互動，也梳理西亞各國與伊朗間的紛爭。透過宏觀視角的觀察，破除我們在西方媒體影響下對伊朗產生的種種迷思，引導讀者重新思考伊朗百年來的外交歷程背後的脈絡。作者身為本土學者，也留意到中華民國與伊朗間的長期互動。透過檔案的還原，讀者能看到兩國如何因為相似的處境而建立關係，更曾身處同一陣營而互動密切，最後又因國際現實與伊朗國內局勢的改變而再度漸行漸遠。
責任編輯／王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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