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性騷擾案調查後記：揭露的艱難、中國民運世代的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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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中國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在2023年6月2日被前議員助理李元鈞出面指控，對其性騷擾和性侵未遂。目前李元鈞已赴台北地檢署提告，全案進入司法程序；同時王丹曾經任教的國立清華大學，也已經啟動性平會調查。《德國之聲》組成了調查團隊，針對王丹性騷擾案進行更多當事人的訪談與調查，本文為調查團隊成員之一的林冠瑜、同時也是《轉角國際》專欄作者，參與調查工作的後記。

「我請他先不要看網路。」這是截稿發刊前夕，王丹性騷疑案調查記者對指控王丹「乘機性交」K所說的話。K告訴我們，因為知道報導發刊在即，原本已經逐漸好轉的手抖症狀，又開始隱隱發作。

今年（2023）六四紀念前夕，前議員助理李元鈞出面控告中國民運人士王丹9年前曾在美國對他「強吻」與「性侵未遂」。指控隨即遭王丹否認，暗指李在六四前夕的爆料可能有政治意圖，並表示「歡迎提告」，然而，有其他曾目擊王丹性騷者向我們聯繫吐露更多細節。《德國之聲》（DW）記者鄒宗翰、葉家均，德籍駐台自由記者戴達衛（David Demes）與我即組成調查團隊，進行深入訪調。

歷時一個月的調查和訪談，DW刊出有關王丹性騷疑案的兩篇報導〈性騷、權勢、民運光環？燒向王丹的MeToo控訴〉、〈MeToo的代價：王丹事件折射的同志困境〉。我們另外也把與本案有高度相關背景知識的專訪，刊登在《鳴人堂》：〈將傷害說出口，為什麼要這麼久？性創傷如何侵蝕人的自我認同與思考〉、〈非異性戀也可能MeToo嗎？男同志性文化脈絡與身體界限〉，以供讀者與本案相互參照。

未能盡數含納在報導內的部分訪查，與我作為團隊一員的調查過程心得，在此與《轉角國際》合作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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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的艱難：現身即出櫃

在本次報導中，目前除了公開具名的李元鈞與徐豪謙二人、不具名的K外，我們接觸到的至少還有4人曾受過王丹性騷擾，然而因為諸多因素，或考量到揭露之後對隱私和身心狀態的影響，他們選擇不公開過程。其中我們認為關鍵的原因之一，就在於：現身等於出櫃。

受訪，除了有可能讓當事人出櫃外，也有為「王丹出櫃」的疑慮，甚至讓友圈曝光，這都使當事人有所遲疑。對調查團隊而言，願意實名揭露的受訪者愈少，存在衝擊報導信度的風險愈高，但考量當事人畏懼公開後的諸多可能後果，我們決定尊重所有接觸者的全然意願，經事實查核後，部分以不具名、不談高度辨識細節的方式揭露，同一時間也沒有公開其他受害案例。

相對於李元鈞與K懷抱「希望不要有下一個受害者」的初衷，選擇自我揭露，另一個部分接觸者選擇噤聲的原因，在於王丹作為知名民運人士，他個人所受的負面指控也恐造成不小的政治衝擊。

王丹的性傾向在其流亡的二十多年間，在早期同志汙名的社會氛圍下，中國共產黨以此作為反宣傳。輕易網路搜尋，都能看見粗製濫造，對其性取向極盡嘲諷的圖文。即便如今性少數議題逐漸被看見，王丹身上所烙印的同志汙名仍存在於舊世代的政治分化策略之中。

這也是為什麼比較年輕的世代，對於王丹的辯駁會感到如此生氣的原因。因為我們同時間能看見性汙名對王丹從事中國民運的傷害，但王丹暗指李元鈞出於「政治意圖」，手法也類似中國共產黨對他的性汙名脈絡來模糊焦點。這也使得李元鈞的性騷指控超出了一般性傷害的範疇，成為複雜的政治議題。

此外，有些接觸者認為，以王丹為中心的同志交友圈有某些既有的日常默契，人我界線的模糊化，致使出面講述不快的經驗，反而會被貼上「非完美受害者」的標籤，我們甚至聽聞某些接觸者「難以識別是否受害」，都成為出面的疑慮。

另一個使不少接觸者不願出面的理由，在於對王丹的情感。不少過往學生提到「老師平時對學生的慷慨大方」，平時聚會「花錢請客」，乃至兩肋插刀的「生活照顧」都成為這次調查的阻力之一，這些人際往來讓性騷擾更顯得難以被察覺。

不可諱言，我與同為調查小組的戴達衛都曾經是王丹的學生，報導出來，意味著挑戰王丹對性騷質疑的否認說法。我們自己都曾在調查初期，思考過與王丹的師生關係，我們過去也受過王丹在課堂上的教導與照顧，如何在報導過程保持客觀評價的距離、對於王丹私領域內容的揭露上應該採取如何程度的開放，都是我們在進行報導時的考慮之處，因此我們也不難想像接觸者為何猶豫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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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性騷案與中國民運世代矛盾

王丹作為中國民運的標誌人物之一，前述談到中共對他的性取向做反宣傳，也成為我們遭遇其中一位接觸人不願出面的理由：「個人感受事小，要顧全大局、抵抗中共」。

此次的調查，我們也訪談到了紐約民主沙龍的志願者們，因為對王丹性騷案的看法不一致，使得部分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年輕世代、與美國六四紀念館于大海館長之間產生極大矛盾。

紐約民主沙龍成立於2023年3月，籌組沙龍的志願者自稱是「致力於為關心中國社會運動的人們提供一個安全和相互支援的交流空間。」組成的成員多數為中、年輕世代，許多成員是2000年以後在美國求學、生活，或有人將他們稱作「白紙世代」（響應2022年白紙運動）。他們與八九民運、爭取中國民主的上一個世代不同的是，民主對他們而言就是生活的日常實踐。

觀察這批民運新世代，他們強調對性騷擾零容忍、信任「倖存者」並給予創傷知情的意識形態，並賦予MeToo作為對抗過去僵固家父長制文化的脈絡，在在突顯新舊世代無論是行事風格到對民主的看法，都有嚴重落差。

6月2日李元鈞指控王丹後，紐約民主沙龍的志願者團隊4日在推特上，發布了他們的聲明：

「民主自由的目標與其實現方法必須一致。只有充分體察並積極回應包括性暴力倖存者在內所有受壓迫者的訴求，一個民主自由、多元包容的社會才會最終建立。」

並hashtag「民主不通過性傳播」、「我們的抗爭是所有人的抗爭」。在訴求內容中，尤其一句「在王丹作出令倖存者滿意的回應之前，我們…….不會邀請他參與未來民主沙龍的任何活動，也不會與他所任職的對話中國組織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結果這番聲明，也讓王丹擔任理事長的美國六四紀念館被迫出面回應，沙龍與紀念館雙方就此決裂。

調查團隊針對王丹性騷疑案，訪問了紐約民主沙龍的二名志願者，U 與 I。U 向我們表示他觀察王丹的部分言行，一直有種隨時「冒犯他人的邊緣」，「 有一點點厭女的兄弟會文化，這是我自己個人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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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談到他們發出聲明後，看到王丹暗指李元鈞有政治意圖，並發文「歡迎提告。」非常不滿。U 表示王丹「都不屑於去解釋，就是『隨便你們怎麼看怎麼想』」的態度讓人很不滿意，因而I 又擬一份措辭更為強烈的聲明。

I 說在于大海與沙龍決裂前，事實上有多次溝通，包括提出沙龍更改措辭，將「倖存者」更改為「潛在倖存者」，或是換圖等方式，都遭拒絕，除非全面撤掉聲明。「老師給我的感覺就是，他在用『我是老資格，然後我是在用一些大詞大道理』在壓我，讓我很不舒服。」

訪談中，I 多次提到自己對民運前輩們的敬仰，談至激動處落淚，

這波MeToo運動有不少中國民運人士被公開指控，先有貝嶺、王丹，後有滕彪、王秋實等人。他們大部分全盤否認，少數承認部分指控，但仍有爭議。部分年輕世代認為，個人所受到的性暴力不該繼續被掩蓋在中國民主運動的大局之下，這或許也意味著民運世代對「民主」態度的巨大差異。

「其實我之前都是一直很想促進對話的，就算我意識到了性騷擾這個隔閡的問題，我想要去推進MeToo，也是想試圖去跟老一輩的人去對話，希望大家能夠一起把這個問題解決掉。當時我覺得解決不了的話，我也有信心我們繼續做我們認為正確的事情，但是我沒有想到紀念館會這樣對待我 。」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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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林齊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