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可愛到暴力兔:「翻轉世界秩序」的近現代歐洲兔子群像
文/戴郁文、王健安
1502年,杜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畫出了舉世聞名的兔子圖像《野兔》(Feldhase)。畫面中,柔光照拂著處於靜臥姿勢的兔子。在絕佳透視法下,精細的線條和光影,層層佈置出厚實的毛髮和起伏有致的體態,還有許多生物特徵細節,如垂墜的眼瞼、骨感的四肢,更不用說曲折的耳朵及立體的鼻樑,生動雕琢出一隻伺機而動的野兔。杜勒將兔子隔絕於自然環境,留下空白背景,不僅營造出既寫實又抽離現實的奇異感,更是將所有視覺焦點集於兔子一身。就像今日的商品型錄一般。
無論是繪畫技術或主題意義,《野兔》都相當具有開創性。它不再將自然物作為道德或宗教寓意的載體,而是用於表現現實、為純然的靜物圖像而存在。這種創作觀念正是歐洲文藝復興時代顛覆性的成就之一,撼動了中古以來人類看待自然的慣性與方法。文藝復興藝術家逐漸重視運用感官直接進行實際觀察,並且利用透視法、解剖學、數學等種種科學方法作為輔助,而《野兔》便是這項發展的劃時代典範。
收藏《野兔》的神聖羅馬皇帝魯道夫二世(Rudolf II, 1552-1612)宮廷,就有畫家霍夫曼 (Hans Hoffmann, c. 1530-1591)以此為範本,完成了《森林裡的野兔》(A Hare in the Forest)。
除了明顯受杜勒啟發的兔子,畫中更進一步添加了豐富的生態場景,斗篷草、蝸牛、蟋蟀、甲蟲、蝴蝶、小鳥、青蛙、蜥蜴、車前草等特徵鮮明的動植物填滿整個畫面,好比一張森林小百科的機能快照。《森林裡的野兔》再次見證了近現代歐洲藝術家,如何以嶄新觀點,記錄大自然的一景一物。勤於臨摹杜勒作品的霍夫曼,就是在《野兔》拉開序幕的創作潮流下,成為靜物畫先驅。
兔子作為歐洲本地原生物種,長久以來便一直是歐洲藝術的常見題材。關於兔子的描繪方式極其多元,無論寫實或奇幻、溫順弱小、甚至是「血腥暴力」,都是對現實世界秩序的探索與反思,從而演示了歐洲文化的多元面向。
「如實呈現」只是文藝復興藝術家追求的目標之一,有時甚至只是一個基本要求而已。杜勒和霍夫曼的寫實兔子,重新探討了人與自然的關係,為已然模糊成形的新科學觀點揭開序幕,預告歐洲文明即將迎來的重要轉變;與之同時,還有另一批藝術家,試圖以這項新的寫實風格,持續思索另一個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如此嘗試竟創造出一套亙古流傳的視覺典範。當然,兔子圖一定不會缺席。
▌神聖羅馬皇帝的兔子
16世紀60年代,神聖羅馬帝國的宮廷畫家阿爾欽博多(Giuseppe Arcimboldo, 1526-1593),結合歐洲怪誕圖像、組合圖像以及皇帝肖像的傳統,接連創作「四季系列」及「四元素系列」等兩組畫像,並獻給神聖羅馬皇帝。他將精確描繪的動植物圖像加以排列組合,巧妙組成共計八幅的人類側面胸像。
其中,「四元素系列」的《地》(Earth),以牛、羊、馬、鹿、猴子、大象、獅子、兔子等三十隻左右的哺乳類動物組合而成,每一隻動物恰如其分地安置在不同部位,如牛構成人像的頸部、大象成為臉頰。一隻畫工精巧的兔子,出現在人像的鼻頭處,捲曲在狼嘴前,勾勒出人臉最突出的五官輪廓。時至今日,這種以大量相關元素組合單一圖像的手法,仍舊相當受到矚目。
《地》看似戲謔,實為宣揚皇權之作。16世紀正是神聖羅馬皇帝逐漸勢微的年代,在外有新教徒及鄂圖曼帝國的威脅,內部又有各諸侯國爭求更大自主權。因此,即使面臨政治與軍事上的節節失利,神聖羅馬皇帝仍舊盡可能廣納藝術與科學人才,傾力贊助博物收藏、藝文創作及自然研究,從而催生出華麗的視覺藝術,成為視覺藝術,成為弘揚皇權力量最好的文宣。
可以說,16世紀是神聖羅馬帝國發展藝術與科學的輝煌年代,而《野兔》的保存和《森林裡的野兔》的誕生,都與此背景有關。
阿爾欽博多從皇帝的收藏室與贊助中獲得無窮盡的資源,他可以探查前人的圖文記錄,甚至親自觀看活體動物或珍稀標本,他本人也留下許多幅寫生圖像。有別於霍夫曼,阿爾欽博多在寫實之餘,更進一步顛覆視覺常規。他的組合人物胸像系列利用當代盛行的有機式宇宙觀,宣示皇帝擁有集結萬物的能力,甚至掌握了宇宙本質,與天地相應。
阿爾欽博多的圖像理念相當肆意奔放,他以機智、宏觀的比喻手法,歌頌萬物之主神聖羅馬皇帝,試圖扭轉皇帝在現實世界中的危殆地位。《地》鼻頭上的兔子,正是為了這個理念服務。
阿爾欽博多這套充滿巧思的作品,照映出現實世界的反面:無論眾人如何挑戰皇帝,他都應該處在世俗界的中心點。有趣的是,無論各種動機,這種以兔子或其他動物為題材宣傳有違於現實世界秩序、看似天真的嘗試,阿爾欽博多並非第一人。殺人兔便是另一個這類型的重要圖像傳統。
▌獵殺人類的武裝雙足野兔
在印刷技術成熟前,製作書本皆須一字一句地人工抄寫,曠日廢時且所費不貲,教育及文化的推廣相當程度受限於書籍製作成本。但好處是,手抄本常會出現印刷本所沒有的客製化成分。約莫在14世紀,一本《史密斯菲爾德教令集》(Smithfield Decretals)被抄寫完畢,隨後,收藏者雇用繪圖師在抄本週圍描繪邊飾圖,一群手持武器、勇於獵殺人類的雙足野兔就此誕生。
武裝野兔的圖像基本上就是一個短篇故事:兔子先是狩獵抓捕人類,並送給兔子法官審判,最後再拖去砍頭處刑;除了獵捕人類,兔子也會獵捕獵犬,牠們的下場一樣悽慘。
因為關於創作者的資料甚少,其實很難明確說出當初在創造這些圖像時,有沒有特殊目的,很有可能只不過是讓讀者在放鬆之餘,有個得以消遣的娛樂。但我們可以明確看到,兔子取代了人類,成為世界主宰,以牠們為中心,世界秩序有了全新樣貌。例如兔子也會騎著獵犬,進行騎士般的比武決鬥。在其他抄本中,也不時可見此類插圖,兔子若不是獵殺人類,就是身著武器,進行著諸多擬人化的行為。令人不禁好奇:
為何是由兔子創造新秩序?
數個世紀以來,狩獵一直是歐洲文化的重要活動,結合了軍事演練、社交禮儀、休閒娛樂與權力展示等,可說是各地統治者與地方權貴所共享的生活經驗。因為如此,關於打獵的「教學手冊」豪不意外地孕育而生,例如在15世紀初,由第二代約克公爵艾德華(Edward, 2nd Duke of York, c. 1373-1415)翻譯,並添加新內容後成書的《狩獵大師》(The Master of Game)。
該書從獵犬的育種、訓練,一直到獵物種類、習性等,皆記載其中。根據書中說法,兔子是絕佳獵物,因為他們身形嬌小、動作敏捷,既能鍛鍊獵犬的能力,也不會主動造成任何危害,而且一年四季皆有,幾乎是隨處可見。相較於兔子,其他動物顯得危險許多,像是野豬靠著尖銳牙齒、碩大身軀與猛烈爆發力,有能力在一瞬間發動極為致命的攻擊。基本上,在近現代歐洲的文化脈絡中,兔子絕對是最嬌弱的生物之一。
稍微觀察《狩獵大師》的種種描繪,便不難理解有些中世紀抄本的插圖,為何是選擇兔子、而非其他更強壯的動物為新世界的主角;因為弱小的現實形象,才能帶來最大程度上的反差,並散發出令人會心一笑的荒謬感。如果是選用野豬、野鹿等,尚且還能憑一己之力抵抗人類的生物,反倒會失去這股效果。
事實上,在一些中世紀的故事,或是教堂裝飾上,也都可見到強大、殘暴的兔子形象,抄本插畫所做的,便是將這個文化傳統以更為精緻的畫面記錄下來。有趣的是,武裝雙足野兔的形象即便是在15、16世紀印刷術成熟時,仍持續娛樂著眾人。
「翻轉世界」(The World Upside Down)這類主題的版畫創作,令中世紀的兔子有了全新生命力。一幅現藏於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16世紀版畫,兔子與獵犬的地位互換,轉而成為發起攻擊的一方。秉持同樣精神的圖像,此後不斷重複著,就好比兔子即便不再狩獵人類,也是在火爐旁、與一隻雞烘烤著人類。
當然,兔子不是這類新秩序的唯一故事,眾多圖像中,人與動物、或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皆徹底翻轉:驢子騎在人背上、小孩照顧大人。但要談起趣味性及背後蘊藏的文化意義,強大又暴力的兔子才是箇中之最。這些兔子訴諸普遍存在於人們心中的實際經驗,並帶出一個可供想像力自由發揮的情境。因為極其荒謬,帶來的不是破壞、革命,而是一種可被理解、無傷大雅及略帶諷刺的喜劇。
直到現在,人們顯然並未停止從暴力兔子身上尋找樂趣。1975年的電影《聖杯傳奇》(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結合了中世紀的暴力兔子,重新詮釋了亞瑟王傳說的部分情節。當亞瑟王與他的騎士因尋找聖杯而來到卡班諾(Caerbannog)時,引路者提醒他們守護此處的野獸極為兇猛,務必謹慎小心。
但騎士們只見到一隻小白兔緩緩出現,於是不屑地向前邁進,誰知靠近後兔子顯露本性,瞬間解決一票全副武裝的騎士,逼得亞瑟王只能落荒而逃。此後,這隻殺人兔以「卡班諾的兔子」(Rabbit of Caerbannog)之名廣為流傳,成為該劇最成功的文化符號。
如果要挑選影響人類歷史最深的動物,狗、馬、牛等絕對榜上有名,畢竟有這些動物的協助,人類才能順利向地球四方擴散。而兔子——表面上未能在人類大歷史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許多時候,關於兔子的描繪,卻能夠映出人類心靈世界的輪廓。
有些時候,我們與兔子一同大笑,更多時候,則一同讓想像力與好奇心隨性發揮,彷如兔子早已在人類的文化基因中,創造出一個可安心、自由探索的空間。兔子因其弱小從未與人類一同征服地球,但牠總是以靈巧身軀跳躍於人類身邊,不斷有意或無意地撬動人類心靈世界,從而激發更多可能性。
當中世紀藝術家選擇以兔子為題材時,或許早已發現兔子就是有這股獨特力量。數個世紀過去,人們仍著迷於兔子與牠的圖像,就此來看,兔子站在人類的肩膀上,成為另一個征服地球的物種。
編輯/林齊晧
收看更多文章,請訂閱轉角國際facebook專頁:
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