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庫魯維加命案:反抗「巴爾幹屠夫」的良知新聞人
「曾經與獨裁者交好的新聞人,良知的呼喚卻令其命喪槍下...」在今年6月3日甫落幕的國際記者聯盟年會上,塞爾維亞新聞記者協會(UNS)提請大會協助呼籲塞爾維亞政府追查一起21年前的記者命案——調查政府貪腐事件的記者潘蒂奇(Milan Pantic)2001年6月在住家附近遭人槍殺。
事實上,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體之際,至少有155名塞爾維亞媒體工作者,在時任塞爾維亞總統的「巴爾幹屠夫」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統治下死於非命。米洛塞維奇後來因在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科索沃三個國家的獨立戰爭中,犯下數十條種族屠殺和戰爭罪行而被海牙國際法庭起訴並死在獄中,但即使他已離世多年,這些記者命案絕大多數至今真相未明、甚至從未進入司法程序。
當中,曾與米洛塞維奇夫婦保持良好關係的記者斯拉夫科·庫魯維加(Slavko Curuvija)命案是少數起訴兇嫌的案例。庫魯維加是塞爾維亞最知名的記者之一,善於利用與政府高層的關係獲取獨家內幕,米洛塞維奇的妻子也是他的重要消息來源,但在科索沃戰爭期間,他不願服從政府美化屠殺的說法,公開反對米洛塞維奇,從而成為獨裁政府監控的對象,名下的報社被當局查禁、資產被沒收、生命受到威脅,但他仍高呼塞爾維亞必須改革、威權必須被推翻——最終庫魯維亞命喪國家安全局槍下。
1999年遭到謀殺的庫魯維加是1990年代塞爾維亞最出名的記者之一,他出身軍官家庭,曾任職南斯拉夫官方報紙《戰鬥報》(Borba),當時Borba的編輯風氣自由,在南斯拉夫戰爭其堅持反戰立場,庫魯維加還曾在Borba報導過克羅埃西亞政治犯遭南斯拉夫當局監禁的新聞,不過他也與米洛塞維奇政府維持良好關係——1987年米洛塞維奇在訪問科索沃期間,他是少數獲准隨行記者之一。
庫魯維加在1993年成為Borba總編輯,但隔年Borba被日漸收緊言論管控的政府接管,立場一夕之間變為親米洛塞維奇,而原本約200人的編採團隊有120人出走,庫魯維加就是其中之一。其後數年,庫魯維加接連創辦日報《Dnevni Telegraf》、雙週刊《Evropljanin》等媒體,報導立場堅定反對米洛塞維奇,許多知名的塞爾維亞記者都曾為其撰稿;庫魯維加另外還藉由與米洛塞維奇的妻子米里雅娜(Mirjana Marković)的密切接觸獲取內幕消息,為旗下刊物吸引龐大讀者群並建立穩定收入。
庫魯維加與米洛塞維奇夫婦的關係被他的同事形容為「互不侵犯條約」,庫魯維加的女友普拉帕(Branka Prpa)表示他與米里雅娜協議不報導米洛塞維奇的兩個成年子女,換取其他的政治消息。
但是,庫魯維加與執政當局維持在針尖上的和平,隨著科索沃戰爭爆發,雙方關係迅速轉惡。科索沃原本是塞爾維亞境內的自治省,9成以上居民是阿爾巴尼亞族裔,多數政經資源卻掌握在塞爾維亞人手上;隨著巴爾幹半島上4個國家——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後改名北馬其頓)、波士尼亞相繼透過公投及戰爭,在1990至1992年間相繼宣布脫離南斯拉夫獨立,原本主導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疲於奔命,加上民族主義思潮和受到其他國家的獨立鼓舞,科索沃的阿裔居民趁機組織武裝軍隊對抗塞爾維亞政府,爭取科索沃獨立。
慘烈的科索沃戰爭持續至1999年,期間米洛塞維奇對科索沃實施種族清洗、還有80多萬阿裔科索沃人因塞爾維亞軍事鎮壓流離失所,引起西方國家譴責,最終北約盟軍以人道主義為由介入。
庫魯維加也是在這段時期,成為米洛塞維奇政府的眼中釘——他旗下的兩份刊物詳實報導了科索沃戰爭、報導了塞爾維亞警察和軍隊如何對科索沃人施以暴力;到了1998年3月5日,塞爾維亞特種警察逮捕科索沃武裝軍發起人之一的賈沙里(Adem Jashari),另外58名賈沙里的親屬被殺,此事加劇塞爾維亞與科索沃的衝突,而庫魯維加在事件報導中,稱呼賈沙里家族為「阿爾巴尼亞人」,拒絕使用塞爾維亞官方所稱的「恐怖份子」。
1998年3月9日,庫魯維加因相關報導,連同其他《Dnevni Telegraf》的編輯,一起被警方傳喚;在警局,他以書面向警方表示,自己「無法稱呼婦女和兒童為恐怖份子」。庫魯維加並不是當時唯一堅持報導科索沃戰爭的新聞人,但他擁有的影響力、對讀者的吸引力,使當局對他格外防備,他被監視、被監聽、被政府處處針對、屢屢被處以鉅額罰款。到了1998年底,情況進一步惡化,庫魯維加的資產被沒收、公司破產,《Dnevni Telegraf》和《Evropljanin》被米洛塞維奇政府查禁。
1998年10月,塞爾維亞政府通過《公共資訊法》,賦予政府禁止報刊出版、沒收媒體設備、罰款和監禁記者的權力,成為米洛塞維奇打壓異議媒體的利器。於是庫魯維加發表一封致米洛塞維奇的公開信,信中疾呼塞爾維亞必須改革、必須終止專制統治、必須結束對新聞媒體和其他族裔的迫害,他寫道:
「總統先生,您的國家、人民和同胞,十年來一直生活在恐懼和瘋狂中,身邊只有死亡、痛苦和絕望。」
庫魯維加細數,《公共資訊法》讓塞爾維亞人宛若失去視覺、聽覺、和說話的能力,廣播電台和報紙被查禁,政權無限制的擴張且不再負起對國家人民的責任,「這是塞爾維亞的恥辱,但遠不是塞爾維亞及公民所發生最糟糕的事。」——最讓庫魯維加憂心的,是塞爾維亞在無法無天的獨裁統治下,失去古老文化、陷入貧困,成為他國眼中的侵略者、種族滅絕者、以及歐洲共產主義的最後堡壘。在米洛塞維奇的統治下,200萬塞爾維亞人失業、超過10萬名受過良好教育的塞爾維亞人已經移民,既是為了躲避戰爭,也是因為在自己的國家看不見未來。
庫魯維加更直指米洛塞維奇早已失去大多數塞爾維亞人的支持,由於無法再繼續欺騙大眾,政府便訂立違憲的法律,以專制統治來維護手上的權力。庫魯維加呼籲改革,並表示:
「合法的政府應為其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服務...這封給您的信是我們為反抗恐懼所盡的綿薄之力。」
然而米洛塞維奇政府對這封公開信的回應是,再度對庫魯維加的刊物處以天價罰款,並將連桌椅在內,報社所有的設備沒收,庫魯維加的家也遭到武警持槍突襲,他本人更被官媒批為「叛國賊」,但是庫魯維加即使知道自己面臨死亡威脅,仍堅持不離開塞爾維亞。當普拉帕勸他逃走時,他說:「如果他們認為這樣可以讓我閉嘴,那就讓他們殺了我。」
最終,1999年4月11日,庫魯維加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市中心住處遭人暗殺,兇嫌連開17槍。隔年10月,米洛塞維奇在民眾爆發的不滿聲浪下黯然下台,隨即被海牙國際法庭控以戰爭罪。
時隔20多年,到了2021年,塞爾維亞法院才在二審將庫魯維加命案的4名嫌疑人判刑。這4人都是國家安全局官員,包括前局長馬爾科維奇(Radomir Marković)、貝爾格勒分局負責人拉多尼奇(Milan Radonjic),2人皆被判刑30年;而另2名特務人員羅米奇(Ratko Romic)和庫拉克(Miroslav Kurak)被判20年監禁。其中庫拉克因仍然在逃而缺席審判,另外3人也拒不認罪,全案至今仍未定讞。
米洛塞維奇早在2006年等待審判時死在海牙國際法庭的牢房裡,但如今塞爾維亞走向民主的路途卻依然遙遠漫長、也依然拒不承認2008年宣布獨立的科索沃國家地位,塞爾維亞記者們仍對批評當局感到恐懼,1990年代的155起記者命案中大多數甚至從未進入法律程序,極權的陰影揮之不去。
無國界記者(RSF)指出,至今塞爾維亞的記者仍飽受政治壓力和攻擊,假新聞和政府宣傳猖獗,記者經常需自我審查,雖然仍有少數獨立媒體的記者敢於調查政府腐敗,但報導僅能依靠網路曝光。RSF在2022年的新聞自由指數資料中,表示至今塞爾維亞記者的人身安全仍然堪慮,針對當地記者的犯罪行為不受公權力懲罰,並以庫魯維加命案作為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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