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蘭的史詩：莎士比亞與中世紀的「劇場版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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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英格蘭的史詩：務實．法治．傳統．中庸，揭開千年淬鍊的島國認同》（衛城出版，2021）

後人所想像的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很大程度受到莎士比亞筆下人物和語言的影響──從莎士比亞自家劇院裡的兩三千名觀眾，到見過電影版、電視版莎士比亞劇作或在學校裡研讀過其劇作的億萬人，都受到他的影響。除了英格蘭，沒有哪個國家把本國歷史的其中一段如此「戲劇化」，或呈現在如此眾多的觀眾面前──或許只有透過好萊塢西部片呈現過去歷史的美國是例外。

莎士比亞於1590年代迸發驚人的創造力，寫下10部英格蘭歷史劇。這番創作或許是在當時人對歷史感興趣和對抗西班牙的大業所激發出來，也或許是對伊莉莎白一世的王位繼承人選遲遲未定的憂心忡忡才催生出來。這些劇作搬上舞臺和付印出書，成為一般人瞭解本國歷史的途徑而廣受喜愛。

莎士比亞利用了多種資料和可茲借鑑的前人劇作，包括混合悲劇與喜劇的傳統神祕劇、大受歡迎的敘事詩歌、前一代人的政治與道德性寓意劇作、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作品（例如奧維德、維吉爾、塞內加、塔西佗）、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4）與海伍德（John Heywood, 1497-1580）等其他劇作家的作品、政治家的作品（例如馬基維利、湯瑪斯．摩爾）的作品，以及晚近的史學著作，尤其是霍林希德（Ralph Holinshed, c.1525-1580）的《編年史》（Chronicle）。

莎士比亞在寫這些劇作時，不大可能是把它們當成全套系列故事來構思。從《理查二世》到《亨利八世》，這些作品不是按照年代先後順序寫成，莎士比亞在世時也從未一部部按順序演出。直到浪漫主義時期才有人對他整套歷史劇感興趣：這些劇作整套第一次演出是在1860年代的德意志，要到1902年才在英格蘭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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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的同代人絕對能看出法定王位繼承中斷會帶來什麼危險，但後世的人卻缺乏當時的連貫脈絡，反倒使某些場景和人物大為出名，且名氣歷久不衰。

例如《亨利五世》這齣劇被視為能在國家陷入險境時激發愛國熱情，它在拿破崙揚言入侵時被人搬上倫敦舞臺，並獲得滿堂觀眾的喝采，還在1940年啟發了邱吉爾以「少數人」為題的演說，更在1944年經勞倫斯．奧利維爾（Laurence Olivier）巧妙刪節後拍成影片，頌揚英格蘭人（更精確來說是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人）面對危險時永不消散的兄弟情誼。

但數百年來最受喜愛的諸多歷史劇皆聚焦於一個小丑和一個殘酷邪惡之人：法斯塔夫和理查三世，從而把歷史大事貶為舞臺布景。現代導演已從中抽取或增添多種意涵，從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反法西斯到和平主義，有時透過修改劇作或誇大搞笑的模仿劇作，有時則藉由強調莎士比亞自己的某些主題思想來達成。這種修改劇作以使其更富現代面貌的舉動，或許正表明我們已不再能理解其原始意義。但現代化的文本也可能使莎士比亞的15世紀故事成為表達今日政治感受的一種方式：例如把理查三世打扮成法西斯獨裁者。

莎士比亞使英格蘭的晚近歷史（以及《李爾王》、《辛白林》等古代神話，儘管方式不同），成為和羅馬史一樣偉大的藝術創作題材。反觀法蘭西直到1765年《加萊圍城戰》（Le Siége de Calais）問世前從未有哪部劇作以該國歷史為題，更不用說這部以法蘭西和愛德華三世對抗為題的劇作如今已遭人遺忘。莎士比亞以戲劇表現本國歷史，或許使英格蘭人自認特別，在某種程度上至今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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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所呈現的晚近歷史，常常被後人斥為「都鐸宣傳品」。因為他在好幾部劇作中，都透過幾個橋段和人物來合理化都鐸家族登上大位之舉，甚至合理化斯圖亞特家族登上大位的正當性。

這不只在《理查三世》劇中最明顯可見，在《亨利五世》、《哈姆雷特》、《馬克白》、《李爾王》劇中亦然。但莎士比亞筆下的大部分歷史都與「宣傳」背道而馳，因為矛盾始終貫穿其間，往往無從區分是非。他也鮮少過度美化歷史，時常帶有嘲弄的味道，偶爾帶著懷疑悲觀。劇中英雄甚少，惡棍和無能者甚多，徒勞無功之事也所在多有。沒有委婉修辭，也罕有上天仁慈的跡象，更看不到深具教化意義的訊息。沒有「宏大敘事」，頂多就一個暫時幸福的結局。

已有人認為莎士比亞筆下的英格蘭史與君主政體密不可分，是一種表達「政治上恭敬」的展現，但他筆下的世界其實也包括英格蘭鄉村和常民世界，而且他對王族的描述完全談不上恭敬或過度美化。

考慮到晚至19世紀時，歐洲許多地方都把在舞臺上以「略具爭議」的方式呈現君主視為禁忌，但莎士比亞不只把君主「曝露於光天化日下」（套句1860年代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名言），還讓君主受到咄咄逼人的怒視，呈現出遭羞辱、罷黜、殺害的國王。這些劇作絕大部分都離不開政治，離不開行事出於野心、色欲、自傲、恐懼、報復、眼紅之人的衝突與決定，偶爾還有忠貞、信心或榮譽（榮譽是什麼？法斯塔夫揶揄道，只是個「字眼」罷了）。角色努力的目標往往終歸徒勞、荒謬可笑、沒有意義。就連最正義或光榮的戰爭都帶來瘡痍、腐敗、殘酷和「惡臭生蛆」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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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筆下的國王、王后就和農民一樣有人性──自私、殘酷、懷疑、無能、好色、不忠，但很少展現非常崇高的騎士精神，只有在承蒙他們子民的恩典下才顯得神聖。難怪他的劇作會引來政治麻煩。伊莉莎白一世在看過他某齣戲後曾以凶惡的語氣論道：「我就是理查二世，你不知道？」（編註：《理查二世》公演於伊莉莎白女王治下，由於女王當時膝下無子，王位繼承問題重新浮上檯面，因而與劇中諸大臣向理查二世「逼宮」的情節有巧妙呼應之處。）

莎士比亞鮮少說教，筆下人物呈現多種面向。就連殘酷邪惡之人，有時都表現出人性、勇氣或惹人憐憫。一切由觀眾自行判定。對一個已歷經政治覺醒且聲稱有權利評判自己統治者的民族來說，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從莎士比亞的作品來看，我們可以猜想他本人似乎支持和平、和諧、節制，並把英格蘭視為一座受到細心照顧的花園。這是一項需要許多人手的任務，而且從未完成。

最起碼，這些劇作已讓某些事件、人物、言詞、短語留在人們心中──

──皆堪稱是對英格蘭最著名的頌詞。這類短語即使遭不當使用，仍舊創造出與過去的連結感。

莎士比亞替15世紀打造了慘澹的形象──或許比現代歷史學家所證實的還要慘澹，肯定也比整個中世紀的真正情況還要慘澹。當時社會與政治並非處於人人彼此為敵的衝突裡。英格蘭在正常情況下都是平和之地，偶爾才有極端混亂的情況發生。

此時期英格蘭人的富裕程度遠超以往，且直到19世紀晚期才會被超越。社會衝突很少訴諸暴力，也沒有理由認為這時社會比近代社會還要對立。雖然這時仍是家父長制且等級分明，但社會已在因應黑死病之後出現了自由與繁榮的局面。

除了莎士比亞以外，其他藝術家也有助於催生我們對「中世紀」的多元印象──「中世紀」（medieval）一詞直到19世紀才問世。浪漫派對國家文化傳統的興趣，經由沃爾特．史考特的作品普及開來，在歐洲各地和歐洲人的海外殖民地催生出一股中世紀狂熱。中世紀風格在建築、藝術、文學和時尚裡，都作為和諧、有機、基督教社會之象徵而蔚然成風。

這促成中世紀建築的保存和修復，以及許多採用新哥德式風格的新建築問世（從小屋到火車站）。新哥德式建築往往被視為英格蘭本土風格──「早期英格蘭式」（Early English）、「裝飾英格蘭式」（Decorated English）、「垂直英格蘭式」（Perpendicular English）。因此，1835年西敏宮的重建案才會採用新哥德式，而非新古典式風格。重建的西敏宮以令人驚嘆的恢宏（且浮誇）身姿，申言議會的歷史悠久和其在英格蘭歷史裡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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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世紀」可能也是個被濫用的詞彙，至今亦然。此詞的通俗意涵讓人聯想到暴力、殘酷、壓迫、無知。「哥德式」文學相當喜歡著墨於恐怖事物。

「中世紀」懲罰的殘酷，也與18、19世紀主張人道對待罪犯的運動背道而馳。最重要的是，中世紀的黑暗形象符合新教歐洲自啟蒙時代以來的歷史觀，被視為一段長達數百年的落後迷信時期，介於古文明瓦解和被重新發現並超越的近代之間。

這種後來人稱「輝格史觀」（Whig history）的論點，基本上把歷史看作政治進步的過程，因此不可避免地把中世紀視為壓迫野蠻，視為「黎明前的黑暗」。許多人相信過去的盎格魯撒克遜英格蘭是自由且幸福的，因此把諾曼征服後的幾百年視為一段透過《大憲章》和議會以恢復權利的抗爭時期──此觀點也正濫觴於中世紀。更負面的觀點則認為，現代都市化和現代商業才是進步的源頭，因而把上古自由或中世紀進步之說斥為無稽之談。

在這一深具影響力的觀點下，中世紀只能是貧窮不堪、嚴酷、壓迫，中世紀的政治只是勢力過度強大之貴族的權力鬥爭，混亂且自私。這些現已過時的文化與歷史傳統解釋仍然在發揮影響力，扭曲我們對這幾百年歷史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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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的史詩：務實．法治．傳統．中庸，揭開千年淬鍊的島國認同》

作者： 羅伯特．圖姆斯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1/09/08

內容簡介：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英格蘭人碰上了自我定位的挑戰與掙扎。帝國瓦解、經濟衰頹，英格蘭的全球影響力似乎大不如前。徬徨的人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美國，或把歐洲聯盟看作新出路。英格蘭能否靠自己走向世界？唱衰與懷疑的聲音四起，激起了英格蘭人重新思考「我們是誰」的古老問題。本書以英格蘭的千年歷史為憑藉，回顧英格蘭人經過千錘百鍊的島國認同，檢視英格蘭文化的斷裂與延續，找出處變不驚、在傳統中持續創新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