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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逃避黑歷史(上):我們都是「邪惡普魯士人」的受害者

2018/12/25 黃哲翰

第三帝國的戰爭機器,很快地也將奧地利捲入其中。圖為二次大戰中,在東線蘇聯戰場的德...
第三帝國的戰爭機器,很快地也將奧地利捲入其中。圖為二次大戰中,在東線蘇聯戰場的德軍戰車。 圖/美聯社

1943年11月1日,同盟國發表的《莫斯科宣言》,更加速翻轉了奧地利人對德國人的態度。同盟國為了進一步分化德國與奧地利,在宣言中給了奧地利人一份重量級的禮物:將奧地利視為納粹德國的「第一受害國」,並承諾協助奧地利從納粹德國的宰制下解放。

戰爭進入1944年,德國的敗相已十分明顯,奧地利人反納粹、與德國人劃清界線的舉動便越來越頻繁。就連德國人自己都明白,奧地利戰後將得到敵人的同情寬待,因而開始將大批大批的資產轉入奧地利(1945年,奧地利境內資產的德資佔比已達57%)。

戰爭末期,奧地利人已悄然開始扭曲現實,否定德奧合併以後的這段黑歷史、編造起自己的「受害者神話」(der Opfermythos):德奧合併是出於德國的侵略,而不是奧地利人的意願;奧地利人參與納粹的罪行,都是被逼迫,而不是共犯。

戰爭進入1944年,德國的敗相已十分明顯,奧地利人反納粹、與德國人劃清界線的舉動...
戰爭進入1944年,德國的敗相已十分明顯,奧地利人反納粹、與德國人劃清界線的舉動便越來越頻繁。 圖/美聯社

▌受害者神話

換句話說:那些在「擦洗派對」(Reibpartien)中羞辱猶太人取樂的、那些爭相掠奪猶太鄰居、那些自發協助追捕屠殺猶太人的奧地利人,此外,還有130萬名加入納粹國防軍的奧地利人、50萬名奧地利納粹黨員、佔約20%的奧地利籍集中營管理者、軍警系統中240名指揮官級的奧地利人——他們都和在奧地利境內被驅逐的13萬800名、以及被謀殺的6萬5,000名猶太人一樣,都是受害者。

奧地利人牢牢地抓緊「受害者」的自我想像,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戰爭結束,奧地利接受四國占領時,美軍特別優待從集中營被解救出來的猶太人——有些奧地利人竟然對此大表憤恨不平:同樣都是受害者,為什麼他們先有吃的!

也正是由於這個「受害者神話」,讓奧地利不願和「德意志」以及「邪惡的普魯士人」(der “böse Preuße”)再有什麼瓜葛。越來越多奧地利人從此擺脫曖昧,開始明確自稱「奧地利」、不再有「德意志」這個前綴的「奧地利」。

1945年4月,蘇聯紅軍透過「維也納攻勢」攻陷了奧地利。許多畏罪、或不願被紅軍生...
1945年4月,蘇聯紅軍透過「維也納攻勢」攻陷了奧地利。許多畏罪、或不願被紅軍生擒的奧地利納粹,於是紛紛攜家帶眷、集體自殺。 圖/Sovfoto

那些在「擦洗派對」中羞辱猶太人取樂的、那些爭相掠奪猶太鄰居、那些自發協助追捕屠殺...
那些在「擦洗派對」中羞辱猶太人取樂的、那些爭相掠奪猶太鄰居、那些自發協助追捕屠殺猶太人的奧地利人——他們都和在奧地利境內被驅逐的13萬800名、以及被謀殺的6萬5,000名猶太人一樣,都是受害者?圖為戰爭末期,在奧地利境內遭敗逃納粹集體滅絕的猶太人。 圖/美聯社

重獲獨立的奧地利第二共和,進行了一系列的轉型,例如1945年的教育改制,德語課改稱「教學語」(Unterrichtssprache),硬是不要和「德」牽扯上關係。

這種毅然決然與德國一刀兩斷的姿態,還有一個堪當教科書典範的例子:戰後,德奧兩國就奧地利境內大批德國資產的問題爭執不下,奧地利堅持以「受害者」的身份,要求德國交出資產作為賠償。奧地利的姿態讓德國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一時氣不過,對當時代表奧地利談判的克萊斯基(Bruno Kreisky,後於1970年起擔任奧地利總理)開酸:

好啊,那在德國境內的奧地利資產呢?您聽好了,克萊斯基先生,如果我知道希特勒的遺骨在哪裡,我很樂意將這筆奧地利資產讓您帶回去!

投機主義的「受害者」姿態,再加上緊接著發生的美蘇冷戰,這一連串的歷史事件,徹底改變了奧地利的自我認同與政治生態。

投機主義的「受害者」姿態,再加上緊接著發生的美蘇冷戰,這一連串的歷史事件,徹底改...
投機主義的「受害者」姿態,再加上緊接著發生的美蘇冷戰,這一連串的歷史事件,徹底改變了奧地利的自我認同與政治生態。圖為戰後佔領維也納的蘇聯紅軍。 圖/法新社

▌去納粹化到兩黨和解

戰後初期,奧地利曾有一波「去納粹化」(Entnazifizierung)的政治清算。然而清算方式卻十分可議,例如:他們採取報復原則,強迫前納粹黨員在胸前配戴納粹鉤十字(Hakenkreuz),像過去對待猶太人那樣,進行污名化的羞辱,因而引發了各種衝突和反感。甚至讓有些前納粹黨員反而可以理直氣壯,宣稱自己才是受害者。

此外,由於社會普遍信奉奧地利的「受害者神話」,前納粹黨員的確也可以藉著受害者論述脫身,主張自己只是不得不奉令行事,最後獲得包庇寬宥——這個姿態為世人所熟知的典型,就是1961年耶路薩冷大審中的被告艾希曼(他恰好也是奧地利人)——以上種種問題,都讓奧地利的「去納粹化」無法執行徹底。

隨後,美蘇開始冷戰。奧地利處於「西方世界」的最東緣,面臨周邊國家都迅速赤化的局面。由於奧地利人傳統上既排外又保守,對俄羅斯(「二戰末到處姦淫燒殺的東方異族」)與共產主義(「翻天覆地的革命」)普遍極為反感,此時他們更加懼怕繼續清算納粹會引發社會動盪、讓共產勢力有可趁之機。於是,「去納粹化」的清算就被冰封擱置,奧地利人毫不猶豫地選擇和前納粹黨員和解、結盟,共同對抗共產勢力。

由於社會普遍信奉奧地利的「受害者神話」,前納粹黨員的確也可以藉著受害者論述脫身,...
由於社會普遍信奉奧地利的「受害者神話」,前納粹黨員的確也可以藉著受害者論述脫身,主張自己只是不得不奉令行事,最後獲得包庇寬宥——這個姿態為世人所熟知的典型,就是1961年耶路薩冷大審中的被告艾希曼(圖)。 圖/美聯社

奧地利傳統的左右兩大政治陣營,戰後分別改組為奧地利社民黨(SPÖ)與奧地利人民黨(ÖVP),兩者政治實力在伯仲之間,因而雙方都想爭取「第三勢力」——由前納粹黨員與親納粹人士組成的無黨籍聯盟(VdU)——的支持。

隨後,此一勢力中有一小部分被兩大黨收編,而留下來的大部分,則改組為奧地利自由黨(FPÖ)。換言之,戰後奧地利政壇上的兩大一小黨,都吸收繼承了過去的納粹成分。特別是自由黨,它基本上就是納粹的嫡親。

「受害者神話」與冷戰局勢下急需和解共生的氣氛,除了為本土納粹提供保護傘之外,也漂白了奧地利人民黨的前身、法西斯政權「祖國陣線」過去壓迫猶太人和屠殺社民黨人的黑歷史。在1934年一手終結民主、建立法西斯獨裁的多爾夫斯(Engelbert Dollfuß),也因為在納粹政變中遇刺身亡,被推崇為抵抗納粹德國的民族烈士。

但也就在這樣忘卻歷史、全面洗白、和解共生的政治風向下,奧地利才從立國30年來、將國家一路推進無底深淵的政治惡鬥中解脫。人民黨與社民黨放下過去的冤仇,彼此妥協、共組聯合政府。

在這樣忘卻歷史、全面洗白、和解共生的政治風向下,奧地利才從立國30年來、將國家一...
在這樣忘卻歷史、全面洗白、和解共生的政治風向下,奧地利才從立國30年來、將國家一路推進無底深淵的政治惡鬥中解脫。人民黨與社民黨放下過去的冤仇,彼此妥協、共組聯合政府。圖為1955年,歡慶戰後國家終於「恢復主權」的奧地利民眾。 圖/美聯社

▌新國家認同

戰後直到60年代末,奧地利都靠著兩黨共治的「比例分配制」(der Proporz),著手重建國家、渡過冷戰的高壓局勢。「比例分配制」不只意味著政壇上兩黨均分公職,它更全面地延伸到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從學校、公司、媒體、學術機構、乃至於各種公民組織,都由兩黨瓜分勢力範圍。在每一個領域,人們總是要對自己的顏色明確表態:是「紅」(社民黨/左派)還是「黑」(人民黨/右派)?然後各認山頭、各歸其位。

如此,又重現了極具傳統奧地利特色的、多元帝國式的政治文化:靠關係、靠派系、各方山頭喬事情、彼此妥協分配利益的模式,直到20世紀末都是還是多數奧地利人對「政治」的想像(到政府機關辦事、職場升遷也都特別重視攀親帶故)。

然而,奧地利已不再是過去的大奧匈帝國了。戰後的奧地利,終於擺脫了自1918年建國以來揮之不去的大國思考習慣(例如「德意志奧地利」、「大德意志」),而換上了一套務實的小國意識。

奧地利已不再是過去的大奧匈帝國了。戰後的奧地利,終於擺脫了自1918年建國以來揮...
奧地利已不再是過去的大奧匈帝國了。戰後的奧地利,終於擺脫了自1918年建國以來揮之不去的大國思考習慣,而換上了一套務實的小國意識。圖為戰後的奧地利釀酒師傅。 圖/美國新聞署

「奧地利」此一小國認同的骨架,是來自於與德國劃清界線、與過去一刀兩斷。至於其具體的內容,則是隨著奧地利戰後穩定繁榮的發展,才一步一步獲得填充、穩固成型。這是標準的「先上車,後補票」的國族認同。

象徵性地標誌「奧地利」認同誕生的起點,是1955年5月15日在維也納美景宮簽訂的《奧地利國家條約》(Österreichischer Staatsvertrag),隨後奧地利國家正常化,結束了長達十年的戰勝國占領狀態。

奧地利自此宣布成為永久中立國(但在國際政治上採親西方的姿態)。「中立」的概念決定了「奧地利認同」的基調——它恰好和傳統奧地利人的非政治(unpolitisch)、只關注自身(selbstbezogen)、但又喜歡當公道伯的性格一拍即合。

同時,奧地利透過政治上的比例分配制,結合企業國營化的路線、以及獨樹一格的「社會伙伴關係」(Sozialpartnerschaft,即一種勞資雙方彼此妥協、密切合作的模式),成功帶動經濟成長、並且穩定社會。隨著生活水準的提升,奧地利人的國族認同感乃與日俱增。

象徵性地標誌「奧地利」認同誕生的起點,是1955年5月15日在維也納美景宮簽訂的...
象徵性地標誌「奧地利」認同誕生的起點,是1955年5月15日在維也納美景宮簽訂的《奧地利國家條約》,隨後奧地利國家正常化,結束了長達十年的戰勝國占領狀態。 圖/美聯社

奧地利自此宣布成為「永久中立國」,並成為冷戰中相當特別的存在。圖為1961年,美...
奧地利自此宣布成為「永久中立國」,並成為冷戰中相當特別的存在。圖為1961年,美國總統甘迺迪(左)與蘇聯總書記赫魯雪夫(右),在奧地利外交交手的「維也納美蘇峰會」。會談後,氣勢全遭壓制的甘迺迪懊惱地認為「自己被赫魯雪夫擺了一道」。 圖/甘迺迪總統圖書館

戰後奧地利重點發展的文化觀光產業,也成為形塑國族認同的關鍵之一。奧地利利用其文化資產吸引大量觀光客的同時,更加深了其自視為「文化國」(die Kulturnation)的想像。輕歌劇、民俗音樂、古典樂、戲劇,都成為國族認同的一環,並且把此一「小奧地利」的文化認同,籠統地稼接到過去大哈布斯堡王朝的文化傳統裡。

有趣的是,原先為了商業目的刻意營造的「觀光民俗」(例如刻意穿上傳統服飾、表演民俗音樂與舞蹈)和「家鄉行銷」(Heimat-Marketing),也都反過來變成了奧地利人國族想像的元素。時至1987年,一項調查顯示,已有91%的奧地利人都認為觀光業是本國的驕傲。

另一項奧地利人驕傲的來源,則是救助難民——這一點乍看之下十分令人意外(尤其是鑑於2015年難民潮後奧地利的表現)。

1956年10月,匈牙利爆發革命,蘇聯軍隊大舉開進鎮壓,出現大批流亡潮。在此,奧地利展現了捍衛人權的姿態,慷慨地接濟匈牙利難民。乃至於有外國作家寫道:「如果我必須逃亡,我會希望逃往奧地利。」奧地利作為「難民之國」(Asylland),自此享譽國際。隨後,奧地利也持續大方伸手救助來自東南歐的難民,截至鐵幕倒塌為止,總人數超過200萬。

1956年10月,匈牙利爆發革命(圖),蘇聯軍隊大舉開進鎮壓,出現大批流亡潮。在...
1956年10月,匈牙利爆發革命(圖),蘇聯軍隊大舉開進鎮壓,出現大批流亡潮。在此,奧地利展現了捍衛人權的姿態,慷慨地接濟匈牙利難民。 圖/美聯社

「奧地利樂於張開雙手接收難民的理由是,」奧地利前內政部長布列夏(Karl Blecha)曾一語中的地解釋:

因為我們都心知肚明,他們之中有80%根本不想留下來。

那如果難民們絕大多數都想留下來呢?——結果就是現在右翼民粹主政的奧地利。

但是,無論是1956還是2018,奧地利的性格基本上並沒有太大不同。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政治反應,彼此並不衝突,兩者都出自奧地利人的同一套邏輯。

這套邏輯,也表現在下列看似矛盾的現象上:奧地利人的仇外程度在歐洲是數一數二的高,但同時卻也非常樂於透過人道捐款來救助外國人,與歐洲各國相較,奧地利所捐的善款也是數一數二的多。

「因為我們都心知肚明,他們之中有80%根本不想留下來。」圖為1956年,奧地利邊...
「因為我們都心知肚明,他們之中有80%根本不想留下來。」圖為1956年,奧地利邊境的匈牙利難民救援行動。這批匈牙利流亡人士,最後大多落腳美國。 圖/美聯社

由上可知,「國際姿態/國際形象」也屬於奧地利人國族認同的成分。除了「難民之國」之外,還有一種國際姿態,更是形塑奧地利認同的重要因素:

1970到1983年,社民黨的克萊斯基擔任總理期間,在外交舞台上極為活躍。他以奧地利在地緣政治上的中間位置作為象徵,扮演起冷戰雙方陣營、以及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的媒合者。更特別的是,克萊斯基身為猶太人,在面對以巴衝突時,一面採取冷靜而嚴肅地批判以色列的立場,另一面則積極促成以巴雙方的和平協商。

這些外交姿態,伴隨著1979年維也納國際中心(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落成、聯合國辦公室等國際組織一一進駐,奧地利的國際聲望大為提升,更打開奧地利人國族認同的全新視野。再一次,對小奧地利的認同想像,被稼接回過去哈布斯堡王朝在外交場上呼風喚雨的黃金時代。但差別在於,奧地利追求的不再只是權謀與利益,而更有人道、和平、永續發展......等普世價值(...接下篇)。

再一次,對小奧地利的認同想像,被稼接回過去哈布斯堡王朝在外交場上呼風喚雨的黃金時...
再一次,對小奧地利的認同想像,被稼接回過去哈布斯堡王朝在外交場上呼風喚雨的黃金時代。但差別在於,奧地利追求的不再只是權謀與利益,而更有人道、和平、永續發展......等普世價值。 圖/美聯社

——▌接續下篇/奧地利逃避黑歷史(下):「小奧地利」的矛盾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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