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解日本人論》：大和民族矛盾的「以和為貴」？
大和民族，以和為貴。
如果你接觸的是以京都為代表的王朝文化，又讀過婉約動人的川端康成作品《古都》，還真的會相信上述說法。畢竟這種建構於「物哀」（もののあわれ）——一種來自無常的哀愁——進而發展出來的美學觀念，再加上少許佛教思想的價值觀，的確很難讓人和暴力、鬥爭聯想在一起。
「以和為貴」在日本初見於聖德太子的十七條憲法，憲法的第一條就寫著「以和為貴、無忤為宗，人皆有黨、亦少達者。以是或不順君父、乍違于鄰里，然上和下睦、諧於論事，則事理自通，何事不成」，充分表現出大和民族以對話及「不要起爭議」為最高價值的民族性。
畢竟是日出之國，生氣當然不能到日落（大誤）。
不過以京都代表的王朝文化當然不能代表整個日本，古代天皇家的內鬥就殺氣騰騰，後來發展出來的武士更是把相殺當成重要謀生技能。但是聖德太子一般被認為最重大的功績，是他作為實質上日本佛教之父的地位，他的外交內政成績反倒其次。畢竟不管是日蓮宗的日蓮、淨土真宗的親鸞或是其他不分宗派的佛教宗師，都毫不隱藏自己對聖德太子的尊崇。今天日本還有「聖德宗」這個佛教教派，在民間也常見所謂「太子信仰」。而日本佛教的大功臣聖德太子所訂定的十七條憲法，卻把「以和為貴」放在第二條「篤信佛法僧三寶」之前，可見「和」對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
的確，如果檢視平安時代以來就廢除死刑的事實，日本似乎真的是個和平的國家。但是這種和平只限定於法律上的規定（平安中後期就算作出死刑判決，也會被減一等為流放刑）和王朝貴族間的一種優雅意識。這種優雅意識並非建立在對生命的尊重或什麼普世價值，而是基於佛教影響怕殺生造業、或是傳統信仰中對於怨靈的畏怖而產生的結果，裡面沒有什麼博愛的高尚精神元素。
一方面，在沒有死刑的時代，對反亂者的彈壓和征討從未少過，征戰過程中造成的殺害死亡亦不在此限。時值平安時代最末期，參與崇德上皇與後白河天皇政爭落敗的武士源為義和平忠正便遭到處斬，宣告了死刑的復活。源為義是源義朝的父親、也就是後來的幕府將軍源賴朝的祖父，平忠正的親姪子則是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平清盛。當時朝廷對兩人處以死刑，讓平清盛監斬自己的叔叔就算了，還命令源義朝監斬自己的父親。
死刑的復活首先施行在當時被視為天皇家番犬的武士身上，朝廷甚至發布這種違背人倫的命令。可見這些崇尚潔淨，因為害怕死亡帶來的「污穢」而不動用死刑的貴族們，其實起心動念為的只是利己的精神潔癖，當對象換成他們認為根本是「人間以下」的武士時，動用死刑或殺害就沒那麼大件事了。況且武士日常以動武和殺生為業，本身又是平安貴族每天脫離現實、一味追求優雅和精神主義所產生出來的反抗勢力，因此在平安末期死刑復活後，後來的武士政權也繼續沿用這種刑罰。
關於日本文化中對於「清淨」的思考，我們會在另一章作討論。但是崇尚武力的武士奪得政權後，除了像足利尊氏、德川家康這種擁有絕對個人魅力的獨裁英雄型領袖外，其實就連所謂的幕府，只要進入安定時期就毫無例外地變成群體決策型態，其精神類似於今天的合議制。由此看來，就連尚武的武士們，都無法掙脫「和」的控制。
從平安王朝文化延伸出來的貴族愛好和平精神，講難聽點就是一種「假掰」，是不想讓自己雙手染血和讓死亡的污穢靠近自己的假高尚而已。這種假掰並沒有滲透到一般的平民階層。出現於江戶時代的歌舞伎劇目《菅原伝授手習鑑》，描繪的雖然是知名的菅原道真被中傷流放後抑鬱而終，最終在其子菅秀才的時候獲得平反的故事，但是其劇情卻與正史不同，並非將政敵流放到外地，而是在道真死後，藤原家還派出殺手打算幹掉仇人之子，甚至出現下人為解救菅公後代砍下自己兒子首級，欺騙前來滅口的追兵這種慘烈情節。可見日本人與中國人、台灣人相較並沒有比較文明理性，所謂的「和」絕不是我們現代人所主張的和平精神，而是另一種有趣的精神構造。
▌對外的殘虐性與「和」的矛盾
不可否認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背後是數百萬亞洲人的性命犧牲，而在一九四三年由厚生省主導的《以大和民族為中心的世界政策》也明確提出了亞洲該以作為主人的大和民族佔優勢地位來領導其他民族。
正如筆者在其他著作中經常提到的，「清淨」是日本神道的信仰根基之一，是日本文化底流的一部分。以《擁抱敗戰》（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一書聞名的約翰道爾（John W. Dower）也曾主張，日本與美國敵對時，美國基於白人至上的心理把日本人看成黃色猿猴，日本的領導者和思想家們則以民族和文化的「清淨」作為根本思想，將戰爭和大量死亡視為一種淨化的過程。這種思想除了來自於傳統信仰外，更連結到傳統的「外來者」思想，進而把美國等白人國家當作不淨且需要排除的他者。
當然，二戰時無論日本或美國方面都有極端的殘暴行為，在後來發現的日本士兵日記中，就曾詳述如何虐殺美國士兵，不但毫無憐憫之心而且看著美軍士兵屍體像是「看著白色的人偶頭」。美軍在二戰期間收集日本兵頭蓋骨，甚至戰後拿回去當擺飾戰利品的行為，似乎並沒有高明到哪裏去。
在戰爭中殘酷的不只日本人，殘酷的表現方式也不僅只於殺戮與傷害。一如歷史學者會田雄次在《阿弄集中營》 （アーロン収容所）中所描述的自身戰俘經驗，英軍或許不像傳說中的日軍一般，直接傷害虐待戰俘，但是他們卻像對待動物一樣看待當地人的屍體、女性軍屬在沐浴或換衣服時完全不在意日本俘虜入內清掃（因為根本不認為對方是「人」），會田等戰俘兩年間從來沒聽過英軍說過一句「THANK YOU」，給戰俘的香煙也是丟在地上之後用下巴示意要對方去撿。甚至還發生過如廁間被日本戰俘不小心闖入後，要戰俘跪著直接小便進對方嘴裡的過分行為。
「文明」永遠只是個相對的概念，尤其是戰爭這種極端非日常時期。不過相對被視為柔順的日本人會出現二戰期間的殘虐行為，仍是我們必須去探討的主題。戰後數十年的中曾根發言，也正好證明二戰時因為殺戮而激化的日本單一民族論和排外心理，其實還潛藏在日本人的內心底流。針對此一排外心理，研究結果大多與大日本帝國的國族認同相聯結。這是我覺得必須重新探討的部分。因為站在一個民俗學研究者的立場，所謂的國族意識必須建立在當地各種大小族群和共同體的基礎上才能成立。
如果把日本人的自傲和排外全都歸罪於大日本帝國的成立和向外擴張的意識型態，則一方面太過高估明治政府成立後由上到下的政治強制力，另一方面也不免小看明治以前千年以上的日本民族傳統。簡單來說，我認為上述的民族特性不是國家近代化後才突然形成，相反地，這些感情是從民間長時間培養的特性中增殖出來的。而這個特性就是日本人的村落社會性格。
日本的古稱「倭」發音為「わ」（WA），代表日本的「わ」又被寫成「和」，日本的美稱「やまと」（YAMATO）也可以漢字「大和」表示。就像之前所說的「和」是日本精神的源頭，那麼這種源頭的形成背景或許也可以從「わ」之中得到一點啟示。不止上述單字，「わ」在日文中最常用的其實是「輪」、「環」，意即「圓形」。所以在日文裡和平的狀態、圓滿的形狀、甚至國名的「倭」，都是一樣念「わ」。
更有趣的是，上古時代的日本聚落樣式「環濠聚落」，也就是在村落周圍挖出深溝作為防禦工事、居民在深溝圍住的區域裡生活的形態。這種聚落形態一直被繼承到中世時代，形成日本人除了家族組織外的共同體「內」、「外」意識。在「環」之內的自己人，由於生活在與外界隔絕的共同空間裡，所以形成了上一章提到的公眾意識「世間體」，而為了維持自己與他者生活的和諧，所以和生活空間一樣「圓滿」的「和」，自然成為日本村落社會的最高價值。
當然，村落共同體這種形態並不只限於日本社會，同時也散見世界各地。但是就像風土論所強調的，被稱為島國的日本往往容易被忽略其高山眾多致使水流湍急、切削出破碎的河谷地形。現在前往日本自助旅遊非常方便，如果你在日本的鄉間地方自駕走上幾天，就會發現這裡除了是島國之外更是個山之國度。
過去日本人因為灌溉和農耕，以及易於防禦的關係，傾向在山谷間的低地或盆地構築聚落，像戰國時代著名的越前朝倉氏一乘谷城，其城下町就是建設在兩側被山丘包圍的山谷地帶。另外「自由之丘」、「六本木之丘」這種以山坡地為貴的新風潮，其實是在明治時代之後才興起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外國人進來之後，紛紛在神戶、橫濱等面對港口的山坡地建設異人館，讓這種原本日本人眼中種不出什麼好作物的地區，變得先進時尚了起來。
由於古來就喜好居住在山谷間的低濕地，為了防範洪水，日本特殊的「農業土木」（真的英文就翻成「NOGYODOBOKU」）極為發達。目前東京黃金地帶山手線的「山手」意思是山坡地，在過去也是江戶中下級武士的居住地，因此才成為當時興建鐵道的徵收地段。而這種喜好居住於山谷間、某種程度上與他者隔絕的天然環境，也強化了日本人的村落社會性格。受此性格影響，共同體成員很容易將外來者或共同體外的其他人，當成和自己不一樣的人種，並容易發展出對外的殘忍特質和不當言行。
▌本文為《圖解日本人論》（遠足文化，2018）書摘
作者：蔡亦竹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日期：2018/07/04
內容簡介：七十多年前，畢生未曾踏上日本國土的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透過運用文化人類學方法分析日本國民的性格，留下經典不朽的著作《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超過半個世紀之後，負笈日本超過十年的民俗學家蔡亦竹，將透過其學術專業，從民俗學角度切入，為讀者精闢剖析日本人的原型以及日本文化的村落性格。徹底解剖「地表最令人不解」的日本人原型，從對於死亡汙穢恐懼、對群體決策型態的仰賴，到強調內外之分、同儕壓力大到足以將人逼瘋，台灣第一本帶你透過放大鏡檢視「何謂日本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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