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烏地式扭曲：導讀《中東心臟》與王國的未來

2018/04/06 張鎮宏

當年輕的王儲穆罕默德・賓・沙爾曼，不斷替透過媒體造勢，一再強調沙烏地阿拉伯的未來「唯有改革」時，我總是納悶：所謂的改變願景，有沒有哈立德這種人的角色？

哈立德是我大學時代的阿拉伯語老師，是二〇一〇年沙烏地「官派」來台、也是迄今最後一任的「末代」烏斯塔德（阿拉伯語中的老師、教師之意）。

過去幾十年，沙烏地政府一直打著推廣阿拉伯語的名號，向全球的教育機構、清真寺，派遣數千名阿語教師。這批領著沙烏地薪水的官派師資，大多是三十歲上下的男性，雖然掛著「語言教學」之名，但所謂的師範訓練，卻都以宗教研究為主。他們在國內研讀《古蘭經》，在國外傳授阿拉伯語——如果時機恰當，這些烏斯塔德還得為「沙烏地版本的信仰規範」傳教布道。

由於台灣的穆斯林人口相對小眾，派遣來台的烏斯塔德，通常只有一位。但在二〇一〇那年，沙烏地卻一口氣向台灣唯一的教育對口——政大——派來了三位烏斯塔德。其中一同空降的，也包含了率團督學哈立德。然而在哈立德任教半年內，系所師生的氣氛卻奇差無比。

在課堂上，哈立德唯一的教學，是讓學生們死背、唱誦《古蘭經》，甚至不惜發動沙籍教師「集體罷課」，以要脅系方配合沙烏地設計的整套經學課程；但在課堂外，哈立德帶隊的一幫烏斯塔德，卻時常流連台北聲色場所，在某次的「比基尼之夜」中，手拿海尼根，與泳裝辣妹一同舞池搖擺的哈立德，甚至登上了店家臉書的活動首頁。

爭議的課程策略與知行見證的不一致，讓哈立德成為了本地師生的頭痛人物。眼見教學狀況不如預期，失了面子但身為「督學」的他，竟下達爭議命令——在二〇一一年寒假結束後，沙烏地老師全數撤離了台灣，也不管下學期的課程，所有烏斯塔德不告而別。

雙邊鬧翻，政大近半的課程一度開了天窗。據說這批教學，後來在哈立德安排下，轉配給了俄羅斯與奈及利亞。但直到今日，沙烏地仍不再派遣官方師資，重返台灣。

但荒謬之外，哈立德的故事，其實反射出了在《中東心臟》一書中，作者凱倫．豪斯以筆說明的「沙烏地式扭曲」。

曾擔任《華爾街日報》發行人的豪斯，過去長期派駐中東，見證了沙烏地作為「石油豪門」的崛起與詛咒。在她筆下，於荒漠中建立王國的紹德一族，是極為狡猾且老練的現實主義者。他們花盡了時間與血的代價，才牢牢取得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寶藏，以及象徵信仰正宗的「兩聖地守護者」頭銜——並不猶豫地將油元與宗教，化為無情的統治工具。

然而《中東心臟》一書，寫下了沙烏地受困於宗教、王室、文化衝突與經濟分配之間的掙扎糾葛。書中並未替國王們獻計任何解決藥方，反而記下了王國內的種種妥協、無力與無奈，以及當代沙烏社會搖擺不定的自我懷疑。

以教育來說，忙著積攢油元的沙烏地，直到王國成立的二十八年後，才於一九六〇年啟動國民教育。但當時的教育部，卻不以培訓現代化人才、傳播專業知識為主要目的。

當時，中東的情勢風起雲湧。曾經同為君主制國家的埃及、伊拉克，分別在一九五二、一九五八年被革命推翻。紹德家族的昔日敵手，哈希姆家族的伊拉克國王費瑟二世，更慘遭處決、曝屍街頭。此際，新崛起的埃及強人——賈邁爾．納瑟——卻因在蘇伊士運河危機成功抵擋英法聯軍的聲望，成為阿拉伯世界的新英雄。納瑟所象徵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更是突破國界，燃起各地「阿拉伯兄弟」的激情。

但對剛從部落政治走向中央集權統治的沙烏地來說，納瑟燒起的誘惑，對於王朝基業「太過刺激」。於是紹德家族這才狹持著「兩聖地守護者」的名號，推出了遙相制衡的「泛伊斯蘭主義」。

新崛起的埃及強人——賈邁爾．納塞——卻因在蘇伊士運河危機成功抵擋英法聯軍的聲望，... — 新崛起的埃及強人——賈邁爾．納塞——卻因在蘇伊士運河危機成功抵擋英法聯軍的聲望，成為阿拉伯世界的新英雄。圖／美聯社

1956年回訪埃及的沙烏地國王紹德（左），在納瑟（中）宅邸接受招待，紹德國王甚至... — 1956年回訪埃及的沙烏地國王紹德（左），在納瑟（中）宅邸接受招待，紹德國王甚至與納瑟的長女乎達（右二）「握手」。1966年，紹德國王遭宮廷政變罷黜、被王弟們流放的他，也因納瑟總統的庇護收留、短暫居於埃及，而這也是埃沙雙方明暗摩擦、競爭的其中一個原因。圖／納瑟總統基金會

在王室的大力支持下，甫啟動的教育計畫，快速地朝信仰需求邁進。沙烏地一方面透過宗教課程，於形塑中的國民認同裡，植入紹德王族與沙烏地王國「伊斯蘭護衛者」的正統形象；一方面派遣烏斯塔德、或是招募留學生，積極向海外輸出認同教育。而哈立德等人，正是沿襲這一政策的中堅產物。

由上而下的宗教教育，雖穩固了沙烏地甫成型的統治名分，但大規模複製的宗教專家，反而增強了基本教義派的保守力量。

在七〇年代，藉由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一九七九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而哄抬的國際油價，於一九八〇年代開始暴跌，並在一九八五年直墜谷底。崩潰的油價，連帶重挫了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經濟，不僅對內投資大幅縮水，政府財政更一度崩潰、瀕臨破產。因此，高度經濟與社會成本的教育改革被迫擱置；王室為了平息經濟緊縮所造成的民生落差與社會問題，只能選擇「低風險維穩」，密切尋求宗教當局的合作與背書。

與此同時，八〇年代的伊朗何梅尼政權，也高調地打出「輸出伊斯蘭革命」口號。遠在中亞的阿富汗戰爭，則因蘇聯的軍事介入，而激發起美國卡特主義「全力阻止鐵幕入侵波斯灣」——前者迫使恐懼的紹德王族回應以同等的瓦哈比主義輸出；後者則透過強大的動員整合能力，將這股來自沙烏地的狂熱散播到全球、任一封堵蘇聯的冷戰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