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的幽靈（上）：俄國十月革命的記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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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的小餐室裡，黑色犀牛底座上的法國鐘已經靜止了一個世紀。1917年10月26日（儒略曆；格里高利曆11月8日）凌晨，布爾什維克赤衛隊突襲冬宮，強行逮捕臨時政府官員。時鐘停在俄羅斯帝國的臨終時刻：2時10分。一百年後，指針才又動了起來。

靜止的鐘沉默地計量歷史的斷裂。博物館為了迎接俄國革命一百周年的到來，特別修復了時鐘。館長米亥伊爾‧彼奧特羅夫斯基（Mikhail Piotrovsky）在接受訪問時提到：「時鐘應該要走，象徵生命的延續。」對這位東方學家而言，革命早已告終，是可以「心平氣和地討論的事件」。以史為鑑？誰說重複是歷史的必然。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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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17年的俄羅斯，「革命」絕對是最重要的關鍵詞。在聖彼得堡，曙光號巡洋艦經歷長達兩年的維修，終於重新見客；人們在涅瓦河畔聆聽「革命的音樂」。中國藝術家蔡國強在莫斯科的普希金造型藝術博物館前搭起巨型裝置，以白樺樹和搖籃堆疊成一座小山。「搖籃孕育最初的天真幻想。」藝術家解釋，這件作品既是人類理想生活的紀念碑，亦是「社會烏托邦的陵墓」。

特展名為「十月」，和俄國當代史博物館的「1917：革命代碼」、特列季亞科夫畫廊的「某人：1917」構成再現革命精神的軸線。除此之外，「#1917LIVE」等網路計畫在虛擬世界裡重構過去，大量的媒體報導也使一百年前的俄國革命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之中。

上個世紀以來的俄國歷史不但是革命的歷史，更是一再覆寫革命的歷史。正如同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柯爾尼（Frederick Corney）在《述說十月》（Telling October）中強調，十月革命的敘事並非對事件的「描述」，而是對歷史事實的「論述」。1917年的革命不僅開啟了世界史的新頁，更是形塑俄羅斯人身分認同的關鍵。隨著歲月流轉，俄國革命的歷史記憶在不同的時代脈絡中一再被改寫，衍生出新的意義。

過去一年，1917年的革命在資訊的洪流中載浮載沉，成了極其矛盾的存在：既遠且近，神聖而禁忌；在成為焦點的同時，卻又更加曖昧不明。革命是否真的結束了？在當代的俄羅斯，有沒有可能心平氣和地看待革命、「將革命埋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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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的建立，或布爾什維克的巴士底

投影燈光將冬宮映照成一片通紅，為俄國革命一百周年特展揭開序幕。

紅色是烈火與鮮血，也是一種歸返。1901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將冬宮的外牆漆成暗紅色。歷史學家半開玩笑地說，革命因此而成為必然。開幕的夜晚，歷史的現場再次成為舞台。音樂、革命領袖的演說、白銀時代詩人的詩句——博物館將表演的文類定義為「神秘劇」。「歷史在此寫下」是展覽的名字。

布爾什維克的確在冬宮寫下歷史，但十月革命的輪廓實在太過模糊，必須透過各式各樣的巧妙手段，才得以建構、鞏固蘇聯的創世神話。詹姆士‧馮‧格爾登（James von Geldern）在《布爾什維克節慶：1917–1920》中提到，在革命成功之後，蘇聯政權隨即面臨艱鉅的考驗，不但深陷內戰，還必須面對轉型時期的政治思想矛盾。當布爾什維克的核心精神從顛覆、奪權轉向鞏固、建設，創造新的身分認同便成為最迫切的任務。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節慶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革命周年當然是形塑蘇聯身分的重要時機，關鍵在於向群眾解釋事件的意義，強化政權的合法性。在這個階段，布爾什維克政府面臨相當尷尬的處境，除了要確保十月革命的神話地位，還必須將群眾的熱情轉向積極的國家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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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7日，列寧在莫斯科的革命廣場為馬克斯、恩格斯銅像揭幕。未來主義的前衛藝術在盛大的遊行中出盡風頭，戲劇表演和音樂會不只是餘興節目，也是革命的教室。當晚，在煙火施放之後，廣場上代表革命階級敵人的稻草人被焚燒殆盡。為求訊息傳達的清楚與明確，當局更利用報刊、出版品向民眾詳細說明慶典中象徵元素的意義——爆炸的煙火火箭代表資本主義的崩解，閃耀的鐵鎚和鐮刀反映旭日的光明。

此外，為了在糧食短缺的狀況下營造節日的歡樂氛圍，當局特別提高所有類別的食物配給額度，並且開放供應魚、奶油等奢侈食品。簡而言之，革命一周年的慶典是定義與創造傳統的時刻，不僅鞏固了列寧的領導地位和布爾什維克的身分認同，更將官方革命敘事的焦點自聖彼得堡轉移至首都莫斯科。

歷史學者李察‧史提特斯（Richard Stites）認為，莫斯科是「說話的城市」，而聖彼得堡則是「劇場的城市」，特別強調前者的論述強度和後者的表演性質。的確，劇場在蘇聯早期革命敘事和政治意識的建構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為革命周年紀念所作的《神秘滑稽劇》（Mystery-Bouffe）是末日與新生的神話，直接體現了時代的精神。

革命的劇場也是劇場的革命。一流的創作者紛紛投入大規模的戲劇表演，戶外群眾劇場的狂飆年代於是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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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葉夫列伊諾夫（Nikolai Evreinov）的《突襲冬宮》是俄國戲劇史上獨一無二的傳奇。1920年11月7日的這場表演在某種程度上改寫了歷史，為革命創造無比鮮明的形象。

雖然列寧曾在1905年號召群眾一舉拿下「俄羅斯的巴士底」，但作為象徵，冬宮並不特別受到布爾什維克青睞。首先，社會主義革命有必要和被貼上布爾喬亞標籤的法國大革命劃清界線。再者，二月革命之後，臨時政府已經早一步繼承了法國大革命的主要文化符碼。

除此之外，冬宮畢竟和巴士底不同，並非囚禁人犯的監獄，而是沙皇的居所。與其說臨時政府的帝俄宮殿是專制的堡壘，不如說是失序和權力癱瘓的象徵。然而，為了使十月革命的神話深植人心，布爾什維克需要一個強大的符號、一起驚天動地的事件。

研究者普遍認為，在布爾什維克黨人闖入冬宮、逮捕臨時政府官員之前，十月革命早已大勢底定。和車站、電信局等重要的軍事據點相比，冬宮現場的狀況其實相對平和。換句話說，突襲冬宮從來不是布爾什維克成功取得政權的關鍵，而是革命的反高潮。那麼，又該如何在事件發生短短三年之後，當著目擊者的面在原址重塑歷史記憶、建立不可動搖的神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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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戲劇鬼才葉夫列伊諾夫來說，「劇場從來不是歷史的速記員」。因此，他的目的當然不是精準重現過去，而在於創造新的歷史經驗。在彼得格勒軍區政治局（PUR）的支援之下，他為10萬觀眾呈現俄國革命最壯闊的篇章——《突襲冬宮》共有約8千人參與演出，遠遠超過當年攻守兩方的人數總合。紅、白大戰先是在廣場上演，編制有500人的樂團演奏〈馬賽曲〉和〈國際歌〉表現勢力的消長。

群眾高呼著。滑稽的克倫斯基跳上掛著美國國旗的汽車，落荒而逃。最後，當勝利的時刻來臨，觀眾融入表演者的行列，加入突襲的隊伍。《突襲冬宮》像是某種重返現場、體驗歷史的儀式。葉夫列伊諾夫利用集體記憶紛亂、模糊的本質，創造比歷史更加真實的偉大史詩。突襲冬宮就此成為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敘事核心。

十月革命在建構蘇聯身分認同的最初階段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藉由慶典活動和各種手段，布爾什維克政府訴諸群眾直接的感官經驗，賦予既有的符號系統新的意義，企圖藉此建立強而有力的革命敘事。這樣的嘗試雖然有其成果，但若要更有效率地動員革命的政治能量，勢必要建立更加嚴密、周全的歷史記憶系統。

《突襲冬宮》片段

▌記憶的工程

在1920年代，對十月革命的詮釋直接關係到蘇聯政權的合法地位。因此，建立統一的歷史論述是非常迫切的任務。知名歷史學家米亥伊爾‧帕克羅夫斯基（Mikhail Pokrovsky）在一次會議上警告，流亡境外的立憲民主黨（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領袖帕維爾‧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頻頻出版關於革命的論述，對布爾什維克史觀是相當大的威脅。他強調，對歷史詮釋權的爭奪形同「戰鬥」，一旦失敗——

有鑑於此，蘇聯當局於1920年成立「十月革命與共產黨歷史委員會」（Istpart）。該組織最初隸屬教育部，1921年12月之後改由中央委員會直接管轄，首要的任務是延續十月革命之後陸續進行的資料蒐集計畫，彙整相關的文獻、檔案，建立完整而一致的革命敘事。除了在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大城市，歷史委員會在全國許多地方設有分部，形成龐大的工作網路，可以說是蘇聯政府早期在記憶工程方面最重要的基礎建設。

資料蒐集的工作刻不容緩。出版品、書信、日記、演說稿、會議紀錄、帝俄時代的警察機關檔案都是重要的歷史素材。值得注意的是，委員會特別注重反映普羅大眾革命經驗的第一手資料。工作團隊以群眾的回憶豐富大歷史敘事，同時將偉大的革命寫進個人的生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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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是歷史委員會建構革命經驗資料庫最主要的手段。除此之外，各分部經常舉辦「回憶晚會」，藉由對特定題目的討論，彙整群眾的革命經驗。計畫的主持人、歷史學家米亥伊爾‧奧爾明斯基（Mikhail Olminsky）認為，唯有透過集體合作，事實才得以揭露。他曾說道：

因此，工作團隊建立了系統化的工作方法，比對、追問、查證革命經驗的細節，以求準確。在1920年代，由歷史委員會蒐集、彙整的資料是革命史研究、出版重要的素材。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如研究者指出，歷史委員會革命史計畫的目的不僅是蒐集與整理，更在於創造與生產。取得資料的過程中，委員會也有形塑與審查的作用。換言之，所謂關於革命的歷史記憶並非單純被記錄下來的過往，而是在敘述的互動過程中被再經驗、再理解的創作結果。可想而知，歷史委員會的工作方法特別重視過去和當代的連結。

所謂歷史，往往是為當下服務的歷史。

（延伸下篇／百年的幽靈（中）：〈十月的教訓〉和消失的歷史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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