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的幽靈（下）：再見列寧！哈囉普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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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凍1917

在去史達林化的年代，革命的敘事再度回歸列寧傳統。不過，這一回，他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或道德的標竿，而是化身成為謙虛、親切的「列寧爺爺」。這樣的現象反映了社會心理的某種集體嚮往，又或至少是對史達林之外的替代路線的追求。

在相當程度上，赫魯雪夫的「融冰」的確是蘇聯社會改革、開放的契機。一方面，革命的浪漫情懷有復興的趨勢。另一方面，人們開始質疑革命的神話，試圖探問表象後的真實。1966年，作家艾米爾‧卡爾金（Emil Kardin）於《新世界》雜誌發表〈傳說與事實〉一文，還原曙光號巡洋艦在革命中的角色。原來，偉大的革命敘事中所謂的砲擊冬宮不過是一發單響，作用在於提醒河道上的船隻保持警覺。

同樣的傾向也體現在學術研究方面。1956年，傳統教條式的歷史知識依舊不容質疑：《歷史問題》主編愛德華‧布爾德札洛夫（Eduard Burdzhalov）在期刊上發表的一篇論文引起軒然大波。他不但提及1917年間布爾什維克在政治立場上的動搖，更指出地方支部與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等派系的合作關係。

這篇論文飽受各界抨擊，布爾德札洛夫也被迫離開總編輯的職位。不過，情況漸漸有了改變。1960年代，非布爾什維克派系的歷史地位獲得承認，相關的研究也終於被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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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革命

在布里茲涅夫的停滯年代之後，戈巴契夫的「改革」為革命注入新的能量。1987年，戈巴契夫在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盛會上以「十月和改革：繼續革命」（October and Perestroika: The Revolution Continues）為題發表演說，宣告革命為當代蘇聯最核心的價值。

長久以來，十月革命的敘事鞏固了蘇聯政權的合法性，在「改革」年間，革命的修辭則賦予戈巴契夫相當大的力量，支持他反抗封閉的政治傳統。他不僅肯定十月革命，更推崇二月革命的價值。在他看來，二月革命不但是邁向十月革命的重要階段，更是珍貴的民主經驗。

列寧的神話也在戈巴契夫的革命敘事中得到新的面貌。對戈巴契夫來說，列寧的革命精神在於不惜對抗錯誤的政治框架，勇於叛逆，尋求出路。關於這一點，192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是最好的例證。戈巴契夫強調，當前的社會主義並未繼承革命的精神，而「改革」才是1917年革命和列寧路線的延續，是開創社會主義前景唯一的手段。

除此之外，在「開放政策」的年代，人們得以更加自由地反思20世紀的歷史。革命前的俄羅斯又成為懷舊的目標。人們回憶起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被遺落的其他可能，如帝俄末年彼得．斯托雷平的改革和稍縱即逝的民主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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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心思變的年代，革命理所當然成為大眾文化的重要元素。如果傳奇搖滾歌手維克多．崔高唱「改變！我們期待改變！」是對革命溫柔而堅定的浪漫嚮往，在水族館樂團1987年的〈著火的火車〉中，革命已不再是「歷史的火車頭」。

蘇聯的敘事傳統中重要的革命意象被徹底改寫，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火車奔馳著，但人們已經無處可去。「是時候回家了。」鮑里斯‧格列賓什科夫唱道。值得注意的是，音樂錄影帶裡穿插著蘇聯早期紀錄片中教堂被拆毀、破壞的片段，使這首歌的批判色彩更加強烈。

戈巴契夫告訴人們，因為理想尚未達成，革命的歌必須繼續唱下去。然而，革命的本質依舊是顛覆。在社會主義的框架內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計畫以失敗告終。如俄羅斯政治學者娜塔莉亞‧葉莉謝耶娃（Natalia Eliseeva）指出，戈巴契夫的革命修辭的邏輯矛盾日漸明顯，在相當大程度上導致了蘇聯體制的傾覆與瓦解。

水族館樂團〈著火的火車〉

維克多．崔〈改變〉

▌革命的貶值

蘇聯解體之後，1917年的俄國革命成了更加遙遠的過去——一個不復存在的國度的創世神話。對於葉爾欽而言，革命是中斷歷史正常發展的悲劇。他將俄國革命與共產政權劃上等號，在批判蘇聯的極權體制與合理化民主改革的同時，特別強調革命的負面意涵和嚴重的後果。這樣的傾向在1996年總統大選期間尤其明顯。

面對共產黨候選人根納季‧久加諾夫的競爭，葉爾欽必須突顯蘇聯之惡，主張共產主義是俄羅斯的絕路。

與此同時，節日系統也反映了革命在俄羅斯當代社會中地位的改變。1996年，葉爾欽正式將「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紀念日」改名為「和諧與和解日」。2005年，普丁又進一步以11月4日的「民族統一日」取代了11月7日的假日。

十月革命的周年紀念成了日曆上平凡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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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什麼革命？誰跟誰和解？

研究者指出，對於歷史，普丁的態度是「全面繼承」。俄羅斯帝國和蘇聯的符號、儀式都是他強大的政治工具。也正因此，俄國官方對革命100周年紀念曖昧、低調的立場引起國內、外媒體的關注。《紐約時報》在2017年3月問道：

普丁有絕對充分的理由和革命保持距離。民主的浪潮始終是令「現代沙皇」頭痛的問題，而布爾什維克的政治理念也已經是太過遙遠的過去。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世界革命？——快別開玩笑了，絕對的愛國精神才是當代俄羅斯的關鍵詞。

除此之外，1917年的革命無法賦予普丁任何的政治能量。俄裔英國記者阿爾卡季‧奧斯特洛夫斯基（Arkady Ostrovsky）指出，普丁傾向「忽視列寧，復興史達林」。

在他看來，列寧不僅葬送俄羅斯帝國，摧毀東正教信仰，更「埋下原子彈」，間接導致蘇聯的瓦解。而史達林則是帶領俄羅斯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勝利的英雄。普丁不需要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神話，對他而言，復興民族主義、重建強權的史達林才是現代俄國的開端。也正因此，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日」成了最重要的國家慶典，而革命周年的重要性則早已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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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普丁為2017年定調——革命周年並非節慶，而是檢視歷史的機會。那麼，革命的教訓究竟是什麼？他說：

對普丁政府來說，革命是歷史的悲劇，而且和外國勢力的介入有絕對的關係。2007年，在革命90周年前夕，《俄羅斯報》重新出版亞歷山大‧索忍尼辛的〈二月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引發熱烈的討論。在這篇索忍尼辛於1980年代寫下的作品中，今日俄國的統治菁英讀到以下的訊息：

該書於2017年再版，可見「革命即混亂」的修辭仍然是當今俄國政府的革命論述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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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丁的和解論述一方面回歸葉爾欽第二任總統任期的基調，另一方面也呼應他多次公開強調的核心價值：統一與和諧。對此，文化部長弗拉基米爾‧梅金斯基（Vladimir Medinsky）在2015年的發言中有更詳細的說明。

所謂和解，關鍵在於認識社會分裂的悲劇後果和承認俄羅斯帝國、蘇聯與現代俄國一脈相承的繼承傳統。與此同時，他強調，革命中敵對的兩方都應該得到尊重——因為，不論立場如何，他們都是為了崇高的理想而奮鬥的英雄。

然而，和解談何容易。根據列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的民意調查，一個世紀過去，俄國民眾對十月革命的看法依舊分歧：48%的受訪者正面評價革命，31%抱持相反的態度。此外，有21%的民眾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誰跟誰和解？」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阿列克謝‧列維金（Alexei Levykin）在接受採訪時反問。歷史學者阿列克謝‧米勒（Alexei Miller）則在一場論壇中評論：

理解、承認差異是和解的第一步。在今日「和諧」至上、缺乏有效溝通管道的俄羅斯社會中，要化解分歧、彌平歷史的傷痕，似乎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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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百年的競技場

在革命100周年的競技場上，東正教會是最為活躍的選手。對於東正教信徒而言，1917是複雜的一年：當年8月召開的地區主教會議象徵教會的新生，而革命則是國族悲劇的開端。

基本上，教會對於革命的看法與政府當局一致。基里爾大牧首公開譴責革命為「天大的罪行」，並視聖以薩教堂回歸教會管轄為和解的象徵。除此之外，電影《瑪蒂妲》（Matilda）的爭議也使教會對末代沙皇和俄國革命的評價成為焦點。

《瑪蒂妲》描述尼古拉二世與芭蕾名伶瑪蒂爾德‧克辛斯卡（Mathilde Kschessinska）的戀情。宗教界人士將這部電影視為對聖徒的褻瀆，基進團體甚至揚言發動恐怖攻擊。

《《瑪蒂妲》預告片》

「有這樣的黨！」1917年，列寧在第一屆全俄蘇維埃大會上高聲疾呼，強調布爾什維克有能力完全掌握政權。但隨著蘇聯解體，俄國共產勢力的影響力大不如前。如今，黨依舊存在，但鎚子和鐮刀似乎已經無力改變任何事情。即便如此，俄羅斯共產黨仍然按照往例在11月7日舉辦遊行，集結國內、外的左派團體，試圖營造大會師的氣勢。

有趣的是，共產黨的革命100周年慶祝活動在莫斯科君主復興飯店（Renaissance Moscow Monarch Centre Hotel）舉行。歷史的巧合令人莞爾，也可以說是另一種和解。

除此之外，在革命周年前夕，俄羅斯共產黨在全國各地修復數千座列寧雕像，企圖保存蘇聯時代的歷史記憶。同時，安葬列寧的問題又再度引起議論。

2017年3月，俄羅斯東正教海外教會表示，將「二十世紀最大的壓迫者、施害者」的遺體遷出紅場將是俄羅斯人民與上帝和解的重要象徵。隨後，俄羅斯自由民主黨（LDPR）議員也提案支持。政治人物紛紛表態，車臣領導人卡迪洛夫、國家杜馬議員波克隆斯卡雅和日前宣布投入2018年總統大選的索布恰克等人皆公開要求遷葬列寧，而東正教會雖然表示贊同，但卻也有所保留。

知名記者米亥伊爾‧齊格爾（Mikhail Zygar）在一場座談會上提到。雖然，根據2017年4月的民意調查結果，有56%的俄國民眾對列寧抱持正面的態度，但在今日的俄羅斯，革命神話中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已經搖身一變，成為大眾文化的現象、笑話的主角。

除此之外，齊格爾認為，政府無作為的作為反而開啟了自由討論的空間，對於反思1917年革命的意義有非常正面的影響。「如果有所謂官方的路線，關於革命的研討會就只能在救世主教堂舉行了。」他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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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主持的網路計畫「1917：自由的歷史」以社群媒體的形式還原100年前的歷史事件，重建革命的現場。對於1917年的革命——尤其二月革命——齊格爾顯然有不同的詮釋。他期待透過回憶「自由的歷史」，喚起人們對於民主的熱情。2017年秋天，齊格爾將龐大的「1917資料庫」整理為統一的敘事，出版成書。

「我是記者，不是歷史學家。」齊格爾在《帝國必須要亡》（The Empire Must Die）的序中寫道。在書中，今昔對照的連結十分明顯。在提及國際人道主義者試圖營救因為刺殺亞歷山大二世而被判死刑的孕婦蓋斯雅‧蓋爾夫曼（Gesya Gelfman）時，作者加入了這樣的註解：

在眾聲喧嘩的敘事之中，齊格爾的訊息再清楚不過：2017就是1917，而帝國，或許終究是要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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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的幽靈

在俄國革命100周年之際等待新的革命當然是太過簡單的類比。在今日的俄羅斯，社會大眾雖然期待改變，但並不將革命視為必須的手段。

與此同時，1917年革命的輪廓也漸漸模糊了。如評論者指出，法國大革命之所以長存人們心中，因為「在那之後，世界真的不同了」，但在俄國革命和內戰年間，有太多的挫敗和令人起疑的勝利，人們很難找到真正的英雄。況且，當代的俄羅斯人既非帝俄的後裔，亦不是布爾什維克的傳人。

革命史研究者鮑里斯‧克隆尼茨基（Boris Kolonitsky）認為，這樣的現象也和歷史知識的匱乏、錯亂有關。他說，每一個蘇聯人都自認為熟悉革命的歷史。然而，在蘇聯的教育中，革命史往往是黨的歷史，是評價的歷史。知識的假象建立在片面或不正確的理解之上，影響了當代人對革命的看法。

「我們都是革命的產物。」文化評論者伊莉娜．普羅霍洛娃（Irina Prokhorova）也呼籲社會大眾正視革命經驗，尋求新的歷史觀點。

一個世紀以來，俄國革命的歷史一再被改寫、被賦予新的意義。在這樣的過程之中，革命敘事不僅再現過去，也反映了當代。如今，即便神聖的地位不再，革命依然不容被遺忘，繼續介入人們的生命，影響大眾的集體記憶和身分認同。

像是徘徊了百年的幽靈，在今日的俄羅斯遊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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