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平等正義之名： 梁彼德案與美國華裔之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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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斯（J. Rawls） 在《正義論》中提出「正義」的兩個原則：一是「每個人都有絕對的自由權，而自由是每個人都有的平等權」，羅爾斯認為人類同意這樣社會契約的動機，是為避免當自己可能淪為社會弱勢族群時，受到其他族群的壓迫；二是在自由「平等」中，人們卻能包容一定的「差異」，例如：收入差異與社經水平差異，是預想差異中的優勢資源，能夠使弱勢者也受益，也就類似於新自由主義中的「下滲理論」（trickle-down theory，或稱涓滴理論）。

羅爾斯嘗試將人類同意於社會契約的立足點，蒙上一層「無知之幕 」（veil of ignorance），當人們隱藏既存的社會地位與權力高低，回歸為沒有自變項的「原始立場」（original position）時，我們就有辦法避免受制於「誰的拳頭大，講話就大聲」的不平等現象。

不過，這樣的想法回映到如今的美國：在現實社會中，種族及移民問題所造成的不平等與不正義，早已將這片蓋幕撕扯得破碎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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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月20日，傳統上該是還沈浸在春節氣氛中的美國華裔族群，憤然而罕見地走上了街頭，抗議紐約布魯克林最高法庭「司法不公」，讓華裔做代罪羔羊。而紐約菜鳥警察——梁彼德（Peter Liang），就是他們聲援的對象。

2014年11月20日，梁警察與搭擋巡邏紐約公共住宅——路易斯．希頓．品克大樓。由於電燈損壞，公寓樓梯間一片黑暗，梁手持警槍開門，一不小心槍枝走火，打中樓梯間的牆面，彈射至非裔美國人阿凱．格利（Akai Gurley）胸膛。

中槍的格利雖然重傷，當場仍還有生命跡象，但梁與搭擋卻拖延了整整7分鐘，未按程序通報也沒有施予急救。最終，格利在其女友CPR急救之後，仍告傷重不治。

事發之後，經過一年多的審判，紐約布魯克林最高法院判處梁「二級過失殺人罪」，並將面臨15年牢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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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判決一出，驚動了華裔社區。許多人開始煽風點火，散播似是而非的理論。他們認為：2014年紐約警察丹尼爾．潘達里歐（Daniel Pantaleo）因執法過當，在紐約史丹頓島將非裔美國人艾瑞克．加納（Eric Garner）掐死，卻沒有受到法律制裁；同樣2014年，密蘇里州福格森市警察戴倫．威爾森（Darren Wilson）槍殺了18歲、手無寸鐵的非裔男孩麥可．布朗（Michael Brown），也沒被起訴——這全都是因為潘達里歐和威爾森是白人；而梁被判有罪，只能歸咎於自己是「弱勢的華裔」，所以才成了紐約警察部門的替罪羔羊。

這樣的言論一出，竟引起華裔族群的巨大迴響，從一開始的白宮網路簽署活動，到全美各大城市街頭抗議，不僅力挺梁不該受到如此嚴重的判刑，也譴責司法包庇白人，應該重判同樣過失殺人的白人警察。

我在紐約住了三年，由於工作與華人社區有過不少接觸，多少瞭解華裔族群對社會正義的冷漠常態。見到華裔族群這次如此重視司法正義、如此團結地爭取所謂的「平等」，我的心情是有點驚奇也充滿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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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為經濟不正義抗爭時，幾乎看不見華裔族群的支援，當時在紐約所認識的華裔朋友們，也鮮少表態支持，多是以「好危險，不要接近金融區」或「這些人怎麼這麼自私，不顧慮抗爭造成他人不便」等正義冷漠的態度面對。

當穆斯林族群在911事件後受到歧視與社會霸凌，這時華裔族群的聲音又在哪？當華裔移民們與其他中南美洲移民同樣辛勤工作，甚至是擔起大部分美國人不願接受的工作與薪水，卻面臨國土安全局（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半夜臨檢民宅，然後因為沒有合法居留身份，受到沒有尊嚴地逮捕、對待、監禁最後驅逐出境，甚至被拆散家庭。為什麼少見華裔社區與移民法改革組織們站在同一陣線，大喊美國移民法與國土安全局的執法，迫害基本人權與尊嚴？

又當這兩年「黑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的抗爭運動開始，反警察暴力、反種族歸納 （racial profiling），為何也幾乎不見華裔團體的疾呼聲援？更何況在美國，警察的逾權暴力及壓迫，分明也深深地影響著華裔族群。

像是2014年，在紐約上西區一名84歲華裔老年男Kang Wong，因闖紅燈受到紐約警方肢體暴力，最終只能送醫治療；2015年，芝加哥日光浴沙龍的Jessica Klyzek在面臨警察臨檢時被拳打腳踢，甚至被強迫裝進紙箱中，威脅要將她送回「老家」；更何況還有被警察槍殺的Fong Lee、Yong Xin Huang、和更多的華裔受害者，都曾陷於過當的執法文化。

但當華裔族群經歷如此類似的執法過當，緣何能不受BLM的激發，站在同一陣線抵擋警察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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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南非人權運動先鋒——屠圖大主教（Desmond Tutu） 所言：

大多數在美國的華裔族群，長久以來對社會不公義保持靜默，唯當一個不適任的華裔菜鳥警察，應當替自己的過失殺人負法律責任時，廣大的華裔族群竟公然實行「媽寶」教育——千錯萬錯，都是種族歧視的錯。絕不是一個膽小又受訓失敗，竟還硬著頭皮拿槍當警察，進而連過失開槍傷人的通報、急救步驟都無法實行的「孩子」的錯。就算這個「孩子」真有錯，且要為過錯負責，也要拉一些似乎相關又不相關的人來陪他受罪。正義？這些華裔族群選擇性地主張正義，實為矛盾。

回到文初羅爾斯的《正義論》，不難發現兩個正義原則在面對現實時的漏洞。這些華裔抗爭追求「平等」的矛盾，是「無知之幕」蓋不住長久種族壓迫華裔的結果。此結果使得這些憤怒的華裔們無法回歸「原始立場」，唯見自己與掌權者——也就是白人——的優劣關係。他們抗爭的目的是唯利己的，誤認「平等」是自身與強勢者的平起平坐，而不是整體社會裡「每一份子」的平等。對「平等」狹隘的認知，使得他們不自知地包庇了不正義的執法制度，並且維續了不平等的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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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警察的執法制度是出了名的「以暴制暴」，針對特定種族無緣故的搜查、威脅、與暴力也不只是個案、一日之寒。

我曾與司法機構共事，也多次接觸紐約警方，從這些互動經驗中我所了解的警察部門，其實就像個「男人俱樂部」（men’s club），警員間互相包庇對於嫌犯肢體與性暴力的情形層出不窮；就算暴力執法的證據擺在眼前，時常也只會施以內部處分，鮮少會受到法律制裁。

當作為警察的梁彼得，進入了這樣一個迂腐的制度裡，他就已經無法躲避制度與槍枝所賦予他的「權力」，而他的安於現狀，亦表現出他已成為這個壓迫系統中的一份子。甚至回頭來看，在梁案中，梁與其搭擋針對公共住宅的例行巡邏，便時常是針對低收入非裔社群的強制管理。

美國警察系統的腐敗，已持續超過一世紀，卻不見改善。抗議的華裔族群們，對於梁浸淫於掌權制度的事實裝聾作啞，但嘗試用「代罪羔羊」的名義替梁脫罪，實質上也同等於替紐約警察執法制度脫罪。類似的例行巡邏已經不是第一次出人命，若不進行改革、嚴處任何一個執法失當的警員，同樣的悲劇，也絕不會是最後一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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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族群的教育文化，很少包括探討社會平等與正義，對於種族歧視現象的反思，也時常停留在抱怨自己受到其他種族的歧視；但要能質詢（confront）華裔文化裡，對其他種族的偏見，卻非常罕見。此次抗爭中，不斷提出「梁彼德被判刑，因為他是中國人，司法種族歧視」的說法，但卻沒有考慮是否「梁彼德也是警察制度種族歧視的幫兇」。其立足點的膚淺及欠缺批判性思考，很難不被質疑挑戰。

這些加入抗爭的華裔族群們，忌妒BLM讓社會看見非裔美國人的力量，同時卻也搭著BLM訴求正義的順風車，終於找到機會，發洩對美國社會忽視華裔權益的怒火。但是，假正義平等之名的他們，卻看不見BLM的起始族群——非裔美國人——才是站在被警方暴力最危險的前線；他們看見自己華裔同族受霸凌，卻避而不見更多的非裔孩子們必須日日夜夜面對的恐懼，也看不透自己才是自己抗議口號中的「選擇性正義」。

華裔移民重視「教育」以及「競爭力」的價值觀，目的是為了自己與美國掌權的白人們平起平坐；而非用所受的教育，改變整體社會不公義——而這一次的抗爭，雖有些許荒謬，但卻同樣是重啟對話的全新機會：華裔族群藉由這次抗爭，再次弔念受到的警察暴力的華裔受害者，進而能重新檢視種族歧視跟權力結構的複雜關係。未來，華裔社群該如何做，來確保警察暴力的停止、以及社會不公義的消除，以及是否將提升自我的社會政治參與，將其他種族群體的正義也視為自身的權利，將會是美國社會如何看待華裔社群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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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一些在美國堅持理念的華裔意見，就算頂撞長輩父母，仍願意用良知抵制聲援梁彼德的抗爭遊行；就算可能遭受同儕排擠，也願意公開譴責這些抗爭華裔族群的虛偽正義。感謝《哈芬登郵報》上的Steph Yin、《西雅圖黑人書本俱樂部》（Black Book Club）的 Jm Wong、《論點記事》的Esther Wang，以及我的斯里蘭卡裔美籍好友Dedunu，讓無論是否在美國的華裔族群，有機會針對存在我們文化中的種族歧視現象進行對話，以及對於華裔廣泛地對社會正義的冷漠態度進行反思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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