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民主抗爭：專訪「歐洲香港人聯盟」
文：辜泳秝（Yongli Ku）
歐洲香港人聯盟經過兩年的籌備期終於在2024年9月30日宣布成立，他們選在中共第75個國慶節（10月1日）前一天公布聯盟成立的消息，跟那些壓秒發文祝賀新中國生日快樂的台灣藝人做了不太一樣的選擇。
反送中運動之後，香港出現大批外移潮，許多香港人離開香港到其他國家落腳，在英國以外的歐洲國家，香港人人數不多，而旅居歐洲的香港人依舊想為自己的家鄉做些什麼，於是在很多熱心人的奔走與努力之下，聯合歐洲8國香港離散社群組織的聯盟——歐洲香港人聯盟（The European Hong Kong Diaspora Alliance, EHKDA）正式成立，希望集結眾人的力量，繼續推動香港民主並保存香港的文化與傳統。
《轉角國際》在歐洲香港人聯盟的邀約下，採訪了聯盟中的4位成員，4個普通的海外香港人，希望透過他們投入香港海外倡議行動的故事讓更多人知道歐洲香港人聯盟，並且持續關心香港議題。
▌天時地利人和的聯盟秘書長Amy Siu（德國）
Amy住在德國已有14年，我們進行訪談的時候，她人剛好在柏林某個公園一處安靜的角落，她說她來到德國是因為在美國讀書時認識了另一半，就這樣住下來了。
從照片看起來，Amy是一個外型俐落，精神抖擻的女子，她的言談給人一種樂觀的力量。她說她很慚愧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時什麼也沒做，當時只想快點把自己的博士論文寫完快快畢業，她說她覺得自己很自私。
後來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時，Amy在電視新聞上看到香港的狀況，「真的看不下去」，覺得一定要站出來做些什麼，剛好那時候也遇到一群很有心的香港人，因為自己碰巧會點德文，所以就在抗議行動中擔任了對外溝通與主持活動的角色，就這樣進入了海外香港人的民主運動至今。
她說這一切，包括她為何會擔任聯盟秘書長一職，都是天時地利人和。
剛開始加入海外香港人的抗議行動時，她還沒有自己再也回不去香港的體悟，她說沒想到事情竟然會演變的這麼糟，在港版《國安法》跟《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通過之後，她發現在柏林敢出面參與行動的香港人，從反送中運動一開始的1、200人，最後變成如果有10個香港人出席活動就算是人數眾多了。
她表示，中共就是要透過國安法等惡法來嚇阻香港人參與抗爭或任何民主行動，他們的確也成功了。她說，她能理解這些不願意出面的人，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可以這樣義無反顧。
她本身有穩定的工作，工作時間相對有彈性，她有家人的支持，有德國的居留權，經濟狀況允許她在香港的家人到國外相聚，這些都是她能豁出去參與民主運動的後盾，也就是她口中所謂的天時地利人和。
Amy提到，德國有一個香港朋友在國安法之後還是選擇站出來，但是每次出現都是帽子口罩全副武裝，確定不會被認出來，這個朋友的挺身而出讓Amy看見要站出來對很多人來說，是需要多大的勇氣。
也因為深刻的理解到自己有各種有利於參與香港海外倡議運動的條件，Amy對沒有站出來的人有更多體諒。她知道這場運動走到現在，很多人雖然基於安全的理由，行動上必須放棄，但內心沒有放棄，她有這樣的條件可以行動，站出來是她認為理所當然的選擇。
參與這場運動所帶來的風險Amy也清楚，她跟先生每隔幾個月就會做一次風險評估，確定兩人都能、也都願意繼續承擔這樣的風險。她說，中共在柏林有海外警察，自己會比較注意，所幸到目前為止，除了在抗爭場合中出現中國大使館的人之外，Amy還沒有受到其他人身安全威脅，現階段的風險還能承擔，她表示不會因為中國威脅而退出這場運動。
在德國生活難免遇到中國來的移民，Amy說，她沒有因為香港的狀況而對中國人產生敵意，她認為，自己很幸運生在香港有機會體驗自由，如果生在中國，自己會不會也在那種體系中被洗腦很難說，很多人盲目支持中共政權，但有些海外中國人也是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她選擇不仇恨。
雖然參與香港民主運動充滿風險，但開心的事情還是有，例如歐洲香港人聯盟的成立。她說，經過2年的努力終於成立了聯盟，大家花了很多努力不放棄，克服了很多不同的意見。在歐洲的香港人真的很少，把力量聚集在一起是很重要的一步，很多有心人還沒有放棄，有同一個理念，這真的很令人開心。
Amy對這個聯盟很有信心，聯盟成員可以集思廣益，互相補足，雖然目前還很像小寶寶的階段，但大家互相幫忙，可以做得更好更多，尤其是在很少香港人的歐洲國家，成立聯盟對運動來說是很正面的，以往個別國家做不到的事情現在有希望透過共同努力去完成。目前大家一條心一起努力，基於這一點已經讓她對聯盟非常有信心了。
聯盟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到布魯塞爾歐盟總部進行倡議工作，成員們在那邊見了不同的歐洲議會議員，也拜會歐洲對外事務部（EEAS），還有不同政黨的代表，解釋現在香港的情況；其實在歐洲也有很多人關心香港，但沒有時間常常關注。
而歐洲香港人聯盟與歐盟之間其中一個討論重點是，歐洲今年開始要香港人用電子簽證，但香港有很多手足被警方逮捕過，他們可能會因此不能進入歐洲，因此聯盟的倡議小組就預先跟歐盟反應了這個狀況，希望有配套措施。
Amy最希望透過聯盟達成的工作，是在歐洲香港人的聲音可以被聽到。在歐港人很少，透過聯盟希望可以讓聲音大一點，可以多一點的力量，文化傳承的工作也希望能吸引多一些人跟組織，讓更多歐洲人認識香港。
Amy坦承自己很想念香港，她從2018年之後就沒再回去過，未來也不可能再踏進香港。她想念朋友家人和食物，她說，整件事很荒唐，她從來沒有想過在這個世紀還有地方是因為安全關係沒辦法去的，很荒謬，何況這個「禁地」竟然還是她的家鄉。但她也說，不能再回去雖很可惜，但若讓她選擇要做香港民主工作還是要能回香港一兩趟，答案很明顯。
▌爭取香港民主感覺是我的責任──瑞典港僑Tao
Tao跟聯盟中其他移居海外的香港人不太一樣，他是在瑞典土生土長的香港第二代，父母從香港移民到瑞典，Tao在瑞典出生，對香港的感情卻不少於生長於香港的香港人。不只廣東話說得相當流利，華語也一點都不差。他的應對進退和說話的氣質，跟我對香港人的印象相當符合，溫文儒雅、不卑不亢。
很難想像一個在海外出生長大的人會義無反顧的投入香港民主運動。Tao說，小時候常跟著父母回香港，香港對他而言是個像天堂的地方，雖然從未在香港長住，但每次造訪都是兩三個月，也有很多親戚在那邊。Tao說小時候的香港是個有人權、自由的地方，讓在瑞典長大的他對香港更加有親切感，也對香港產生了深刻的情感與認同。
對他來說，香港就像家一樣，加入民主運動之後就已經知道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沒辦法回香港。他聽回去的朋友說，香港的改變很大，街上聽到越來越多人說普通話，來自中國的人越來越多，街上看到更多中國國旗、聽見中國國歌，中國國慶的慶祝也越來越盛大，以前沒有的現在都開始了，未來只怕會有更大的改變，就像有人要把你家拿走但你卻不能做什麼。他有很多親戚朋友都搬離了香港，2019年後瑞典的香港人也變多了。
雖然如此，Tao認為香港的核心認同應該還是能留下，但他也擔心香港會廣州化——雖然留著核心認同，但粵語逐漸變成只在家中說的家庭語言，人人在外說著普通話，電視上也都說普通話，本地文化就慢慢式微及至消失。
Tao在加入歐洲香港人聯盟之前就已經在瑞典跟其他香港人一起成立了非營利倡議組織Befria Hong Kong，幾年來不斷在瑞典媒體上發表相關文章、拜訪瑞典國會，從事倡議工作。
他認為在海外的民主運動除了倡議之外，文化是另一項重要工作，Tao希望可以在瑞典或其他歐洲國家有更多的文化活動，也許播放影片或辦聚會。有了聯盟之後希望行政工作能更簡化，也許還可以跟台灣有更多連結。
Tao有家庭也經營自己的公司，時間太少是他參與香港民主工作遇到最大的挑戰，想文章、投稿、跟政治人物接觸，這些工作都要花很多時間，而要如何讓政治人物從理解香港議題到真正採取行動，這也是倡議工作時常面對的挑戰。
Tao說他其實不太喜歡露臉，或跟政客見面，但為了倡議工作的大局，他依然投身；而他在聯盟工作中最享受的部分，是跟其他同樣關心香港民主的香港人見面開會、聊天、吃飯、大笑，跟有類似想法的人相處總是會給人歸屬感。他說，很多香港人做了很多很棒很有啟發性的工作，大家都在做志工，跟這些人一起令人有成就感，也許可以幫忙型塑新的香港。
Tao說他有時也會問自己為什麼還在做有關香港的工作？他從沒想過自己會做這麼久，他認為自己堅持下去的原因是，自己是瑞典人，有自由有各種資源可以做這些事情。
「很多在香港或甚至中國的人想抗爭但沒辦法，我們在瑞典有言論自由，感覺像是個責任，可能是我自己想像的，但我覺得是個責任，我必須去做，這種感覺一直讓我走下去。」
他說家人還是很支持他的工作，一起看電視新聞時很難跟小孩解釋這個世界為什麼這麼令人失望，但至少小孩知道爸爸在盡自己的力量帶給其他人一點希望，他投身香港的民主工作多少也給家人對世界局勢失望的情緒帶來一個出口。
他說看到中國跟世界的發展，如果不繼續做這個工作自己可能會發瘋，也會看不起自己。他覺得做香港民主倡議工作其實也有他自己的私心，想要自我滿足甚至自我救贖，推動他的力量一部份可能是罪惡感，一部份是責任感。他說這個工作也許不會做一輩子，「但我還沒做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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